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居：生意好伙伴
“我的梦想是，不但要去任何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还要去人类极限所能允许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是那位著名的库克船长的家庭格言，这是库克船长在为他的航海历史领域划分势力范围。
阿黑门尼德帝国的势力范围是整个中东和埃及；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是整个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是世界的1/4；美国的势力范围是美洲和整个世界；而大清帝国曾经的势力范围是从中亚到东南亚。
现代最著名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腔调恐怕就是美国的“门罗主义”了——门罗主义不同于以往欧洲殖民者那种直截了当地占领当地领土，从而来确定势力范围的做法，美国不需要直接占领整个南北美洲，而是向世界宣告，这里是美国的后院。到了二战后，门罗主义在全球化的疾风劲雨下演变成为地区经济合作，这种新名词的好处是增加了地区小国的自愿性——其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是以经济压力代替原来的炮舰压力，结果同样迫使小国们加入到地区大国主导的经济区域联盟中，这是一种新的势力范围模式。也许体现文明进步的地方就是各个成员无论高矮胖瘦都有了一个平等的投票权和能享受到一些利益分流。
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帝国都有其势力范围，然而全球化似乎冲淡了这种板块结构。但只要全球化还没有将所有的界限都洗刷掉，只要国家的边界还在，地缘政治就不会成为历史。况且，全球化的脚步是从区域合作开始的。
对亚洲及中国而言，建立亚洲经济区域联盟则有些被动，因为欧洲已经建立了欧盟，美洲也有美洲自由贸易区，那么亚洲也不可能任人宰割。中国毕竟是亚洲的中心大国之一，中国负有建立包括整个亚洲的区域经济联盟的责任，这显然是一种趋势。
中国和东盟近年就在金边举行过会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等于在中国和东盟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也是第一个东盟以外国家签署这样的条约。中国和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也早已达成，这样从经济到安全领域，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恢复区域合作的联盟。
与此同时，印度也希望与中国同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印度自尼赫鲁时代就一直奉行建立大印度帝国，不但是南亚的帝国，而且是世界的帝国。很明显，印度几千年前就已经是一个从宗教到政治的大国，重建帝国一直是印度人的梦想。但中国人会悄悄地告诉印度人，一个人是办不成的，只有携手共进才能成功。
中国与东盟中的一些国家一直存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这除了一些具体利益之外，如石油、天然气、渔业资源等，自然这里还有美国人的影子。而随着中国实力的恢复，东盟自然会多了一种选择，它会在大国之间讨价还价，进行一些历史上一直在上演的竞价政治行为，这无可非议，政治就是这样。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自然变得没什么意义，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变化，与其不停地讨论什么“威胁”，不如进行更实际的交易。在2002年，中国和东盟同意签署承诺和平解决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行动宣言，双方的关系开始由争夺走向了安全合作。
中国的大战略中，经济既是根本目的，也是一种融合周边力量的手段，而且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 中东：各国的能源线
中国自1996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潜在的能源危机。中国一直在和日本争夺俄罗斯的石油资源，主要是两条石油管线的走向之争。一条是从贝加尔城的安加尔斯克到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的石油出口管道，另一条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的大庆。
日本利用其雄厚的经济能力不断提高竞价标准，希望能收买俄罗斯国家内本来就动摇的政治家们。一方面，日本准备投资75亿美元开发被证实的油田，条件就是得到纳霍德卡的石油出口管道。
日本人向俄罗斯人许诺，如果把石油管道修建到太平洋的纳霍德卡，那么日本就把对滨海地区社会经济项目的投资额增加到10亿美元。自然，滨海边疆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方官成了日本这一计划的积极支持者。
日本的考虑是，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管道如果建成，那么日本就可能大大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并且运输成本也有所降低。其实马六甲困局不仅是中国独有，日本和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也同样面临这一困局。依照估算，日本每年可以通过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管道得到5000万吨石油，那么日本就可以把对中东的石油依赖从90%降到60%左右。这对日本能源供应多样化来说非常重要。
美国则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一直支持日本的计划，同时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理由之一就是到纳霍德卡的管道可以在太平洋地区找到更多的石油用户，而不是中国独家享用俄罗斯石油。
