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顾圆圆 通讯员 张国坚 高宁
在小港街道江南公路沿线有多个名称中带“新”字的村庄，如新建、新立、新民、新政、新权，不熟悉的人一下子听了这一连串的村名会很晕，“什么什么，你说慢点，我记不住啊”。其实，记这些村名非常简单。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建立民主政权时期，当时的谢墅乡第一任乡长用“建立民政权”5个字分别冠以“新”作为谢墅乡五个村的村名。另外还有“模范”意义的新模村和种植棉花的新棉村。这些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新棉村，现在的宁波市蔬菜基地，是这次记者要讲述的村庄。这个由移民带来的新村庄，近百年间，从开荒种植棉花开始，经过几辈人的努力，从无到有，从穷到富，由曾经芦苇丛生的江涂变成了现在的美丽富有新农村。甬江泥涂原为咸碱地，不宜种粮，慈溪、余姚的移民便在这里种植起棉花。慈溪、余姚人原本就有种植棉花的传统和技术，移民们走到哪里，就把棉花种到哪里。新棉村因种棉而来，“棉花田”这个词是这个村庄绕不开的集体印痕。近百年来，先辈们在这里书写了一部垦荒造地的创业史和村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慈溪、余姚人来此垦荒植棉
龚云章老人今年81岁了，他的父亲龚月饼是来自慈溪的一个拓荒者。龚云章出生在新棉村，和村里很多老人一样，他说话带着浓浓的慈溪口音。他给记者指路，会说“噶头噶头”（那里那里）。和村里很多老人攀谈，记者要很费劲才能听得懂他们的话，有时候还要老人们用北仑话再说一遍。龚云章说：“这里的话也会讲，但是不自主地还是会说起家乡话，老家讲惯了，改不过来了。”
上世纪20年代初，甬江南畔的下泥场还是一片芦苇丛生、野鸟栖息、鱼虾成群的海涂。当时胡家洋（现在的新建村）有一个名叫谢德丰的工商老板，为了筹集梅墟一所学校的办学经费，在此填塘围地，作为学校的产业。此后就先有郭巨人来此垦荒，而后慈溪、余姚人也陆续来此垦荒，那时还不到百户人家。“听我阿爷讲，当时老家形势不好，人多地少，非常艰难。日子没办法过了，于是很多人只能走出来种棉讨生活了。”黄仁香今年79岁，她的爷爷叫黄伟兴，是上世纪20年代从慈溪过来的第一批拓荒者。“我爷爷那时五十多岁了，他来的时候这里除了几个郭巨人，几间草舍，一片海涂，其他什么也没有。”黄仁香告诉记者。后来，黄伟兴带领移民们一起造海塘、造桥、植棉，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后，他便从老家接来了一家老小。在此后一次造桥事故中，黄伟兴不幸去世。
由于郭巨人不善种植经济作物，再加上当时的海塘不坚固，经不起台风大潮的侵袭。部分郭巨人退却了，他们或移居他处或回原籍另图生计，而善于经营多种经济作物的慈溪、余姚人终于留了下来。由于他们辛勤的劳动和以后的海塘修复加固，移居至此的先辈们除了向谢德丰交纳租佃外，尚能维持温饱。为此，30年代初，当时的龚、黄、庄、徐、姚氏就亲带亲、邻带邻地陆续到下泥场定居，共同开发甬江之畔这片肥沃的土地。龚云章老人的父亲母亲作为移民，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新棉，他们的后代一直居住在这里。村里老人讲，那个时候郭巨人就留下两户，现在村里大多是慈溪、余姚人的后代，很多人还是会讲老家的话。
艰苦的拓荒岁月
上世纪30年代，罗炳余被母亲从慈溪带到了这里，当时他还不到10岁。因为老家人多地少，实在没办法生活了，听说镇海有一片荒地可以植棉，家人就带上包裹过来了。从慈溪到小港，120里的路，没有车又坐不起船，从白天到晚上，6岁的罗炳余牵着母亲的手整整走了一天。潘志根一家迁移时他正好15岁，对来时的情景他至今还是历历在目。“我和我父亲一起过来，100多里的路啊，就靠这两条腿这么走来。一路就听见脚踩着泥路‘叽噶叽噶’的声音。后来走到贵驷实在走不动了，就在那里的一个破庙休息后，才继续赶路。在来的路上看到有人拉着牛，背上背了袋炒熟的大豆充当干粮，一路艰难地行走，真是非常不容易啊！”潘志根向记者感慨道。那个年代，很多像罗炳余、潘志根一样的慈溪、余姚人拖家带口，一无所有地来到了下泥场，开始了他们的围塘植棉的拓荒生活。可是当时到底来了多少移民，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
旅途的辛苦只是一个开始。据村里老人们回忆，为了居住，先辈们就地取材，用茅芦作瓦，用毛竹当梁椽搭成草棚，以海烂泥垒灶烧饭。没有粮食就去胡家洋、墓孝陈以棉换粮，或去做短工换粮。拓荒者的艰苦生活可想而知。
