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感谢全球化：对商人而言，全球化就意味着全球大市场的形成——尽管这还是一个拥有众多规则和樊篱的市场；对政治家来说，舞台扩大了；对民众来说，世界更加完美了；对网络市民来说，他们终于脱离了禁锢已久的众多界限，他们早就是地球村的人了。
无论是自人类建立文字文明以来，还是从1492年现代全球化开始以来，文明世界就从来也没有建立过统一社会。也许，相对而言，蒙古帝国时期算是对欧亚文明世界一次粗糙的统一，但帝国疆域的过于庞大也导致不得不分裂为四大汗国，统一的仅仅是在统治层面的蒙古民族性和帝国名义上归属东方的元皇室。并且，日本、偏远的西欧诸国、南亚还有东南亚等地还没有被完全纳入到这一版图之内。
实际上，全球化的渗透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但世界上众多的权力中心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是处在一种自然涣散的状态中，即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这是一个“人们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单、贫困、残忍而短寿”的世界。各个政权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甚至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存在残酷的争斗，即整个社会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中。看起来这更像是处在原始社会或者更像是东非草原上的自然世界，人类文字文明中的柏拉图世界、孔子所倡导的理想、仁义礼信完全是一种虚幻，一切所谓的儒家社会道德、汉谟拉比法中严明的法律、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实则只是一种竞争状态中短暂而无奈的、彼此制约和妥协的条款，这就是霍布斯所导论出的社会契约，即在共有社会中，每一个人自出生就伴随着一个自然社会契约，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同时存在于两种天赋状态中，就是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相伴而存、不可分割。任何人的这两种状态都处在“利维坦状态”之中——这是一个社会总体权威，拥有对任何人的生杀予夺、对任何人的权利分配的权力，而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强权就是维持社会契约的存在。
霍布斯一个显然的错误就是，他的一切论述显然是以人性恶为当然前提的，而不是在前面所说的人性无所谓善恶，而只有手段的黑白。
现代全球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性利益化的世界。这并不是认为人性有什么改变，而是基于历史文明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竞争和合作的相对进步，对人性中的二元性而言毫无变化。
今天，相互依赖理论正开始风靡世界。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就是其中之一。以国际关系学派而论，赫德利·布尔属于“英国学派”。他的名著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
赫德利·布尔将现代世界区分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他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如同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一样，由大国构成基本框架，每一个国家都是成员，国家间的行为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行为体，而是系统内部的行为，它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应性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则是有许多共识的东西。如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机制，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拥有这些“共同”的国家群体。赫德利·布尔显然想推翻霍布斯的国际社会无政府论调——拥有许多共识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社会，而是一种无政府但拥有秩序的社会，而维持这种共识的，就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的那种有同一社会中的理性纽带。这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不矛盾吗？赫德利·布尔这种将现代社会毫无意义的“统一”显得有些无聊。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世界，国际社会显然都是出于国际体系支配下的。赫德利·布尔是想证明现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存在，但却错用了分析方法。
现代国际相互依赖的确存在，而且远比1492年时深刻得多，但现代国际社会远没有达到用国际道德就可以维持这种相互依赖社会的存在的程度。现代国际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国家都与外界保持着物质利益上的依赖，在整个国际社会中也认同这种利益交流的重要性，但贸易规则显然不能代替国家间的竞争。任何国家也都需要安全，谁都不希望受到侵害，而赫德利·布尔寄希望于每个成员国都自觉地遵守国际和平协议，这显然过于幼稚了。有时候贸易失衡或者贸易通道受阻，就是导致一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赫德利·布尔所言的贸易交流和寻求安全环境两者间就存在矛盾。赫德利·布尔还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比拟，但他显然又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内社会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备的社会，而国际社会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赫德利·布尔的理论尽管漏洞百出，但他所说的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状态却是存在的，只不过赫德利·布尔先生用错了分析方法。从欧洲的殖民时代到一战和二战时期，以及冷战时期的全球分化，及至今天的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显然走过了一个阶段性递进发展的过程，今天全球化的深入所导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是一种国际社会日益紧密的表现，但却一直没有背离国际社会中大国角逐和均势制衡的原则，利益的紧密不等于公平社会的出现。