中东是世界能源的供应地，但大多数需求者需要长途跋涉地运输，这就产生了运输线是否安全的问题，毕竟没有谁能像美国那样拥有远洋海军可以时刻保护他们的油轮，而且某种情况下，即使是美国也难以保证石油利益不受威胁，对美国来说，1973年的石油提价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地震的事件至今仍是令人记忆犹新。萨达姆对科威特的占领实则是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威胁。不是每一次油价波动都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美国也在不断努力让能源供应多元化，在非洲、南美、中亚和俄罗斯等地美国人都在活动。
对于中国这种经济正在上升的大国，最好的遏制时期就是早期，而能源就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因为这一时期无论它的海军还是对世界的影响力都还不足以完全保证其能源供应线的安全。中国石油进口的56%来自中东地区，中东局势受美国的控制不可避免会成为遏制中国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实际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不仅仅是石油，从大战略来说一共有三个战略考虑，一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一直纷争不断；二是如果说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的话，那么中东地区就是世界的巴尔干。欧洲政治家早就认为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心脏地带，同样，中东也是世界的中心地带；三就是石油了。
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已经从地中海到中国边界形成了一种“隔板战略”，即每隔一个国家就有一个是美国的盟友，从西到东依次是以色列、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就将整个伊斯兰世界隔成数段。以色列是英美在阿拉伯世界打下的第一根桩。谁都知道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也不可能建国。如果说昔日的大英帝国可以单独挑战世界的话，那么，今天这个第二盎格鲁·萨克逊王朝就是要单独统治这个世界了。
美国每年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达8.4亿美元，军事援助达30亿美元，同时向以色列提供最新武器。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到今天，以色列一直得到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其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阿拉伯圣地侮辱性的占领，即驻军沙特阿拉伯。从第一次海湾战争起就一直有7000人留在那里，这更激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
沙特阿拉伯境内有伊斯兰世界的第一圣地麦加和第二圣地麦地那，让一支信仰基督教的军队驻守在伊斯兰教的圣地，是意味着阿拉伯人已经屈服了吗？别忘了历史上基督教世界曾经对阿拉伯世界进行过10次东征，即十字军东征。
一位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就这一点解释说，为什么阿拉伯人这么憎恨美国人？他举例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徒，而梵蒂冈的周围都是伊斯兰军队，并且声称这里住着教皇，那么你就会体会到那是一种多么苦涩、屈辱的感觉了。
巴基斯坦是中国通往印度洋和中东的门户，可以称其为“巴基斯坦门”。以前还有阿富汗可以作为一道门，但这道门几乎没有实际利用价值，因为中国和阿富汗直接的边界很短，并且这里终年积雪，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根本就无法通行。另外，阿富汗自前苏联人撤退之后就再也没有稳定过，现在这道门更是关闭了，因为美国人成了这里新的看门人。
中国与欧洲有巨额的贸易，中国需要的中东石油也经过这里，中国必须保护它的利益线。印度洋不是印度的，也不是美国的，应该是世界的，中国必须在这里存有力量，才能遏制印度或者美国的为所欲为。
自然，中国的海军现在还无法胜任远洋作战任务，中国的海军主要面对的还是台湾问题和近海防御，它的规模、武器装备和远洋航行能力都是按照近海防御配备的。但由于中国日益强劲的能源需求、各种原料进口和庞大的贸易船队都在强烈要求海军能提供保护，所以中国现在也开始向这方面投资。但这种远洋海军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为保护商业利益而建造的，而不是像美国海军那样拥有强大的对陆、对海、对空攻击能力。
我们也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到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关心程度，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期，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是否允许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拉克动武时，由于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还不需要大量的海外石油，中国自己的石油完全能应付国内的需求，所以中国投了弃权票。到了1996年中国成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不久就有30%左右的石油需要进口，近几年已经达到60%左右。这绝对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根本。因此中国对美国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感到忧心忡忡和不满。
