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还在江西任上时已经预感到将被罢官，于是未雨绸缪，先在上饶带湖购置别墅庄园，在新居还没有竣工前写下了《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鲙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辛弃疾对未来餐菊佩兰、观梅赏竹、闲云野鹤般的退隐生活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期盼。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一文中想象自己从彭泽归家后游山玩水、抚松赏菊、看云卷云舒、鸟飞鸟还、自斟自饮，兼享天伦之乐，如羁鸟出笼、池鱼归渊，好不快活自在。尽管辛弃疾的退隐是被动而犹豫不决的，陶渊明的归去是主动而义无反顾的，但显然高雅脱俗则是陶渊明与辛弃疾想象中的退隐生活的共同基调，而且一文一词均是作者归隐之前对归隐之后生活的想象之词，也许是不谋而合的巧合，也许是辛弃疾潜意识中不自觉地对陶渊明的模仿，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这似乎都昭示了英雄的辛弃疾在长达20年的闲居生活中，将会与性格上有着天壤之别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结下不解之缘。的确在以后的现实闲居生活中，辛弃疾把英雄将帅理想转入对隐士理想的追求，选择了陶渊明作为自己的楷模。邓广铭先生把辛弃疾一生及其创作分为江淮两湖时期、带湖时期、七闽时期、飘泉时期和两浙铅山时期共五个时期，其中带湖和飘泉是闲居时期。许伯卿的《辛词题材构成解读》一文统计了包括隐逸词在内的诸种题材在辛弃疾词作五个时期内的分布情况；郝青云的《横竖烂漫尽显才情——稼轩词的用典特色》中统计了稼轩词的用典情况，包括陶渊明的典故在五个时期内的不同分布。笔者据此制成下列表格：
自表中可以看出隐逸词数量与用陶渊明典故的次数在辛弃疾五大时期的运动变化轨迹是惊人的一致，两者都伴随了辛弃疾的大半生，在带湖和飘泉闲居的20年中则达到了巅峰，这两期有85首隐逸词，竟有55处用到陶渊明的典故，充分说明了陶渊明已经成为辛弃疾隐逸思想外化的人物形象和内在的精神榜样。他的隐逸之思正是在与陶渊明的诗文、行事相互生发，甚至是在陶的引导之下渐趋深入的。近来在辛弃疾的爱国与英雄主题被研究开掘已经较深之后，不少学者转向了对辛弃疾田园词的探讨。辛弃疾的田园词约有四五十首，这个数量是此前任何一个词人的词作中不可能有的，这也应该是他向陶渊明学习的结果。
中国的隐逸传统是以老庄思想及行为方式为源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是演绎这一传统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士人，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隐逸倾向。陶渊明是隐于田园、逸出官场；谢灵运是隐于山水、逸出人世。因此陶渊明是田园诗人，谢灵运则是山水诗人，两者是很不相同的。所以袁行霈说：“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其实差别不仅在题材内容。田园诗人厌倦官场、鄙薄轩冕，不屑与士人群体为伍，却喜欢农村，乐于与保有赤子之心的村民为友。他们扬弃了官场的世俗生活却选择了村居的世俗生活，他们是我们普通人中的一员。山水诗人则不但厌弃官场，鄙视利禄之徒，而且蔑视红尘中的芸芸众生，多尘外之思，希望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深山之中，切断与世俗社会的联系，我们对他们是敬而远之的。因此山水诗往往呈现出孤峭、幽冷或是空寂的格调，如郭璞、谢灵运、王维、林逋等人的山水诗。田园诗则多数显得静谧、安详、亲切、淳厚而平易近人，如陶渊明、苏轼、范成大等人的田园诗。辛弃疾本是喑呜叱咤的大英雄，眼界颇高，当他走向隐逸之路时，似乎应该追求遗世独立的谢灵运式的隐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在追求和光同尘的陶渊明式的归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呢？
首先，中国士人在经历了初盛唐的浪漫、中晚唐的沉思，进入宋代后他们变得成熟、稳重起来。他们非常注重平凡的日常生活，并把琐碎的生活当作诗料大量地引入诗中，形成了宋诗平实的特点。宋词作为娱宾遣兴的酒宴文学的异常兴盛也与宋代士大夫的此种心态有关。这种关注日常生活的普遍心理使宋人更容易与平民式的陶渊明发生共鸣，而与贵族式的谢灵运则会有一些隔膜。陶渊明的品节和在诗文中所描绘的诗意化的田园生活是宋人心慕已久的，在陶诗的吟咏、浸染中，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富于审美意味，这正是宋人所追求的，却是唐人所忽略的，宋诗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题材开掘中具有了不同于唐诗的自家面目。这也是陶渊明在宋代被普遍推尊，地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重要原因。宋代文坛宗主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矍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在苏轼眼里陶渊明的诗是前无古人，即使李、杜也在其下。当然苏轼是着眼于陶诗平实而内蕴丰富的艺术特点的，其实这与陶诗多写平凡的日常生活的题材是密切相关的。苏轼的和陶诗多达109首，是苏轼从诗歌内容到诗歌艺术技巧再到内心体验对陶诗及其人的全面揣摩、学习。因此学究天人的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实是肺腑之言，绝不是一时兴起的随便说说。作为文坛盟主的苏轼对陶渊明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宋代文人。“稼轩词用东坡典209处，而用东坡诗163处，东坡词赋文46处。”可见辛弃疾是极其爱苏轼的。在苏轼的影响下，辛弃疾心目中的陶渊明几乎与苏轼的认识如出一辙。如苏轼说：“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最清真，谈笑得此生”（《和饮酒》）；“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清诗”（《和归去来兮辞》），辛弃疾云：“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醑妙理”（《贺新郎》）；“晚岁躬耕不怨贫，支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两人都是在陶渊明与王谢门阀世族的对比中推尊陶渊明的，并且一致认为“清真”是陶渊明的诗文和人格的共同特征。