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法闻名于中国历史的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他的一生之中，不仅进行了变法的政治举措，而且写下了很多的诗词文章和儒家著述。他的诗文成就卓著，论著也非常精彩，因此获得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桂冠，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集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古代喜以地名称人，所以当世人称他为临川先生。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卒于公元1086年。
王安石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王益曾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好读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文思敏捷，写作起来，“动笔如飞”。他写作的速度，使人感到他写作似不经意，但写成了一看，却是十分精妙。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成员曾巩曾把他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过之后，“为之延誉”。他少年时代就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后来他登上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古代，当官的任期已满之后，可以献上文章以求“馆职”（在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等处供职）。但是王安石没有这样做，他当了鄞县（今浙江宁波）的知县。在那里，他修堤堰，决陂塘，大修水利。他还进行了一项改革，就是在农民需要的时候，把谷物借贷给他们，等到收获之后，他们再偿还。这样，既便利了农民，又可以以新粮换陈粮，保持地方存粮的新鲜，老百姓感到很方便。后来，他又做了舒州的通判。文彦博当宰相的时候，曾以“恬退”举荐过他。举荐人“恬退”，是荐人退缩，不当官。据说，文彦博的目的是为了刺激他的“奔竞（指追求名利）之风”。那就是说，这时的王安石缺乏“奔竞”精神。
王安石的确很淡泊名利，他多次授官而不就。首先，召他担任馆职（唐宋时期，凡在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等处供职，都称馆职），他没有接受。欧阳修推荐他当谏官，他假借祖母年事之高而辞谢。后来“馆阁之命屡下”，王安石就“屡辞”，致使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当命他修起居注，他固辞“累日”（好多天）。阁门的官吏带着皇帝的敕文要他接受，他仍不肯，阁门官吏跟在他身后请他，他就“避之于厕”。阁门吏把公文放在他家的几案上就走了，他却追赶出来，把公文交还给他。这样反复了八九回，他才勉强接受了。
王安石为人刚直不阿，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即使是皇帝老子，他也敢和他争论。由于他的见解正确，有时皇帝也向他作一些让步。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仗着自己与朋友的关系不错，就把朋友的一只善斗的鹌鹑偷走了，朋友知道后非常生气，追去把他杀了。事情告到官府，官府判了杀人者死刑。对于这一判决，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国家的法律，公取、窃取都是盗。这个人不给，那个人拿去也是盗。追而杀之是捕盗。虽然人被杀死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官府不服气，官司打到大理寺。官员们都认为官府判案正确。皇帝下诏，叫王安石到阁门道歉。王安石说，“我没有罪”，不肯道歉。御史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皇帝，皇帝也就不再追究了。还有一次，皇帝下诏舍人院不得申请除（修治）改文字，王安石不同意，他提出异议说，“假若这样的话，舍人就不能再行使他的职务，而只能听凭大臣的所为了，这不是叫大臣们偏侧为私吗？立法不应当这样。今天，大臣中胆小的不敢为皇上守法，胆大的则挟持皇上造出一些命令，御史、谏官都不敢违抗他们的意志，这样的做法，我实在是感到害怕。”这一番话。矛头直指当时的执政，因而得罪了人，他就借母亲的去世而辞职了。
神宗即位后，听大臣韩绛、韩维和吕公著的介绍，很想认识王安石，召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有一天，皇帝召他对策，问他，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王安石说，首先要选择好榜样。皇帝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说，“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以唐太宗？”接着谈尧舜之道，“只是末世学者不能完全理解，因而把它们看得高不可攀。”神宗说，这么说来，你是在责难我。我自认治国很是恭谨的，但是恐怕还是难以达到你的这番要求，你可以全心地辅助我“共济此道”。于是，皇帝就斥退了其他的大臣，与王安石单独讨论起来。王安石直截了当地指出皇帝在用人方面的毛病，说“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作为”。又说“陛下诚（真的）能够成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等贤士相助），真的能够成为唐高宗，则必有傅说。”现在，“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而常患无人可以助之者，因为陛下没有真正地选择出贤良之士，择贤的心还没有达到推诚备至，所以虽有皋、夔、稷、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皇帝说，什么时候能没有小人？即使是尧舜时期，也还有“四凶啊”。王安石说，能够辨别四凶而杀掉他们，这就是尧舜之所以是尧舜的原因。假若让四凶肆意而行的话，即使是古代圣贤皋、夔、又怎么会“苟食其禄以终身”？王安石就是这样在皇帝面前大胆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的，这说明，王安石在帝王面前也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原则。