？ 月球：未来的新殖民地
月球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有意义吗？也许有人会不屑一顾地问。
但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它将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就如同16世纪之后美洲大陆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一样。”
日本显然比那些不屑一顾的人聪明。
日本是一个聪明、含蓄、狡猾的民族，一向喜欢抢先出手。日本人早就认真地考虑过向月球移民的计划，他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制定出未来的月球城市规划图。不难看出，日本的民族危机感还是那么强烈——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这个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偏安于世界的边缘，过着贫穷、低人一等的生活，直到近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成为世界一强，然而，它的脚下还是那块土地，相对来说，他们的发展成本要高于其他国家。当月球成为新美洲大陆的时候，它会甘落人后吗？何况日本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是日本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难道等日本再次没落之后乞求别人施舍一块土地吗？
从1969～1972年美国先后6次登上月球之后，人类似乎对月球就失去了兴趣，此后近30年，月球就好像被遗忘了一样。就这样，人类因政治而开始进行登月竞赛，又因政治而结束了这段伟大的旅程。其实，不尽如此，如同北欧海盗到达了美洲大陆，但不代表是开拓新殖民地的开始。因为，冷战中的登月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一场无聊的政治角逐，而此次，则是因技术进步而水到渠成。
其实，人类仅有的、近在咫尺的等待开发的殖民地只有几处了，一是南极大陆，二是海洋，三就是月球和更远一些的火星。太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通过两次海湾战争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发展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课题，它必须现在就制定一套有效遏制中国的战略。继续保持美国对中国在现有各个方面的优势；利用中国的发展之心将中国有限的财富引向代价不菲的军备竞赛之中，以期重演美苏竞赛。布什意图仿效里根在冷战中的制胜策略，布什总统2002年12月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决定部署被称为“星球大战之子”的导弹防御系统，它将在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太空安放各种传感装置、侦察卫星和精密导弹，率先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
太空军备竞赛就是一个最合适的跑道，要知道，伸向太空的每一只手都是需要握满金钱的。但对中国来说，则是明知山有虎还得偏向虎山行，因为这月球就是决定明天命运的筹码。美国占有今天的优势，它对任何国家都有发牌权，但我们不能在明天还受制于人。
在马里兰州的日耳曼敦，有一项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计划的成果之一：一台名为“战士一号”的军事侦察卫星，它具有强大的分辨能力。类似的强大卫星，美国会越来越多。据美国统计，现今有1000多颗卫星在地球上空运行，其中仅属美国军方所有的就占约1/8.从海湾战争及阿富汗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出太空技术对军事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太空技术的支持，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就很难说会不会再次上演越战的结果。
而且，太空不仅仅是用于布置指挥、通信、侦查卫星的地方，同时也可以直接部署各种导弹，并且卫星也可以成为具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如利用微波攻击敌方的卫星，而从太空发射的导弹可以攻击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并且几乎是随时的，这也就是说，美国具有了在瞬间就可以解决政治纷争的手段，可以省掉很长的军事部署时间。
在太空竞争上，中国既要规避美国的陷阱，还要赢得比赛。从物理学角度来看，只能是提高效率。中国这方面的做法首先从资源利用上就不同于美国。美国的太空计划至少分民用和军用，而中国的太空计划是民用和军用一体化，以免重复劳动和浪费资源。另外，中国的太空计划并不是一开始就像前苏联那样全面和美国竞争，而是将有限的财富用在最关键和实用的地方，中国清楚，中国在将来必须拥有自己的完整的太空计划，但现在则最需要打赢一场保卫自己的战争。就是在将来可能的战争中拥有“信息控制权”和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
当然，有关太空研究的成果也最好是具有民用商业价值。中国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民族，信息控制论其实在中国已经应用了上千年，同时，战争也就是一场欺骗的游戏，中国人的谋略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无论是军事谋略还是研究工程，中国都是人才济济。
？ 跨国公司与雇佣军
自古商人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独立；二是参与政治。这看起来有些矛盾，但你很快就会领悟，商人独立是为了希望不受政治影响追逐利益，商人本质上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活动可以带来的利益则一向兴趣浓厚。
