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除了后面即将讲到的阮籍、嵇康外，还有刘伶、向秀、王戎、山涛、阮咸五位。这所谓的“竹林七贤”，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共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追求，只不过他们都高蹈遁世，鄙视礼俗，任情纵性，不满现实，又喜欢清谈，擅长饮酒，深谙音律，厌恶名教，追求自然，旷达不羁。他们隐居在山阳的山林之中，常常集聚竹林，饮酒赋诗，谈玄说理，抚琴酣歌，引颈长啸。
一时间，人们以为他们高雅深邃，把他们当成了乱世的贤人。而这些文人名士，为表示自己的高雅旷放，有时也作出一些矫枉过正和惊世骇俗的事情来，使得时人对他们另眼相看。这七位文士其实也并非都是贤者，其中有的可以说还很不“贤”。如刘伶、阮咸比较颓废，王戎、山涛都做了司马氏的官，和当时统治者同流合污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各不相同，刘伶、向秀、二阮和嵇康，都不是世族出身，阮家虽然是士族，但后来都败落了。嵇康虽然也算曹氏宗亲，但到了司马氏时代，这种名分倒成了一大麻烦。而王戎、山涛都出身官宦。所以这些人的组合，也只是一时间的性情相投，趣味相近。因此，历史上有的人根本就不承认这所谓的“七贤”，如东晋的颜延之就有一首《五君咏》的诗，只歌咏了其中的五位，而把王戎和山涛排除在外了。
刘伶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最为后人熟知的事例就是纵酒。刘伶字伯伦，沛国人。生卒年月不详，约公元221年到公元300年前后期间在世。他身材矮小，高约六尺，形容丑陋。但他很放纵自己的感情，任由自己的志趣，常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把宇宙看得很小，把自己看得和万物一样平齐）。他平时很少与人交往，但因为和阮籍、嵇康相识之后，和他们有精神上的相通才结下了竹林之谊。
刘伶酷爱喝酒，不把家产的有无多寡当一回事，只要有酒喝就行。他常常驾上鹿车，带一壶酒，携一把锹，对跟随的人说：“死了就地把我埋了。”他一渴了就向妻子要酒喝。妻子见他喝得太多，劝他少喝。他不听。妻子生气了，就把他的酒具都砸毁掉，流着眼泪劝他说：“你喝得太多，会影响身体，必须赶紧把它戒了。”刘伶说：“好，但是我自己禁不住，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向鬼神祝告的方式来发誓。你就准备一些酒肉吧。”妻子按照他的说法去做了。等到酒肉端上桌，刘伶跪在桌前祝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甚不可听。”接着就吃喝起来，居然又醉了，妻子拿他毫无办法。刘伶喝醉酒后，有时和一些闲人发生矛盾，那些闲汉挽袖抡拳地要打他，刘伶慢腾腾地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要打他的人被他逗笑了，只得走开。
刘伶只好酒，对其他事情都不太在意，对名利更是如此。他曾经任过一个时期的建威参军，但是在泰始初年的一次对策中，他极力论说无为之化，结果，和他 一同参加策试的人都高中了，惟有他，因为宣传无为的理论而名落孙山。刘伶就这样，以布衣平民直到寿终。
刘伶其实很有文才，但他的主张是“无为而化”，对什么都不要在意，所以也不精于写作。他一生只留下了一篇颂，一首诗（《北芒客舍诗》）和一篇文（《咒词》）。那篇颂就是有名的《酒德颂》。颂文写一个“大人先生”，他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以“日月为扃牗”，以“八荒为庭衢”。他“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只把喝酒当成唯一的事务。有个“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看到他这样不讲礼法，十分气愤，对他“奋袂攘襟（捋袖子，撩衣服），怒目切齿，陈说礼法”，这位大人先生就“捧甖承槽（接在酒槽下面），衔杯漱（这里有“喝”的意思）醪”，枕着酒麴，靠着酒槽，“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赢之与螟蛉。”这里的这位“大人先生”完全是刘伶的自画像。文章简洁洗练，形象生动，活脱脱地描绘出了魏晋时期名士对名教的反对、对礼法的蔑视，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中也掺杂了不少消极颓废的东西。