当时，登州有一妇女，因厌恶丈夫睡相丑陋，把丈夫砍了，不过没有砍死。当地官员都主张要判她死刑，只有王安石一个人根据法律讲道理说，应该减刑二等。皇帝同意了王安石的主张，并且把它当成了一条法令。
王安石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事就是变法。按照《宋史》的记载，王安石早就有“矫时变俗”的主张。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虽然深受儒家经典的教育，但是他反对“纯儒”和“俗儒”，因为他们“不知变”，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现状。
宋朝在经历了建立之初的那种锐气之后，到了中期，由于国家的多事和皇室的侈糜挥霍，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1069年，宰相曾元亮上书，说到“河朔灾伤，国用不足”的问题，请求皇上减少郊祭的用度。面对着“国用不足”的矛盾，朝廷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以王安石为主的变法派，另一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这两派的斗争成了当时朝野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说贯穿了宋代中期很长一段时间。王安石和与他有关的一些人士，如苏轼、欧阳修等，他们的命运都在这个矛盾中大起大落。
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也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不仅从变法的内容和效益上反对王安石，而且从思想道德的层面上指责王安石违反了“祖宗法度”。说他“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皇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崇尚）法令则称商鞅，言才力则背（违背）孟轲，鄙（鄙视）老成（持重）为因循（守旧），弃公论为流俗”。这就是说，王安石的变法是鼓惑皇帝急功近利，同时也是违孔孟、逆祖宗、反公论的行为。但是王安石有胆有识，他认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在这样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王安石顶着天雷，不怕杀头和丢官，撑持着。他的命运因皇帝对变法态度的变化而变化，几度升起，又几度降落，甚至，遭遇过杀头的危险。但是，无论形势多么险峻，他只要上台，就要变法。好在当朝的皇帝神宗对变法的态度是支持的，他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亦无补于事”。
具体到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司马光一派主张“救灾节用应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也就是说，解决国用不足的办法应从贵官近臣做起，如有赏赐，可以听取丞相、御史的意见而行。而王安石则认为，国用不足，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选择善于理财的人。为这个理论，他们在皇帝面前进行过多次争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只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财被聚敛则民穷，民穷则为盗，这不是好事。”王安石则说，“不对，善理财的人，老百姓不加赋税而国家的用度就够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说民不增赋而国用足，是‘阴夺民力，其害甚于加赋’。”这场论争，揭开了变法派和守旧派斗争的序幕，也揭开了王安石变法的序幕。王安石的善于理财是指发展农业生产，将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的财产部分收归朝廷。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就是实行一整套新农业政策，如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保马法、方田法等，在城市还实行市易法。这些主张损害了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由此，保守派和革新派——当时称为旧党和新党——展开了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变法之初，王安石还能得到神宗的支持。比如御史中丞吕诲检举王安石的十大过失、司马光在答诏中说王安石的变法引起了“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都没有得到神宗的认同，王安石还能够在不实的罪名面前为自己“抗章自辩”，在王安石对于天下流俗和皇权关系的论述后，皇帝还“以为然”。但是，不久，东京、河北闹风灾，皇帝就有些动摇了，他以为变法遭到了天谴，于是下诏“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不久，又传说开封有人用截指断腕的行为反对新法，神宗就更加动摇了，他责问王安石。王安石说，“这不足为怪，对于新政，士大夫都有不理解的，何况一些愚民百姓？即使有几个愚蠢的人起来鼓动，也不能因此就一点事情也不敢做了。”所以，即使阻力重重，王安石对于变法，信心很足，决心也很大。
王安石的自信，使他对一切朝臣的反对采取不顾的态度。比方为表抗议，欧阳修提请辞职，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韩琦这样的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他有什么用？”不久，有人又借“天久阴，星失度”的理由，请求罢免王安石，而且给他治罪，要把他黥面流放。甚至有人请求“极论其罪”，将他贬谪致死。后来，发生了华山山崩的情况，反对派们又抓住了大做文章。王安石仍然义正词严，为新法的推行，据理力争。