我们都听到过钻石代表恒久的浪漫的广告语，商人的两个原则实际上比钻石的广告语更为恒久。商人的独立不仅仅表现在对政治的兴趣上，更表现在对人性中追逐利益的领悟上，残忍、冷酷，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地掠夺任何利益，这就是商人的利益原则。这绝非对商人的污蔑，而是客观写真。
我们知道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外籍军团，这个军团曾为法国浴血奋战，为法国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现在，实际上不过是政府拥有的雇佣军。许多跨国公司同样拥有强大的雇佣军，其规模有的甚至比一般的中小国家的军事实力还强——别忘了，跨国公司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这些雇佣军现在受雇的主体是所谓的私人军事承包公司，他们的营业范围十分广阔，从一般的军事后勤（如运输、供给等）到正规的军事训练，从编写机场保卫手册到直接提供士兵，从重要人物的保安到打击当地部族等无所不包。他们活动的地域范围也是遍布全球，从中美洲的毒品基地到非洲丛林的矿产地，从不为人所注意的某热带地区到热点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都有雇佣军的身影。有些行动是得到美国政府或其他政府名正言顺的支持的，有些则是在政府不便出面的地方。
这些雇佣军并非是想像中的乌合之众，而往往是退役的正规军人，从嗜血成性的士兵到退役的三星、四星将军都有，而且他们的装备都是非常先进的，从维护设备到前线作战设备应有尽有，人员配备也是非常完备，分工专业。
在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后，就有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对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保卫任务；在海湾，无论是军事行动中还是现在，都有一定比例的合同雇佣人员在美军中服役。在1991年，约50人中就有1人是雇佣兵；在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中每10人中有1人是雇佣兵。在美国总共大约有35家这样的公司，有些是比较熟悉的名字，如凯洛格·布朗·鲁物公司，它属于在古巴和中亚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哈利伯顿公司。还有很多公司的名字不为人所知，像DvnCorp，属于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Vinnill公司和属于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的Logicon公司等。
自然，雇佣军的收入也往往非常丰厚，因为在全球，这类市场总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
“MPRI由此获得丰厚的收入，其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主要来自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合同。为其工作的退役军事人员获得的薪金是他们从五角大楼所获数额的2～3倍，外加退役津贴、购股选择权和401（k）方案之类的公司津贴。”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私人雇佣军不仅仅参与政府行为，也参与黑暗的牟利活动，“在波斯尼亚，DvnCorp被雇员发现操纵是一个逼迫年轻妇女充当性奴隶的集团。他们没收这些妇女的护照，然后逼她们卖淫。在克罗地亚，由MPRI训练的当地武装利用所学，制造了最恶劣的‘种族清洗’事件，造成一万多人无家可归，数百人丧生。”
为什么雇佣军开始大行其道？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尽量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全球化中的国家利益也是多元化的，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把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大国。跨国公司既是独立的商人又是谋利的最好工具，它的触角与国家不谋而合，它的利益与国家紧密相连，这就是复杂的网络中的游戏。
为什么提及这些？在这里不得不简单提及跨国公司和它的雇佣军，是因为中国如果走向世界，发展自己，那么中国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无论是跨国公司诱人的技术还是丑陋的行为，都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和处理的问题。
？ 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
“中世纪后期，以卢卑克为中心的汉撒同盟和奥格斯堡等南德城市里以富格尔为首的家族式商社，分别从事北欧地区和阿尔卑斯山两侧的转口贸易，使14到16世纪的德意志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富格尔家族在雅各布这一代曾垄断欧洲的银、铜和水银矿。该家族出资55万盾帮助马克西米里安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493～1519年），皇帝授予他铸币权。在15～16世纪，德国农民的所有封建义务都逐步转为用货币支付。1470～1530年间，德意志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首位。”
