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看中国历史，开国之君往往都具有雄才大略，他们期求开一番天地，创一番伟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往往都比较开明，能够广开言路，任用能臣。明朝也是如此，它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就是这样，任用了像宋濂、刘基、方孝孺一类的有识之士。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也是这样，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夺嫡之后，也是雄心勃勃，要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干出一番伟业，因此，他也是礼贤下士，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任用德才兼备的名臣。从他开始的三代明皇，继承他的作风和品格，为有明一代历史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而这种成绩的取得，是和当时的几位贤臣名相分不开的。这几位贤臣名相中就有我这里要说的三位姓杨的人物。
他们是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学家，而且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就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因为三人都姓杨，所以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三杨”。
我说他们是著名的文学家，是说他们是一种文学流派的创造者和代表人物。这种文学流派史称“台阁体”。所谓台阁体，一指它的撰写者都是台阁重臣，二指这些作品都具有规范典雅的宫廷御用文体风格。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声誉不太好。据说明朝在这三位人物的辅佐下出现了一个盛世。当时，他们几位也非常得意，于是私下里搞起了一个率真会，相约每十日在阁中搞一个小聚会。聚会上，菜肴不需特别丰盛，酒水随人所便，器皿简单，不为吃喝，只为开心。他们因为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之中，就创造出一种盛世华贵风格的文学流派——台阁体。台阁是尚书的别称，他们供职的地方也称台阁。这台阁体就是指这三位身居阁位的当朝重臣所创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的特点就是雍容典雅，平缓纡徐，内容是歌咏升平。
这三位人物中学行最长、在当时作用最大、品德最高、影响也最深远的应该首推杨士奇。杨士奇，江西太和人，因居地所处，人称他为“西杨”。他名寓，后名寄，号东里，士奇是他的字，他以字行，名反倒不太为人所知了。他生于元惠宗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卒于明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在世80年，历经了明太祖朱元璋、惠帝朱允炆、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六个皇帝，是典型的“六朝元老”。他是江西派代表人物陈谟的外甥，从小受江西派的影响。江西派文风平稳纡徐，宜于歌功颂德、奉旨应制之作的写作。这种特点也成就了台阁体文学的形成。
杨士奇的童年非常不幸，周岁上死了父亲，母亲难以为生，只得带着他改嫁给罗性。杨士奇年纪稍长之后，发现人家不让他进入罗氏祠堂，便向母亲询问原因，母亲只好把实情告诉了他。少年杨士奇听后，极为悲痛，自己造了一间土室，在里面私下祭奉自己的祖先。继父罗性见后，惊异于他如此强烈的家族观念，就让他恢复了杨姓。从此他发奋读书，以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大量的知识，积累了终身用之不尽的财富。15岁时，他因家中贫寒，出外谋生，在里中社学谋得了一名师职。
他不仅刻苦读书，认真教学，还注重实际知识的积累。二十岁的时候，他游历了章贡，因才学的实力，他有幸被章贡太守看中。这位太守任命他管理琴江的教育事宜。后来琴江的县令因事获罪，他便又管理琴江县令的事。不久因事逃到武昌，幸好不久遇赦，他回到了故乡。由于他才学俱佳，被王叔英看中，以史才举荐了他，于是他得以以布衣之身进入翰林院，充任了一名编纂官。
