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三颗明星，而白居易又以他独特的光亮闪烁在中国的文学史册上。
白居易，名字就令人感到奇怪。这个叫人深感奇异的名字，还有个故事呢。白居易，字乐天，平生喜佛，晚年自号香山居士。他祖上是太原人，后迁韩城，又徙下邽（今属陕西渭南），因此，有人称他是下邽人。“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生于郑州新郑县东郭宅，以会昌六年，卒于东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也就是说他生于公元772年，时为代宗年间，卒于公元846年，时为武宗会昌年间。
白居易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白季庚曾任县令和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幼年好学，敏悟绝人，善著诗文。他的名字就跟他善著诗文有关。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曾到京城拜谒顾况。顾况是当朝的著作郎，他为人倨傲，对于晚辈后生很少有所赞许。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居然献给了他！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不禁戏谑道：“长安百物皆贵（一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显然是对白居易名中的“居易”而发的，也暗藏着一种讥刺，讥刺他在京城长安很难生活下去。但没有想到，等他看完了白居易的诗后，口气却大变了，他说：“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令顾况赞赏不已的是哪“句”呢？原来是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全诗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借送行中所见郊外漫野生长的春草繁盛之貌，来隐喻离情之深。那春草，只是一种比拟之物。作者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离情之不竭，本是一个借物抒情，但没有想到它竟成了一个名句。因为这个信手拈来的比喻，隐含着一个深刻的思想——生命的力量是不可扼杀的。这个生活的现象竟暗藏着一个令人鼓舞真理——人类的发展进步之势是不可抵挡的。这个表述实在是太伟大了，以至于后世的革命者常拿它表现革命力量的不可扼杀，成为著名的革命真理。这大概是白居易老先生始料所未及的吧。
青年时代的白居易，志向远大，抱负宏伟，并不想只做一个诗人，对国计民生甚为关心。他在给好友元九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心迹，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这是说自己奉行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论，但是这里有一个机遇的问题。机遇来时就“陈力以出”，机遇不来时就“奉身而退”，而自己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也就是说，不仅奉行儒家的“兼善”、“独善”学说，还要“兼济”释、道各家学说，行为要保持“独善”。这是白居易身平思想理念的追求。因此，正如他的《与元九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时”未到时，他也就“奉身而退”了。这样，他才由关注政治而走向了关注文学的道路。
似乎白居易的官运比李白、杜甫较为亨通，他当过皇帝近臣左拾遗，对于国事能够说得上话，比李白、杜甫强多了。李白也接近过皇帝，但是，那终究只是个御用文人；杜甫也接近过皇帝，但那是在他46岁“潜投凤祥”之后，任期极短，五月授官，旋即撤职，而且“被三司推问（推究审问）”。次年虽又授予左拾遗，但也是“宫廷诗人”。相比之下，白居易的官运似乎比他们略强一些。但从总的来看，白居易的仕途并不平坦畅通。
白居易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取进士的，那年他28岁。两年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他应“书判拔萃科”考。成绩优异，列为甲等，授官秘书省校书郎，算是当上官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他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名列第四，授了一个补缺的职务——补京兆府盩厔县尉，一种主管县级地方治安的小官吏，相当于今天的科级吧，县里面的治安科长。第二年，他的官运有了一点转机，被召为翰林学士，后又拜为左拾遗，算是当上了京官，而且在皇帝身边供职。但是，三年后，又因任满改官，他被降级使用，外放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户曹，掌管地方民户、祀祠、农桑的官署，相当于今天的民政部门吧。这样的职务，他干了三年。三年后（元和八年），他再次入朝，任左赞善大夫。这是一种太子的僚属，掌管侍从和辅佐赞助等事项，算是又回到了朝廷。可是不久，他又被贬到了江州，当了个司马。这就是他写《琵琶行》的地方。这一去就是好多年，到元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820年，他“除”了个主客郎中，知制诰。这“除”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除意思有些相反，古代的“除”，有任命、“拜官授职”的意思。主客郎中是礼部主客司属下的一种官职，主要负责各藩属国朝聘接待事宜，相当于后世的外交事务。知制诰，有起草作文书的资格。一年以后，他转为中书舍人。一般来说，中书舍人的职权较大，唐代的中书舍人主管诏令、侍从、宣旨、接纳上奏文表等。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年，他又被“除”到杭州任刺史去了。一年之后，又调任苏州刺史。58岁定居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公元842年，他70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这“致仕”不是去当官，而是辞官归居、退休的意思。
从白居易一生为官的经历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他调换频繁，尤其是前期，几乎年有所换。二是他官职不高，而且贬多升少，直到晚年才有了较高官位。那调换频繁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没法研考，那贬多升少的原因，却是可以知其一二的，那就是他“越职言事”，以及他的作品对时政的批评叫人不喜欢。
他的“越职言事”，不是一桩两桩。据《新唐书》所载“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磨，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弃。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复用，又皆幼君，偃蹇亦不合，居官则病去，遂无立功名意”。他的讽喻诗就是最不受当权者赏识的。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中说过，他的一些讽喻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把那些权要人士都得罪了，他能安稳地在一个地方做大官吗？那肯定是要受贬谪的。