这就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利益纷争的世界。在这复杂的舞台上，家族又是一个贯穿整个文明史的主要演员，家族为了权力、利益、名誉和传承而在舞台上极尽所能，他们的表演和实力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个伟大帝王——其实，任何一位帝王也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利益家族化自古就是一种趋势，而家族历史往往成就了世界历史。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家庭就成为社会基本的单元。人类社会就是由千百万个家庭组成的，以家庭为核心和模式，逐渐形成了以父与子、师与生、主与仆等关系而构成的权力—利益网络。自古至今，社会文明和科技一直在进步，但这种网络却没有什么改变。在历史中，往往形成一个地区为一个家族所主宰，而整个国家又为更强大的家族所控制，形成众多家族围绕一个核心家族运转的情况，而这个核心家族又通过这些众多的家族支配整个民族和国家，而这个国家又进而对周边的国家施加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体系。
在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大家族，如欧洲的哈布斯堡王室、霍亨索伦王室、被誉为欧洲第六帝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国的肯尼迪家族、杜勒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现在掌控美国的布什家族等。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标志是欧洲的神杖落地，从此开始了一个王冠之上的时代。哈布斯堡王室算是最灿烂的——在1348年，哈布斯堡家族首先成为奥地利大公国的大公，然后一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到19世纪初（1806年）才黯然退出欧洲舞台的中心位置。在中国和欧洲，甚至是继承希腊共和思想的罗马帝国，“家天下”的统治思想一样根深蒂固。在中国曾经有着世界最典型的家族统治。每当统治国家的核心家族改名换姓就意味着改朝换代。在欧洲尽管实行的是迎请异地君主治理国家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中国人来说颇为不可思议，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欧洲的各个王室是有着严格的通婚规定的，也就是说整个欧洲的各个王室实际上都是处在一个姻亲网络中的，如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患有血友病，这成了验证她是否具有欧洲真正的皇族血统的鉴定标准之一。另外，从拿破仑统治欧洲时任用了众多其平庸的兄弟和亲戚也可以看出，拿破仑妄图成就拿破仑家族一统欧洲的野心。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以民主和自由思想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丝毫没有影响家族在社会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只要有财产等利益的私有化存在，就会有家族的存在。这很明显，财产的转移首先就是在家族内部开始的，家族在社会中是最有共同利益和权力的共同体，因而也就形成了最严密的家族体系。从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到美国的肯尼迪家族，都证明了现代社会中家族的重要性。
自然，家族社会并不一定就是一个高效、稳定的社会，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并不都是杰出的管理天才，如拿破仑家族中除了他本人以外，其他的都属于只能给家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麻烦的人；中国的皇帝中也经常见到毫无作为的家族成员。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这种家族利益并不都是和国家利益一致，导致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失衡的状况出现，这是家族统治的必然现象，因而，这种矛盾就成了国际政治中可资利用的一个因素。
当然，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也是一致的，如日本天皇家族与日本的战争命运就是相一致的。同样，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利益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大体是相一致的——如果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必然要大大削弱这四大家族的势力。英国皇室也同样面对纳粹帝国的考验。但更多的时候，家族讨论的是如何巧妙利用统治权力为家族谋利，以及怎样规避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的风险。对任何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来说，最好的状态都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双赢，最差的情况就是无论怎样都会导致两者相冲突，并且难以保全其中任何一者。如菲律宾的马克斯家族在身败名裂的最后时刻，整个菲律宾不但因此流失了上百亿美元的财产，而且马克斯家族在菲律宾的势力也从此不再辉煌。