在这期间，皇帝的态度仍是左右摇摆。他有时仍然支持王安石，比如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随驾乘马进宣德门。当时的规矩是大臣不能在宫廷内骑马，所以就遭到了卫士的喝止，并且赶走了他的马。他就大发脾气，请求皇帝治卫士的罪。皇帝还居然就治了卫士的罪。后来在开熙河的问题上，皇帝认为王安石有功，竟“解所服玉带赐之”。
在变法遭到阻力的时候，王安石力排众议，常常用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反驳一些人用天命观对变法的否定。神宗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保守派利用所谓的天象来污蔑新法，皇帝又动摇了，想“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与他们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说“人世间有一些水涝干旱的情况是正常的事情，即使是尧舜、商汤（古代贤君）也不能免，不足以引起皇上的忧郁，只好好地修理人事对应就行了。”这时有人上疏，绘制流民图，表示流民的苦况。更有人说，这天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去安石，天必雨。”两宫皇太后又流着眼泪对皇帝说：“安石乱天下。”于是，皇帝就罢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另派了他观文殿大学士、江宁府知县、吏部尚书的职务。这是变法之中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官。
当年的十月，东方出现彗星，神宗又害怕了，下诏要求百官“直言”。王安石说：晋武帝五年和十年，都出现过彗星，可是，晋武帝却在位28年之久。这一事实，与《乙己占》上所预言的不一样。“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岂无偶合”，劝皇帝不要听信这一切。但谈话以不欢而散告结束。王安石因而称病不出。
王安石的变法，历经重重阻力，反对派假借各种理由加以诋毁，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动摇暧昧，王安石虽然恢复了宰相职务，但仍然得不到多少支持，后来甚至遭到了皇帝的“颇厌”和“益厌”，以至新法难以推行，王安石被保守派诬为“背孟轲，崇商鞅”。加上他的儿子骤死，他极度悲伤，在熙宁九年，他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开始了闲居江宁府的生活。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旧党得势，以前实行过的新法一概废除，直到后来，他听说免役法也遭到废除的时候，悲愤地说道，“亦罢（废除）至此乎！”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变法，断送在保守派的强势之中，而自己无能为力，他深感人生的失败之痛。
在古老中国的千年历史中，王安石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从商鞅开始，中国的法家人物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种悲剧，折射出了我们民族劣根性的一些东西。这真是值得我们后人们好好汲取一番的。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仍光耀史册。他是中国历史上可资骄傲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永远闪烁着光芒。他尤其善于政论。他的政论文章在唐宋八大家中是非常突出的。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答司马谏议书》，历来被当做政论文的典范。他的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和短文《伤仲永》，很长时间被用作中学语文教材。他的诗歌充满了人民性，敢于为人民说话，表现人民的痛苦，以诗的形式表现变法的重要性。他的咏史诗，总结了很多的历史经验，而且读来也细腻委婉，铿锵感人。如《明妃曲二首》：“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中间所抒发的就不仅仅是王昭君的幽怨了，诗人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也是隐隐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王安石的写景抒情小诗也很有特色，如众所周知的《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又如有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锺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非常讲究字词的锤炼。宋朝洪迈的《容斋续笔》中有一段关于《泊船瓜洲》炼字的故事，说，“吴中人家藏其草”——吴地有人家收藏了王安石这首诗的草稿，说王安石在写这首诗时，对于诗中的那个“绿”字修改了多少回。他开始用的是“到”字，“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圈去“到”字，旁边批注说“不好”，改为“过”字。后来又圈去“过”字而改为“入”字，又圈去“入”，改为“满”，这样改了十来个字，最后才定为“绿”。这个字一定下来，就不仅使人听到春天来了，而且让读者看到春天来了，因为他抓到了春天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绿，从视觉上使读者看到了春天。这个故事，对今天读者的炼字行文也是很有教益的吧。
宋代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人，生于公元1037年，卒于公元11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