在翰林院他参与了高皇帝实录的修撰，获得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当时制度，对儒生要进行由吏部主持的考试。在这场考试中，杨士奇的成绩非常突出，获得了第一。当时负责考试的尚书张看了杨士奇的对策后说“此非经生言也”（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出的话啊），因此“奏为第一”。于是杨士奇被授予吴府审理副手，命为执笔翰林。
成祖朱棣即位后，改任他为编修，不久入内阁，与解缙等重臣一同当直（值班），管理机务。几个月后他又进入侍讲官的行列，很受朱棣的器重，朱棣命他担任咨询顾问的职务。后来任左春坊大学士，担任皇太子的教导事宜，与太子，即未来的皇帝明仁宗朱高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也为他日后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杨士奇是一个以朝政为己任的人。为了朝政，他教导太子，匡正皇帝，宽于待人，严于律己。
杨士奇最大的特点是敢于直言。永乐二年，他选入宫僚。这是太子官属，在东宫供职。在这个职位上，他恪尽职守，不阿谀逢迎，不投人所好。有一年，皇帝北巡，任命他与另外两位官员辅佐太子。太子喜爱文辞，那两位官员就迎合太子的胃口，给他提供一些诗文。杨士奇认为诗文于太子将来的治国关系不大，就说：“太子应当留意《六经》，有空则看一些两汉的诏令。诗是小技，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去读它。”在仁宗（朱高炽）即位后，有一些大臣为讨好皇帝，就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说什么当时是太平盛世。皇帝听了非常高兴，准备接受这种说法。但杨士奇一个人持不同看法，他说“陛下虽然恩泽天下，但流徙尚未归，创痍尚未复，民尚艰食”，还说不得太平盛世，等“休息数年，庶几太平可期”。在一个封建帝王面前，敢于如此地说真话，还是很不容易的。这也幸亏那位皇帝还比较开明，不仅没有治他的罪，还嘉奖了他。仁宗对他的臣僚们说：“我用至诚对待你们，为的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匡弼，可是你们尽跟我说好听的。只有士奇，曾五次上表奏请，而你们却一言不发，难道说我们的朝廷果真没有过失，天下果真太平了吗？”明仁宗对他，不仅有言词褒奖，而且还专治印玺一颗，题名“杨贞一印”，赐给杨士奇。
杨士奇待人宽厚，常常帮人遮掩过错。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入朝，带了大量岭南特产，朝廷官员人人有份，惟独没有杨士奇的。这事惊动了皇帝，就问杨士奇原因。”杨士奇说：“那是因为徐奇去广东时，人人都作诗文赠行，而我因病没有参加，因此他就没有送给我礼物。”“三杨”之一的杨荣，有受贿的行为，宣宗朱瞻基知道后，征求杨士奇的意见。杨士奇认为，在边防事务上，杨荣功劳很大，不要因为小事而怪罪于他。皇帝听了笑着说：“你为他开脱，他还说过你的坏话呢。”杨士奇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意思是请求皇上以容我的态度宽容杨荣。这种胸怀，完全是把个人恩怨放在国家利益之下。他不仅为同僚掩过，还为太子开脱，而这种时候，又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成祖朱棣的时候，汉王和赵王觊觎皇位，他们在成祖面前说太子朱高炽的坏话，竭力诋毁太子，成祖差一点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就召杨士奇了解太子在监国（皇帝不在京城，由太子代行皇权）时的情况。杨士奇极力推崇太子的品德，说他天资高，有过必知，知过必改，而且心存仁爱，决不会辜负皇帝的重托。于是成祖对太子放心了。一次成祖北征回京，太子接驾稍迟，两位王爷又借机撺掇成祖惩罚太子。杨士奇把责任全拉到自己身上，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滞留、耽误），皆臣等罪”。作为太子的老师，使太子迎驾迟慢是要遭到惩罚的，于是他被下了锦衣卫。杨士奇就这样以牺牲自己来保护别人。