上溯布什的家族史，可看到这个家族原来具有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血统，而且老布什在二战结束复员后，在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前，与芭芭拉·皮尔斯结婚。芭芭拉·皮尔斯是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后代，也属名门之后。因此可以说布什家族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布什家族到了现代达到了家族的巅峰，父子二人相继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总统，使这个家族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家族。其声望及权势实际上已经超越了60年代声名显赫的肯尼迪家族。老布什的严谨刻板与小布什的朴实无华使这个家族更具有平民风范，与肯尼迪家族那种显赫、富贵、风流与命运多舛截然不同。小布什的祖父是普雷斯科特·布什，其在1952～1966年间就一直担任参议员；老布什在1966年间当选参议员，先后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驻联合国大使及副总统等要职，一直是处于美国的政治权力核心之中；从1989年到1993年担任美国第41任总统。而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则是现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可见，布什家族对政治的领悟比肯尼迪家族更为深刻，也更为深入美国的政治核心。
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所在的哈里曼财团，不仅在德国从事金融投资的活动，也同样从事间谍的活动，这和老布什后来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不无关系。就是在布什没有从政之前的商业活动中，也有众多间谍的影子，如1948年，老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从事建设的联合大企业德雷瑟工业公司下属的一家子公司工作，这家子公司实际上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情报源。还有老布什与人合作经营的石油公司也一直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着。因而，老布什的情报资历颇为深厚，在福特政府时期，老布什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从1981年开始，布什在两界里根政府中担任副总统，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置的危机管理系统的负责人，他实质就是情报与秘密活动的总协调者。
无论什么样的家族，实际上总是遵循一条“经济—家族—政治”的逻辑，也就是“利益—人—权力”这样一条准则。从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开始就是遵循从经济入手，进而深入政治，再谋求将政治与家族经济统一运筹，纵横于利益与权力之间。普雷斯科特给布什家族留下的家训是：“生为男人首先应该赚钱，接下来是养活家人，最后可酌情献身公职。”老布什严格遵守了这个家训，首先进入商界，获得金钱支持之后，然后再从容应对政治考验。而普雷斯科特本人也是走同样的路，他在上世纪20年代主要在其耶鲁大学同学罗兰·哈里曼的投资银行W·A·哈里曼公司担任董事。哈里曼是一位颇具头脑的投资者，他看到一战后一片废墟的欧洲必然要开始大规模地重建，而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必然要开始大规模地收获它对这场巨大战争的投资。因此，哈里曼购买了大量的德国债券，由此建立了哈里曼财团，这个财团也就和德国有力地直接联系起来。此时，作为哈里曼财团的德国伙伴之一的德国钢铁财团——蒂森集团，也将财团的政治投资放在了冉冉升起的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哈里曼和蒂森共同在纽约设立“联合银行”，这样可以保证有大量的资金投资在新兴的德国。普雷斯科特为该银行的重要董事之一，也就参与了这场既为家族利益获利又直接支持了德国纳粹的商业活动。商人也许没有政治主张而只有利益，但往往正是各种庞大财团的利益在事实上形成了国家政治。如哈里曼财团就认为只有在欧洲一个强大的德国，才可以有效地阻止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扩张。与其说是在两个同样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中作政治选择的话，还不如说是因为家族利益在此，别无更好选择。
“只要能够获得政治和经济稳定，即使是独裁者也可与之做出交易。”这就是布什家族为美国政治选择的原则。
这种在世界通行的家族政治标准是一种自古就盛行的标准，人类的历史可以细化为各个家族的史书。同样，老布什曾出于家族的石油利益和国家的冷战政策支持过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而小布什也曾与本·拉登及中东的一些恐怖集团作过交易。
在政治—家族—利益的三角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从经商到从政的道路，往往是开创者就已经将这个家族引入到政治环境中了。在美国的深层政治中，尤其是核心层，说其主要人物肯定和以下两点有直接关系一点也不为过：一个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各个家族利益的代表者，一个是对美国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人。
就以布什家族的美国总统决策圈内的人为例，副总统切尼是老布什时期的国防部长，国务卿鲍威尔则是那时的参谋长。鲍威尔无疑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鲍威尔本人也许是布什家族外围重要人物中没有大公司背景的少数人之一，布什选他显然是出于一种弥补，即对小布什外交事务缺乏深刻理解的一种重要的平衡。而切尼则很经典地诠释了布什家族和美国众多权势家族之间的紧密关系。切尼是哈利伯顿公司的利益代表者，哈利伯顿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家石油服务公司。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他离开政府当上哈利伯顿公司的业务主管。这是多么好的安排：切尼当国防部长的时候进行了海湾战争，然后他就看到了商机，于是辞职，进入哈利伯顿，然后等待联合国对伊拉克解禁之后，切尼的公司就承包了战后修复工程——切尼指挥军队摧毁了伊拉克的一切，然后转过身来再扮演和平的修复者，他是台上台下的演员都做了，里里外外的钱都赚了，真是绝妙的安排。不仅如此，切尼在挣到钱后又再次返身成为白宫的副总统，之后不久就再次策划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样，拉姆斯菲尔德在1983年担任伊拉克特使的时候，可是对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视而不见，实际上他就是伊拉克化学武器的输送者，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国需要支持伊拉克对抗前苏联支持的伊朗，两伊战争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怎么会担心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呢？就是伊拉克真的在两伊战场上使用了，美国也当没看见。