他曾经为皇甫湜等三人的对策之被抑和元稹的被贬上书言事。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被贬前，他刚再度入朝，担任左赞善大夫。可是当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朝宰相武元衡被人杀了。那杀死当朝宰相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名叫李师道的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看到这样的事情，白居易义愤填膺，上书皇帝，请求捕贼，以雪国耻。这一举动引起了权臣的不满，扣帽子说他“越职言事”，又抓住他的一些讽喻诗对时政的讽喻，诬蔑他“甚伤名教”，于是他被贬到江州。长庆二年（822年）他又被放苏州，也是这种原因。当时穆宗即位，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官僚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于是他又上书言事，结果未被采纳，而是又被外放了。由此看来，白居易的每次被贬谪都与他的“言事”有关。其实他的讽喻诗作，也是“言事”的一种形式。总而言之，白居易每被贬谪都是因为统治者已经腐朽到自己不能抗病，而且到了讳疾忌医的程度。所以，白居易的遭遇也是唐代历史即将完蛋的一种征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他自己最为得意的是讽喻和闲适两种。白居易的讽喻诗共有170多首，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新乐府》虽是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一种乐府诗，但白居易对它大有发展。他的一些诗歌理论如“情根、苗言、华声、实义”，“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词质而径”（文字质朴而表现径直），“言直而切”（语言直接而说理透彻），“事核而实”（内容可考没有虚夸），“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形式不拘，易于流传），“唯歌生民病”等实际也是他《新乐府》创作的理论。他的大量创作实践，丰富了《新乐府》诗歌的内容。
讽喻诗的特点是指摘时弊，为民请命，就是作者对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和指摘。这是白诗中现实性和人民性最强的一组诗作。这些作品所指摘的时弊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对横征暴敛的批评，对穷兵黩武的反对，对豪门贵族的抨击，对贪官污吏的揭发……最为打动人心的，是对阶级对立现象的揭示。这一组诗作，是白诗中最为闪烁人性光芒和战斗锋芒的，为了人的平等和生存的权利而战斗。其中尤以《卖炭翁》、《缚戎人》、《杜陵叟》、《重赋》、《轻肥》、《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等最可取。
《卖炭翁》的副标题是“苦宫市也”，明确表示是揭露唐代宫市制度的黑暗。唐代末期，宫廷购物，常不付货款而以宫中无用的丝绸物件充当货值。这样，把老百姓口中的粮食和身上的衣服换成了不能当吃当穿的丝绸，严重地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白居易用《卖炭翁》一诗，深刻地揭露了宫市制度的罪恶，为老百姓呼出了心中的痛苦。《新丰折臂翁》控诉了唐代穷兵黩武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唐玄宗时代，为了扩大地盘，发动了攻打南诏的战争。诗作写一位老翁为躲避兵役而将自己的手臂轧断的悲惨故事。人们说，这是《新乐府》中写得最好的一篇。《缚戎人》写大历年间，一位陷落在戎地的汉人，千辛万苦逃回汉地后，被汉人当作戎人抓缚，最后发配到南方低洼潮湿地方去的悲惨故事。此外，还有写宫怨的《向阳白发人》、《陵园妾》，为妇女鸣不平的《母别子》等。这些诗，可以说，字字是劳苦大众的血泪。这些诗作中的名句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等，一声声正义的质问和谴责，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留下了最强音。
闲适诗表现作者的一些闲情逸致，抒写自己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情操。其间虽有些消极成分，但也有好作品，如《观稼》、《归田园三首》描写农村景象，清新质朴。
感伤诗写作者一时的感触，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有名的《琵琶行》与《长恨歌》。《琵琶行》写于江州贬谪时期，通过对被弃商女身世的描写，寄托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长恨歌》中对李（李隆基）杨（杨玉环）爱情的同情，表现了对女人祸国观念的扬弃。
杂律是白诗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中有些抒情小品很耐人寻味。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新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白居易的诗通俗浅显，明畅如话。相传白居易写完诗后，常常念给老妇听，其目的是叫老媪都能解。这在古代文人中是极为少见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白诗在当时的影响就十分巨大。在礼部、吏部选举人员时多以白居易的作品作为标准。有趣的是，白诗有时还成为歌伎提高身价的一个条件。据说有一次，有人宴集，想聘伎助兴，聘到一位歌伎，她的要价很高，聘者不愿意，歌伎说，“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伎哉！”因这个原因，她的身价提高了。白居易的诗还是当时馆柱间的常题之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所以说，时世的腐败，虽然没有造就出一个政治家，但是，却为世人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是一时的，而伟大的文学家却是永久的。
白居易不仅是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好官员，西湖的“白堤”记载了他的一段光荣历史。那是他外放杭州太守时，为民谋利，兴修水利，疏浚钱塘，泄引湖水，灌溉农田，筑堤防水。为此，他还写了《钱塘湖石记》。在他离开杭州的时候，留下了“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的诗作。（《别州民》）对这样的好官，老百姓也是永志不忘的。所以，白居易在杭州西湖所筑的一座堤堰，到今天还被人们称为“白堤”。
白居易的文集初名《长庆集》，那是因为它的编者元稹以为穆宗李恒将改元，穆宗的年号“长庆”就在这一年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件时事，所以，元稹给它题名为《白氏长庆集》，后来改名《白氏文集》。集中共收诗文3800多篇。后经唐末动乱，有所散失，存71卷。清初汪立名刻《白香山诗集》仅有诗歌，没有散文。
晚年的白居易还是心怀百姓的，在去世的前一两年，他还自己出资雇人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之后，他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醉吟先生墓志铭》。其中写道：“……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他的《醉吟先生传》写于他67岁时。文中写道“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性嗜酒、耽琴、淫诗（浸淫于诗词之中）。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自吟《咏怀》诗云：‘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这看来似乎旷达，但仍有一些失意之感。不过从白居易的墓志铭来看，似乎可以看出他对世事的清明，对名利的澹泊，欲求之无多，似已进入一个大清明状态，体现出人生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