刘伶现象是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比较黑暗的魏晋之际，为反抗高压腐败的统治，不能不说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这种反抗终究只是消极的，不足为后人效仿。
阮咸（生卒年不详）行为也同样怪异。他字仲容，是阮籍的侄子。他的父亲阮熙曾当过武都太守，也是一个朝廷命官。因此，阮咸出身为士族。但是，阮咸性格旷达不羁，常常受到当时礼法之徒的讥笑。当时的阮氏家族分别住在道南和道北，道南的比较贫穷，道北的比较富裕。阮咸家比较贫穷，住在道南。每年到了七月天气最闷热潮湿的时候，道北的阮姓人就把衣物等东西拿出来晾晒。那些衣物都是绫罗绸缎，十分鲜艳漂亮。这时，阮咸也把自己家里一些大布犊鼻之类的东西用竹竿挂在院子里。人家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人家都在晒东西，我也不能免俗，只不过学着他们做罢了。”他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世俗之人露财显富行为的讽刺。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他平时和人们虽然没有什么交往，但愿意和亲朋知交弦歌酣饮。当时有个懂得音乐的人名叫荀勖，每每和阮咸谈论音乐，觉得自己远远赶不上他。
阮咸嗜酒，而且不分场合，不讲条件。有一次族人一起饮酒，阮籍、阮咸到了以后，人们不再用杯子喝酒，改用大盆，把酒倒在盆里，放在地上，大家席地而坐，围坐而饮。这时酒香把附近的猪招来了。猪们不讲客气，把那脏兮兮的猪嘴拱到酒盆里喝起酒来。这时，族人们都嫌脏，纷纷离开，不愿再喝这个酒了。可是，阮咸和阮籍仍然照喝不误，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阮咸喝酒也和阮籍一样，是一种避世离情的表示。阮籍是用喝酒抵制一些他不愿做的事情，并且他喝酒本身就抵挡了一些人对他的宦请。阮咸曾经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散骑侍郎，后来山涛举荐他当官，在皇帝面前说他贞素寡欲，善于识别清浊，见解毫不动摇，假若担任一个官职，肯定是当世最为超绝的人物。可是晋武帝因为阮咸“耽（沉溺）酒虚浮”，到底没有用他。太原郭奕，为人很有见地，想举荐他，但见他嗜酒如命，一心买醉，就不想举荐他了，只是很为他叹息。
阮咸蔑视礼法，纵情任性。他的母亲去世后，在居丧期间，他仍然不把俗礼放在眼中。他的姑姑有个婢女，和他相好，有了身孕。姑姑要出嫁了，先说婢女不随姑姑嫁走，但后来有了变化，须跟随姑姑嫁到夫家去。阮咸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姑姑的婚礼正在进行，家中正在请客，他就借了客人的一匹马，拼命追赶。等追上之后，他和婢女合骑一匹马回来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的种怎么能落到别人家。”
由于阮咸的这种处世态度，司马氏集团认为他不会危及他们，所以，阮咸虽生于乱世，而得以保有天年。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生于公元205年，卒于公元283年。（《中国文学家大词典》）山涛是古代文人中寿数很高的，也是“竹林七贤”中活得最久的。他少年家贫，但性格介傲不群，喜好老庄，和阮籍、嵇康等人作竹林之游，成为“七贤”之一。不过，山涛在“七贤”中，不属于愤世嫉俗的极端分子，而且最后他告别了山林，走向了官场。他的官运还比较亨通，由开始的郡主簿，升迁到大鸿胪，最后做到了吏部尚书。官运如此亨通，可能跟他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分不开。他不仅自己当官，还举荐嵇康等人当官。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因为他的举荐而写的。这封信后来竟成了嵇康被杀的原因之一。山涛主持晋武帝吏部十余年，每有选拔人物，山涛都亲手写评介一篇，被当时称作“山公启事”。这《山公启事》竟有三卷之多，刊行于世。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山涛性格比较开朗。他第一次见到阮籍和嵇康之后，就觉得性情比较相投，因而多与他们交往。他的妻子韩氏见到和他往来的这两个人有些与众不同，就问他这两个人的情况。山涛说，“这两个人可不一般。我一生中可以结交为朋友的，也就是这两个人了。”韩氏一听，便产生了好奇，说，我想见识见识这两个人，可以吗？山涛说，当然可以。过了几天，阮籍、嵇康两人来到了山涛家。他们俩都是风仪俊美，体格伟岸。山涛留他们在家住下，取出酒肉招待他们。晚上，韩氏就在门外悄悄观察，见他们品貌端正，行为高雅，竟然忘了时间的流逝，看了整整一夜也没有离开。到第二天，阮籍、嵇康走了，山涛问他妻子说：“这两个人怎么样？”韩氏说：“你的才气比他们差远了，只能用你的见识和度量和他们交往。”山涛说：“你说得对，他们也常常说我的度量好。”嵇康由于与司马集团不合作而和山涛绝交了，但他们的私人关系似乎还是不错的。嵇康被杀时，儿子才十岁。嵇康把儿子托付给山涛照管，对儿子说：“有山涛在，你不会孤独的。”山涛也一口答应了朋友的托付。这一切都说明山涛的度量较宽。