全球化的蔓延看起来更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历史中的国家相比，现代国家主权的篱笆墙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已经矮了很多。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主权国家有七大支柱：发动战争的能力、保持隔离状态的能力、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控制信息与人员流动的能力、保持独立传统政体的能力、保持主体民族纯洁血统的能力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能力。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可以显著地看到这七方面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一国行使武力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两者战争力量的对比，而现代往往更多的考虑其它大国的干涉，这种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另外，核武器的出现，也使国家间的战争首次止步于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面前，甚至可以说冷战之所以能维持近50年的和平，就是由于核威慑的效果。历史中的国家十分注重本国居民的稳定和人口的数量，努力维持人口增长和防止人口流失，因为众多的人口是国家的财富、武力和强盛的基础，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隔离的状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盛。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日本表现得非常显著。历史中各个国家间的交流很有限，很少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倒是这种相互隔绝更具现实意义。而在现代，国际交流则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获得国际先进知识、技术、各种制度和贸易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国家大多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统治者多认为依赖他国的经济模式无疑是受制于人，这会大大限制其在必要时采用武力的能力。而现代国际贸易已经达到细化国际分工的水平，一个国家失去国际贸易则会变得十分危险，甚至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崩溃。在历史中，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保持在少数人手中的，识字的人很少，能参与国家决策的人更少，往往这种决策只限制在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民众仅仅是被动地支持决策而已。
统治者视掌握国家信息和杜绝国家间人员交流为控制权力的要素。而在现代，尤其在西方国家，民众和民间公司掌握着大量信息，也就必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而完善的信息反馈体制又保证了信息在政府与民众间的畅通，有时国家在需要的时候，还会举行全民公决。如欧共体的许多成员国就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等。同样，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地球上的任意两个人只要拥有必要的设备都可以保持即时联系；在国家政体方面，传统的各种文明特色下的君主制已经受到无法抵御的冲击。以冷战期间为例，世界明显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体阵营。美洲文明中的庞大帝国、非洲各种土著政治体系、亚洲传统的帝王制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袖与世俗国王等所有的文明体系都受到欧洲民主政治的冲击，现代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真正独善其身；在民族血统方面，传统中一直十分重视民族区别，尤其在异族统治的帝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在中国清朝时期，满族统治者就采取许多维持民族血统的措施，如限制满汉通婚等。而在现代，美国则是一个几乎包容世界所有民族的国家。同样，作为反例，日本却还在努力限制外国血统的流入；在文化方面，全球化的另一杰作就是促使世界上许多小语种的消亡。在今天，有许多民族的人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甚至在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中，官方语言却是英语。在许多文化习俗、服饰、礼节、餐饮等方面，也是消失或是变异，原来的国家文化特色已经大为逊色。
国际政治学者安德鲁·斯科特研究了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后认为，这种相互依赖和渗透已经改变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定义两个概念。在国家利益方面，国家更多地扮演的是全球经济分工的角色，而不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自我利益角色，即“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利益”。相应地，国家定义也应该注重强调国际体系中的色彩。这种国际分工利益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概念。显然，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巴西经济危机，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股市暴跌、中国强劲发展对世界的冲击等都证明了任何国家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了，这种融合似乎已经证明国家边界已经无法再以防波堤的面目阻止全球利益的流动了。
尽管全球化与国家行为体间远没有达到和谐的境地，但这种趋势显然还会进一步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许这是一种矛盾，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同样也存在许多反全球化的声音，毕竟，有利益先得者就会有利益失去者。相互依赖的背面就是渗透带来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有时会转变为一种反全球化的革命。历史是尊重矛盾运行的规律的，矛盾的反复是一种正常表现。如同英国君主制的复辟一样，尽管已经与以往的王权至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无论是英国女王的威信还是皇室成员的绯闻都是公众的焦点，甚至会影响英国和埃及、西班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