杨士奇的宽厚，有时又是和对皇帝的匡弼结合在一起的，他竭力想辅佐仁宗成为一个开明君主。他首先开导皇帝要广开言路。有一次，仁宗朱高炽想起他在即位前，一次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因此，就想治舒仲成的罪。杨士奇对皇帝说：“你即位时曾下诏原宥以前得罪过你的人。假若你治舒仲成的罪，等于告诉人家你的诏令不可信，那么害怕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将不利于你治国。不如像汉景帝对待卫绾那样，不可以吗？”皇帝听了他的劝告。有人告大理卿虞谦言事不密，皇帝准备降他的职，杨士奇为他辩白，使虞谦得到皇帝的谅解。大理寺少卿弋谦进言得罪了皇帝，皇帝欲惩罚他，杨士奇说：“弋谦是应诏陈言，你加他的罪，群臣就不敢说话了。”皇帝立即改正了自己的过失，而且还“下敕引过”。
杨士奇主张的宽容政策，不仅维护了个人利益，而且对国家的安定起了极大的作用。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叔父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宣宗亲自挂帅将他平定了。这时宣宗的另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有叛乱迹象，有人建议将朱高燧也平定了。杨士奇反对说，太宗皇帝（即成祖）两个兄弟，也就是当今皇上的两个叔父，有罪的，不可赦，无罪的尚宜宽厚待之。如果对他怀疑，可以严加防范，何必急于发兵，让皇室自相残杀呢？宣宗听取了他的意见，宽待了赵王，使得政局得以稳定，于国于家都有好处。
杨士奇品行端正，为人正直，行为举止严守儒家礼仪。他奉职严谨，“私居不言公事”，虽然是至亲厚友也休想从他那里得到有关国家的机密大事。他对皇帝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在为官奉公上，他谨以公务为重，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他崇尚礼法，行为不逾规矩。成祖朱棣死后，定制朝廷官员服丧27天。到期时，有人说可以脱去孝服了，可是杨士奇认为不可以。到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满朝官员都换上了鲜亮的衣服，只有新皇帝、杨士奇和另外的一个人仍然穿着孝服。罢朝后，新皇帝说，先帝的棺木还没有下葬，脱掉孝服难道是臣子所心忍的吗？杨士奇做的是对的。于是把他的官位提升为少保，后来又提升为少傅，兼兵部尚书，不久又提升为内阁首辅，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了的丞相空缺。
由于杨士奇品德高尚，敢于持正，所以深得皇帝的赏识，皇帝和他的私交很好。仁宗特地治了三颗银章给他心爱的大臣，其中有一颗就给了杨士奇，上面刻着“绳愆纠缪”四个字，就是可以帮助君臣改正谬误，同时也可以检举朝臣的“愆”、“缪”，还可以密奏皇族贵戚的为非案件。皇帝也很卫护他，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的尚书李庆建议把军中多余的马匹发给地方官，每年从他们的手里课收一定的利税。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太有伤国家官员的形象了，他说，朝廷选贤授官，现在叫他们去牧马，这是“贵畜而贱士”，以后怎么给天下后世做榜样？这话说得有理，仁宗也很同意，但是他当时就没有表态，那就是为了保护杨士奇。因为杨士奇平素经常提些不同意见，皇帝都采纳了，皇帝怕自己对杨士奇的特殊信任，会引起大臣们对杨士奇的反感，所以就没有当场表态，而是利用另一个机会，签署了支持杨士奇的意见。
此外在边务、内政、人事的任用上，杨士奇都出过一些很好的主意。如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况钟就是杨士奇举荐的。杨士奇的这些品格、学识和政绩，在明朝获得了四代帝王的赏识，他的官位也因此而累有升迁，著作和编纂硕果累累，完成了《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的修撰。他个人也有著作《东里全集》97卷，别集4卷，《三朝圣谕录》、《奏议录》等行世。
杨士奇的晚年正逢明代由盛入衰的转折时期，小皇帝英宗任用宦官王振，国运开始下滑。杨士奇和王振曾有过节，加上老臣逐渐死去，杨士奇也年老力单，无力挽澜。这时又因他的儿子杨稷杀了人，言官们联名上告，刑以国法，杨士奇从而一病不起，在英宗正统九年三月病逝，享年80岁。