“竹林七贤”的另一位人物是向秀。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与山涛同郡。他生卒年均不详，约公元221年至公元300年（一说227年—272年）间在世。
向秀雅好老庄。他曾下决心重注《庄子》，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嵇康和吕安。嵇、吕二位认为《庄子》只可以意会，不可以注解。嵇康甚至说：“这本书难道需要再去作注吗？”但是向秀坚持自己的主张，潜心研究，“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终于把《庄子》重新注了出来。这个注被时人称为“妙行奇致，大畅玄风”。等到他把那新注拿给嵇吕二人看，并问他们“殊复胜不”时，二人都觉得比以前各家的注都好，吕安并且惊赞地说：“庄周没有死啊！”可惜向秀的《庄子注》还有《秋水》和《至乐》两篇没有注完。晋惠帝时，郭象又注了《庄子》，增加了一些内容。不过后来通行的郭象注《庄子》，相传大部分都是从向注中剽窃过来的。（此说法见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词典》）《晋书》说，注释《庄子》之后，“儒墨之迹见鄙（儒家、墨家的理论渐渐地不被重视），道家之言遂盛焉（道家的言论逐渐盛行起来了）”，可见向秀注《庄子》意义之重大。
向秀还经常和嵇康在一起探讨学问，如论养生的问题。他们隐居山阳时，向秀帮助嵇康打铁，拉风箱，嵇康抡铁锤，时而论些学问，时而谈些玄理，旁若无人，十分投合默契。
后来向秀到洛阳。晋文帝问他：“听说你有箕山之志（隐居），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向秀回答说：“我以为巢父和许由（巢父和许由都是古代的隐士。据说巢父居在树上，因而得名。尧把君位让给他，他不受。尧又把君位让给许由，巢父又教许由隐居）都是狷介之士（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的人），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没有达到尧舜的思想境界，难道可以过多地羡慕他们吗？）”晋文帝听了很高兴，向秀从此就当上了晋代的官员了。官位由黄门侍郎到散骑常侍。不过，他只是迫于压力，在朝而不任职，挂个名而已。
嵇康被杀，向秀的悲痛是很深的。在出任官员的途中，他正好经过山阳旧地，他不禁睹物思人，心中百感交集。想起了当年和好友嵇康树下打铁，和吕安园中浇水的情景。现在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他抑制不住地写下了那篇感人肺腑的《思旧赋》。“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惨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竹林七贤”中还有一位王戎。他字溶冲，琅琊临沂人，生于公元234年，卒于公元305年（《中国文学家大词典》）。此人幼年颖悟，二目尤为有神，有人称他的眼是“烂烂如岩下电”。不过，时人和后人评价，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品性最为差劣的一位。他虽略有才情，一度隐居山阳，与阮籍、嵇康等名士作竹林之游，但他后来也出山为官，曾为贾后所用。而且此人性格悭吝。他的侄子结婚，他送一件单衣做礼，后来想想，觉得亏了，竟向侄子要了回来。他女儿出嫁时，借给女儿几万钱，等女儿回娘家时，见女儿不提还钱的事，他就很不高兴。女儿见到这种情形，赶紧把钱还给了他，他才露出了笑容。他家有很多田园，他就每天拿着牙筹，日夜计算。他家有棵好李树，卖李子的时候，他都把李核挖出来，免得被别人得到了种子。
所以说，“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成员品格非常相近的团体，他们只不过曾经一起隐居。但隐居的目的又不尽相同，有的是有共同的志趣，有的就可能只是一种投机，或避风，或待价，或沽名，或钓誉，等到条件成熟，他们也就离开山林，走向官场。王戎，山涛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