不管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受了苏轼的暗示，总之辛弃疾处身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对陶渊明情有独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辛弃疾与陶渊明都有重农的民本思想。陶渊明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认为自己身处乱世不能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只好退而独善其身，自己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那必须过自食其力的躬耕生活了。而且他认为躬耕是保持身安、心安、坚守道的物质基础，所以农耕是光荣的，并非下贱的职业。这是他能够诗意地栖居于田园生活的思想前提，他对田园生活的赞美也就是对自己和被社会所贱视的劳动职业的讴歌，他是一个从思想意识到实际行动都重视农业劳动的士人。辛弃疾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辛弃疾由北入南，熟知南北情况，实为有得之言。辛弃疾在任上时，往往把重农思想落到实处，在滁州时，“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上书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的农民起义的本质，并劝谏皇帝“申饬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自以为文过之地”。当然这些举措是多数有良知和远见的清官都能做到的，但是这些清官常常只是从“民为国本”的实际利害出发来考虑的，他们是与农民有着较远距离的高高在上的父母官。辛弃疾对农业、农民的认识除了功利性的一面外，还有着很深的个人情感。中国人是很重视取名的，名字中寄寓着自己或是父母亲的期望，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人们的名字里多含功名利禄和长寿的指向意，很少与“农”字扯上干系的，因为他们早就悟透“耕也，馁在其中”的先圣遗训，但是辛弃疾偏偏为自己在带湖精心建造的房舍取名“稼轩”并自号稼轩居士，当然这里不排除有标榜的嫌疑。可是他竟然给自己的九个孩子取的名字里都带上了“禾”字偏旁，他希望把自己对农业的认识和情感传递给下一代。可见辛弃疾的重农犹如陶渊明一样，不但深知农业是国家和个人生存的物质保证，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它。
其三，两人都喜欢与农民做朋友。“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陶渊明的这些诗句塑造出一个与邻里一起劳作、饮酒、谈笑、和睦相处的和蔼长者的形象，他已经完全融入了村民之中，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辛弃疾是一个广交天下朋友的英雄豪杰，其交游词多达136首，在其30种不同题材的词中所占比重遥遥领先，即使在他隐退期，交游词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性情恢弘豪爽、喜接纳友人是辛弃疾的性格特点。淳朴的山民野老对于“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辛弃疾《论盗贼劄子》）的辛弃疾而言更是可亲可爱的，“呼玉友，荐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杖藜忽避行人去，认是翁来却过桥”（《鹧鸪天》）；“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满江红·山居即事》），村民们已经把辛弃疾当作他们的老朋友了。“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清平乐·检校山园》），辛弃疾成了一个充满着慈爱心肠的老顽童了，与“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杜甫是很不相同的，他已经融入了村居生活。
时代风气和个性使辛弃疾选择了陶渊明作为隐居的榜样，不但写出了很多的隐逸词，也写出了不少田园词。并且非常喜好用典的辛弃疾在田园词中却一反常态，大量地运用白描的艺术手法。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明月、惊鹊、清风、鸣蝉、人声、蛙声、几颗夜星、几滴急雨，清晰地传达出飘溢着稻花香的仲夏之夜的神韵。这与陶渊明善于用白描手法描写田园风光有着神似的地方，即他所体会到的陶渊明的诗歌特点——清真。
“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是辛弃疾对陶渊明隐逸行为的模仿；“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贺新郎》），《声声慢·隐括渊明〈停云〉诗》与《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是对陶渊明诗作及其性情的体悟、揣摩；“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是在对陶渊明长期的学习、体认的基础上，终于在头脑中复活了800年前的陶渊明，此时的陶渊明已是一个血肉丰满、怀抱铮铮铁骨的长者站在辛弃疾的面前，激励他固穷守贫。他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但又说：“往日曾论，渊明似胜卧龙些”（《玉蝴蝶》），看来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认识是一个反复的发展过程。“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沁园春》）；“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鹧鸪天》），诸葛亮是君臣遇合、建立不世功业的智者，屈原是以死捍卫理想、坚守品节的爱国者，王谢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体现者，这三者是封建时代几乎所有的士人仰慕的对象，但在辛弃疾的眼中，他们在陶渊明面前都黯然失色，陶渊明作为人格典范是无与伦比的崇高、完美。由于陶渊明独一无二的光辉存在，使他不自觉地自比为陶渊明，如：“停云老子，有酒盈尊，琴书端可消忧”（《雨中花慢》）、“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水调歌头》）。但也正因为陶渊明太崇高、太完美了，他有时又自觉难以达到陶的高度，或者感到自己还是自己，并没有成为陶渊明的翻版，如：“饮酒已输陶靖节”（《读邵尧夫诗》）；“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认识、追求是曲折而艰难的，同时也是坚韧不拔的，一直以渊明为榜样，澡雪精神，砥砺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