与杨士奇齐名的杨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殴）人，因家居位置，时人称之为“东杨”。他生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卒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在世70年。他初名子荣，“荣”是后来改的。由“子荣”改为“荣”，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是明成祖朱棣夺嫡成功，初入南京的时候，杨子荣迎谒在朱棣的马前。当时他实为有心，但装着无意的样子问新皇帝朱棣说：“陛下是先谒陵呢，还是先即位呢？”这话实际就是提醒新帝先谒陵。谒陵就是拜陵，祭祀祖先，上告先帝，这是孝的表现，是封建的道德之首。这个提醒，对朱棣无疑是立了一个大功，使原本打算先即位的朱棣免去一个不孝的罪名。这个提醒对于新夺嫡而得位的朱棣有如一剂醐醍，使他被胜利冲昏的头脑清醒了过来，认识到收买人心的重要。在拜谒了陵寝之后，朱棣怀着一份感激，赐给杨子荣一个“荣”的名字。被皇帝赐名，这在封建社会，算是莫大的荣耀。明成祖朱棣给了他这么大一个荣耀，也算是没有辜负他。
杨荣也是明初的台阁重臣，他和杨士奇、杨溥都当过首辅大学士，都是台阁体文学的代表。与他们不同的是，杨荣不仅“疏闿果毅，遇事敢为”，精通文字，文能为相，而且还是一位有韬略的边务重臣，对于明代的边防保卫和建设都起过独特的作用。他有魄力，有武略，多次扈从皇帝出征，妥善地解决过很多边境问题。他的才干，真正应了戏台上“出将”、“入相”的那句话。
杨荣在文渊阁任职38年，历仕四朝。不过，由于他魄力大，有时气也比较粗，难容别人的过失。他曾经得罪过杨士奇，在背后说过杨士奇的坏话，还有一次因讨伐赵王的问题当面顶撞过杨士奇。但是杨士奇没有怪罪他，反而在皇帝面前宽容了他，这使得杨荣非常感激，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杨荣治理边务有方，魄力很大，但他“颇通馈遗”——喜欢接受贿赂。这事被皇帝知道了，要治他的罪。杨士奇从国家的大局出发，认为杨荣“晓畅边务”，建议皇帝不要以“小生介意”，而且请求皇帝宽容杨荣。杨荣知道这事后，非常感激，他们俩曾有的芥蒂也因此而解除了。和好之后，他们合力同心辅弼明皇，共创了明代早期的繁荣局面。后来杨荣辞世在前，杨士奇年老，逐渐力有不支，加上宦官王振弄权，英宗昏庸，明代也就逐步走向衰落了。
杨荣曾为明朝立下过汗马功劳。比如，他提出屯垦戍边的主张，解决了戍边士兵的粮食问题。特别是在朱棣刚迁都北京时，新皇宫三大殿失火，他指挥着卫士抢救出重要的典籍制诰，立下了很大功劳。在朱棣死于北征回驾途中，为了国家的安定，他当机立断决定暂不发丧，而熔锡为棺，装在车中，每日“朝夕进膳如常仪”，严保了皇帝驾崩的秘密，保障了国家的安定。凡此种种，杨荣深得明代前期几位皇帝的信任。仁宗时，他官至谨身殿大学士、太子少傅、工部尚书。英宗时，他进为少师，死后赠太师。他还担任过重修《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总裁的职务。自己的著述亦很丰富，有《杨文敏集》25卷行世。
杨溥是“三杨”中年龄最小的，命运最差的一个。他字宏济，石首（今湖北省）人。以居地分，他为“南杨”。生于公元1372年，卒于公元1446年，在世74年。他和前面所说的两杨都是明朝前期的台阁大臣。他比杨荣小一岁，同年进士，同授编修。成祖时他命运不佳，仁宗时有所转机，但真正发达是在宣宗时期。这一时期，他才与前面所说的两杨并驾齐驱，成为“三杨”之一。
成祖时他的命运如何不佳呢？这牵扯到朝廷的斗争问题。当时太子——后来的仁宗——因谗而不受成祖信任，而杨溥当时正任太子洗马（一种东宫的官职，太子的下属）。一次成祖回銮，太子接驾迟延，杨溥因是东宫官职，也受到处分，蹲了十年皇帝私人卫队的大狱。在监狱中，家中的送饭有时不及，他几乎送命。但是他不以为意，仍然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刻苦读书。成祖死后，太子朱高炽在得到成祖遗诏的第四天，就把杨溥从监狱中接了出来，因为，不管怎么说，杨溥是为他而坐牢的。十天之后，朱高炽登基，登基后的第三天，杨溥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朱高炽给杨溥特地建立了一个机构——弘文阁，令其掌管阁事。但这个差使没有什么实权。杨溥能够参政议政那是朱高炽死了之后，宣宗即位时的事。
杨溥虽然比那二杨年岁稍轻一点，但他却是“三杨”中性格最谨慎、为人最老成持重的。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走路溜边，他上朝总是低头循墙而走，所以他被人称为“三杨”中最能律己的一个。他的儿子从老家来看望他，谈到途中的经过时，说只有江陵县令接待他比较简慢，杨溥不以为怪，反认他为贤，把他提拔为德安知府。杨溥的政绩不如那两杨，但他留下了一些好品德，也留下了一些好作品，如《杨文定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