曹操戎马半生，辛辛苦苦打下江山，但是后人不争气，曹魏政权刚刚建立就向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作了妥协，军政大权旁落于司马氏之手。公元260年，魏晋贵族墓高贵乡公曹髦被贾充所杀，曹魏政权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公元264年司马昭自封晋王，西晋统治建立，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晋代是中国历史上极端腐败的一个时期，统治阶级穷奢极侈，人民备受压迫，下层士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为了避灾躲祸，很多文人都远离政治，他们或隐居山林，或寄兴诗酒，崇尚清谈，寄情玄理。“竹林七贤”是当时文人生活和创作态度的典型代表。其中，阮籍、嵇康、刘伶是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
阮籍是“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他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生于公元210年，卒于公元263年，在世53年左右。
阮籍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他有一副美好的仪容，所谓“相貌环杰，志气宏放”。他又有一肚子的学问，博览群书，尤好老庄。他性格古怪，傲然独特，任性不羁。他喜喝酒，能放歌，善操琴，为人放荡，是当时文人中的特异分子。他常常闭门读书，有时一月不出大门。有时他出门登山临水，喜爱之时，竟可以经月不归。读书、宴游的得意之际，时常忘乎所以，以至放浪形骸。
他特立独行的第一个表现是轻视仕途。阮籍年轻时本有济世之志，但西晋时代，官场腐败，政治黑暗，名士能够自保的很少，阮籍从内心蔑视这种统治，但又不敢公开反抗，所以，他以一种扭曲的态度，纵酒恣肆，佯狂自保。司马集团鉴于他的影响，多次拉他为官，但他不肯同流合污，又不敢公开拒绝，只好虚与委蛇。有人请他当官，他要么就终日不语，如对兖州刺史王昶之约；要么就不辞而别，如太尉蒋济请他出任官职，他写了一篇《奏记诣太尉蒋济》后亲自把信送到了都亭，然后悄然离去。蒋济见他肯写文章，以为他愿意出任官职了，就急忙派人去迎接。谁知迎接他的人到达时，他已经回家多时了，弄得蒋济大发雷霆。后来还是一些人出来劝说，阮籍才勉强就任，但也没有干几天就回家了。称病回家是他辞去官职的常用手段，如当局召他当尚书郎，他没做几天就称病告假了。实在推辞不掉的时候，他就勉强就任，但也是百事不问，目无风纪，衣衫不整，任意而行。但司马氏看中了他的社会影响，总不断地拉拢他。宣帝时任他做了太傅、从事中郎。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后，他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但这都是些闲散官职，他也对之无所用心。后来皇帝又委派他当大将军从事中郎。上任不久，有司报告他说有人杀了母亲，要加以治罪。阮籍说：“啊，杀父亲还可以，怎么能杀母亲呢？”话一传出，引起了轰动，有人责怪他失言了。皇帝知道后，责备他说：“杀父，是天下最大的罪恶，怎么能够说还可以呢？”阮籍说：“禽兽是只知母而不知父的，所以说，杀父，是禽兽的行为，而杀母，就连禽兽都不如了。”一席话让人们都无话可说。
阮籍不愿为官，但史书记载他曾主动要过两次官，一次是文帝辅政时，他对皇帝说，我曾游历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皇帝听到后大为高兴，立刻拜他为东平相。不过他的上任也很独特。人家当官都是走马上任，他却好，骑驴！到了任所，他把官衙内的墙壁屏障一一拆光。他说这样可以内外相望，法令清明简约。不过即使这样任意独行，旬日之间，他就离任回家了。又一次主动要官是当步兵校尉。为什么他这么积极地要当这个官呢？原来他听说这个步兵的营房里有一个厨子会酿酒，营内有贮酒三百斛，因此当官是假，喝酒是真。人们会问，既然司马集团大杀士子，为什么对阮籍那么宽容呢？其实不然。司马集团也是看准了阮籍的秉性为人，知道他性格软弱，对司马氏的统治构不成什么威胁。而他的社会影响巨大，拉拢了他，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好处。再说，给他的官都是闲差闲职，无伤大雅。
不过，阮籍终于因为官场之事而断送了生命。那就是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封自己为晋公，加九锡。他一方面强迫皇帝曹奂下诏加封，一方面在加封后他又假惺惺地装作谦让。大臣们要拍马屁，就纷纷加以“劝进”，并且叫阮籍写“劝进文”。阮籍哪里肯写这样的东西？他躲到朋友家喝酒去了，又想来一个借醉蒙事。谁知这次的计策没有成功。司空郑冲派出使者去找他，只见他趴卧在酒案之上，正酣然入睡。公差到达，不能违抗，他只得在醉意朦胧之中提笔书写，居然一挥而就，一气呵成，被人们传为美谈。不过，这篇文章全都是以郑冲的口吻“劝进”的，不表示自己什么意思。这也算是保持清白的一种办法吧。不过，这件事情到底是违心所干，此后，他一直耿耿于怀，郁郁不乐，不久就病倒，两个月后就溘然长逝了。
阮籍特立独行的另一种表现是纵酒。纵酒是他的一种嗜好，但也是他消极反抗、避祸自保、独善其身的一种手段，还表示他对礼俗的一种蔑视。
晋文帝司马昭想娶阮籍的女儿为媳，阮籍当然不会与他结亲，但又无法拒绝，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喝酒！每日朝朝，狂饮不止，终于，大醉60天！果然，晋文帝不好开口了，这件难办的事情，阮籍就这样醉卧不醒而不了了之了。
他还用这种方式躲避了祸患。司马氏的干将钟会，想借故整治阮籍，又无法下手，就想出了一个向阮籍询问时事的办法，企图从阮籍的回答中找到破绽然后定他的罪。阮籍早已识破了他的伎俩，于是，又是一醉到底。这一醉，钟会也就不好下手了。