考察家族与政治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利用这种家族与政治的矛盾和影响。如日本在二战中其实并不是像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投降，如果没有保留日本皇室这一条件，很难说日本会抵抗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美国肯定无法和平登陆日本。而一旦日本皇室问题得以解决，日本投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 非政府组织
政府无疑是最有威信的社会组织，但它从来不是唯一的组织，社会往往需要各种各样的组织——从想推翻某个政府的阴谋组织到接待外星人的组织应有尽有。伴随人们个性空间的日益扩大和全球化交流体系的日益完善，各种非政府组织也日益繁盛起来。
相反，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使交流变得非常容易的世界，这种交流早就跨越了国界——思想、财富和技术从某一处到另一处早就没有时间和地理这个障碍了。所谓的障碍就是各国制定的不同制度，而政府这个组织的职责就是制定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制度的制定者总是影响其他的制定者，如同全球的天气，某一地区的降雨与另一地区的干旱总是息息相关的。
在今天的世界，由于外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和普遍，使得政府在其所控制的地理领土范围内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对一些小国政府而言，有时简直就是举步维艰，甚至危机重重。在全球化从各个角落渗透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国家往往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能面面俱到地应付，这就需要各种专业组织来对付。并且这种来自全球的影响也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干预的，这需要跨越国家的专业组织进行协调和操作等。如国际卫生组织、国际基金组织，环境、河流、气候等所有方面在今天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组织，甚至有全球的漂流协会这样的组织。当然这些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就是想摆脱政治的干扰。政府组织有时在这些方面反而表现得有些迟钝，力不从心。相比之下，一些大跨国公司要远远比这些国家强硬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利益集团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实力已经达到对抗政府的水平，如果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抗某一个弱小的国家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有时甚至会显得有些可怜。这些非政府组织是一些势力庞大的团体，它们甚至可能对政府权威构成威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钻石联盟、绿色和平组织等。
全球的各种非政府组织数量非常庞大，数以万计。由于这些组织都是某些专业领域的权威或者具有很高的号召力，所以它们也往往故意掣肘某些在它们看来不顺眼的政府。这其实就是一股社会力量，它们同样代表着社会中的某种利益，因此它们的力量实际上是很强大的，并且它们往往都是跨国组织，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和组织反对力量，它们也在事实上参与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尽管可能有着慈善的面孔，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如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会等。
民族国家在今天还是世界的主流，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在某些方面已经统一的全球社会，但民族国家的权威在未来可能还是会加强的，诸如此类的各种国际组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只能扮演二流角色。
也许，如同股市需要反弹一样，国家政权的权威也并不是在全球化中一冲即跨的沙滩建筑，它仍有重新树立权威的可能。如美国就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国家权威，有些小国也在忙着修复它们近乎破产的家园，如阿富汗、伊拉克和一些非洲国家等。但这决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将会销声匿迹，正相反，非政府组织在未来将会越来越繁盛，并且这些组织往往超越国家界限，也往往能做到单一政府所难以做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利益群体，而世界就是由各种利益群体构成的，所以，无论强国还是小国都不得不重视这些非政府组织，它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