综上所述，阮籍的纵酒，一方面是嗜酒，一方面也是避祸，是一种曲折的斗争方式。真是千钟苦辣酒，一腔酸辛泪，这中间的悲哀与无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阮籍的特立独行还表现在他对儒家礼教的蔑视上。他做了很多违反儒家礼教的事情，如他嫂子回娘家省视父母，这按照儒家礼教来说，是没有小叔子什么事情的，可是他却跑去送别。人家讥笑他违礼了，他说：“礼难道是为我辈而设的吗？”邻家有一个长得漂亮的少妇当街卖酒，他就经常去那里喝酒，一喝就醉，醉了就倒在人家旁边睡觉。还好，那位女子和她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也就没把这当成个大事。有一个兵家女子，有些姿色，但未嫁而夭，阮籍知道后，感到十分痛惜。他既不认识人家的父亲，也不认识人家的兄长，却跑到人家家中去吊唁，哭够了才回家。
阮籍虽然蔑视儒家礼教，但他又很遵守为人的一些准则，如他不随意褒贬人物，即有所谓“口不臧否人物”的美德。他对母亲也非常孝顺。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与人下棋，消息传来，对手要求停止博弈，但阮籍坚持下完这盘棋。当棋下完之后，他饮酒二斗，然后放声大哭，紧接着吐血数升。母亲下葬的那天，他食烹猪一头，饮酒二斗，然后诀别，直说“穷矣”，绝望之极，放声大哭，以致又吐血数升。这时的他，“毁瘠骨立，殆致灭性”——精神和肉体全都垮了。人们去吊唁，按理，孝子是要哭的，但阮籍不哭，只是“散发箕踞”——头发散乱，两腿像簸箕一样的摊地而坐，人像傻了一样。这说明他的悲伤是巨大的，但他的性格又使他不能苟同于常情，所以他采取了一些异常之举。这种心态，只有他的朋友裴楷理解，他说：“阮籍是方外之士，不会崇尚世俗的礼仪。”阮籍还会使青白二眼，对礼俗之徒，他用白眼，对不把礼俗放在眼中的人，他用青眼。嵇康的哥哥嵇喜去看他时，他翻白眼，而嵇康去看他时，他用青眼相看。
他虽然这样放荡无羁，但他的内心世界非常淳厚。他有时独自驾车出门，不问路径，信马由缰，一路走去，到了没有路径的地方，他就恸哭而返，感到人生道路的短暂。他登广武，看到楚汉相争的古战场，感叹地说：“时无英雄，使竖子（童子）成名。”意思是自己生不逢时，如果自己恰逢其时的话，就轮不到那些“竖子”成名了。即使他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一些行为，也是出于他内心的纯净，不然那些当事人也不会原谅他。
阮籍的这些异行特举，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正常心态的扭曲，是一种痛苦内心的表白。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些特异行为中，触摸到他痛苦心灵的颤动。这种内部心灵的颤动，也同样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觉到。他的82首咏怀诗，把他这种痛苦无奈的内心，从遥远的西晋传给了今天的我们。从那些诗作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他的“使气以命诗”的情态，听到了他的“感慨之词”的愤怒。这些诗作，丰富了我国五言诗创作的技巧，对后世的作家如陶渊明、陈子昂，甚至李白都有过一定的影响。
阮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是一篇极具赞扬又极具讽刺的名作。关于这篇作品的写作，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在河南的汲郡，即今天的河南汲县，有一座苏门山，山中住着一位名叫孙登的隐士，时人非常敬仰，称之为活神仙。阮籍也非常景仰他，就慕名去拜望。在一块岩石旁边他见到了孙登，他们相对而坐。阮籍向孙登谈起黄帝、神农的玄寂之道，孙登不理睬他。阮籍又对他说起夏商周三代的圣德美行，孙登还是不理。阮籍又和他探讨“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孙登还是不与他应和。无奈之中，阮籍对他长啸了起来，孙登还是没有回应。阮籍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自己下山。没想到他刚走到山腰的时候，身后却传来了几声长啸，像凤鸣，像鸾和，声音之辽阔高远，韵味之深邃悠长，使阮籍深感不及。一向自视很高的阮籍对那个山林高士佩服得五体投地。回到家中，他就写了那篇《大人先生传》。
文章对这位大人先生给以了激情的赞颂，在赞颂这位高人隐士的同时，对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又给予了辛辣的嘲讽。他把那些礼法之徒比喻为裤裆中的虱子，说它们“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好住处）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合规矩）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有吃不完的食物）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炎热的时候）群虱死于裤裆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你们这些处在礼法之中的先生们，和那些处在裤裆中的虱子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种对现实极其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情感流露。它一方面歌颂那玄清高洁的方外之士，一方面又憎恶那蝇营狗苟的世俗中人，表现出他对丑恶现实的强烈不满。但是，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他的出路而只是看到他满腔的愤怒，这可能就是刘勰所说的“使气以命诗”中的“使气”吧。
有一种说法是，孙登所以不回答阮籍，是因为这位高人觉得，阮籍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无须指点，在浑浊的现实中，他能够与统治者左右周旋，虚与委蛇，存生保命已无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