龚云章的父亲龚月饼来到下泥场后，割来芦苇，弄点烂泥，搭了个简易草棚，一家人开始围垦、开沟、播棉籽。当时的海塘并不牢固，海水经常倒灌，损坏棉田，一家人整日提心吊胆。尤其是台风季节，海水倒灌棉花被浸不说，住所也被吹倒，只能堵住缺口，重搭草棚继续劳作。泥涂上连条像样的路也没有，龚月饼他们只能一步一滑地行走在烂泥围起来的田埂上。没有套鞋，只能把毛竹根头对半劈开，穿四个洞，穿上绳子，用手拉着，下雨天在烂泥里跋涉。罗炳余一家也生活在草棚里。罗炳余说当时东一间西一间都是草棚，一间瓦房也没有，开门便是棉田。罗炳余还记得下雨前抢收棉花的情景：母亲林家人一看天气不对劲，一家人便连夜抢收棉花，吃饭也顾不上，一直摘到天黑下来棉花也看不见为止。黄仁香回忆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棉花的产量也不高，一户人家有个二十几斤的收成算是不错了。把棉花卖给收购的人，然后换点口粮。”“梅墟那一带有个长丰米行，没粮的时候我们家就去赊米，等到棉花卖出去以后再去还上。或者去做短工换粮，我就给人放过牛。”潘志根告诉记者。说起新中国成立前的开荒经历，很多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移民们大多是迫于生计背井离乡，为了能够在他乡生存下来，他们比一般人更能吃苦更能拼搏。他们来到下泥场后，不管生存条件多么艰苦，就是靠着这一股子拼劲和韧性坚持了下来。就这样，移民们白手起家、辛勤劳作，子子孙孙繁衍，经过近三十年的造海塘、开荒植棉，这片昔日芦苇丛生的围垦地逐渐地变成了既可种棉又可种蔬菜的肥沃土地。下泥场植棉越来越有名气，地方上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棉花村。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棉花大村
新中国成立后，下泥场改名为新棉村，由一个小村落正式变成了一个棉花大村，家家户户种植棉花。很多老人回忆，村落里除了少数的口粮地，就是大片大片的棉花田了。棉花成熟时的情景也甚是好看：一米多高的植株，白乎乎的棉花团，碧绿碧绿的叶子迎风摇曳着，姑娘们背着小背篓，笑盈盈地在棉田里采摘棉花，远远望去像是一幅画。庄莲英是当时大队里的赤脚医生，每天背着药箱行走在田间地头。摘棉花的时节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很多棉农会在棉田里突然生病，所以这段日子也是庄莲英最忙碌的时候。她经常穿梭在棉花田里，虽说不用和妇女们一起摘棉，但也非常辛苦忙碌。她对棉田的情景印象颇为深刻，她告诉记者：“摘棉的季节一到，棉花田里可热闹了，家家户户忙着抢收，摘来的棉花堆在一起，白白的一片，一派丰收喜庆的景象，那个时候是全大队最开心的，连村子里的狗都在田里欢喜地蹿来蹿去的。”
罗炳余当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对自己领导过的新棉大队，颇感自豪，说起话来都是着重强调“新棉大队”，底气十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棉花生产非常重视，由周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乡里给新棉大队派了农业顾问，还经常组织我们去别的地方参观学习，施肥、除虫都比新中国成立前正规多了，产量也提高了不少。我们新棉大队的棉产量、质量都比别的地方要好。每次去乡里县里开会，我们大队总是得到表扬。领导对我说，老罗啊，你们新棉的棉花很出名啊，要抓好啊。当时大队种棉的积极性非常高，每个人都力争上游，生怕落后。”
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上面让新棉大队搞棉花试验田。于是新棉大队的十几个妇女组成了植棉组，来完成这项任务。黄仁香、陈玉英因为平时表现突出，就被选入这个组。尤其是黄仁香，还被任命为植棉组的队长。因为父亲早逝，黄仁香早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十来岁便下棉田干活，小小年纪就出落得一副好手脚。“手脚特别快，摘棉花别的社员都比不上她，人又负责周到，在妇女中有一定的威信。”村里很多人这样评价黄仁香。和当年爷爷黄伟兴领导移民开荒一样，黄仁香负责起了试验田的工作。
“当时搞了两亩多的试验田，领导说搞得好的话就在全大队推广，这下我们的劳动劲头就更大了。除了集体的棉田，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试验田上。我们用了同样的棉花品种，就是在管理上下了更大的工夫，不时地去看看，除草、除虫，种植季节也比大地上提前了。等到棉花丰收的季节，我们十几个妇女就去抢棉，积极性相当高啊！”黄仁香告诉记者。陈玉英告诉记者，试验棉田丰收的时候，妇女们腰间系上篓筐，下到棉田，麻利地摘棉。棉花像小桃子一样裹在棉壳里面，大家欢喜地摘着，越摘越有趣，还有上面来了拍照片的人，把妇女们摘棉的镜头都拍去了，大队里很多老人小孩都出来看，可热闹着呢。试验田搞了三年，每亩的棉花产量比大地上的高出了许多，成果显著，大队就把试验田的方法推广到了大地上。新棉大队的村喇叭上报道了这件事情，表扬了植棉组的妇女们，大家可是高兴坏了。
试验田搞得风风火火，当然，大地上的棉花也不赖。村民们指着村中的一所房子告诉记者，这里原本是当时第二小队的棉花仓库，第二小队有二十几户人家，大家把收来的棉花收放在此处。天气好的时候，把棉花铺在门口的石板上晒个几天，白白地铺满了一地，非常好看。晒干后把棉花上的杂质清理掉。然后，大队里几个壮劳力用手推车把棉花卖到乡里的棉花收购站。棉花有好几级的，二级花、三级花能卖个好价钱，后面的像六七级就跟烂浆果一样，就没什么用了。每次收购站回来后都会开来支票，村民们都是过节一样，喜气洋洋。
有一年，全省召开劳模群英会，新棉大队被评上了劳模。罗炳余说：“这个荣誉是奖给我们集体的，是我和大队的几个生产能手一起把奖旗领回来的，心中那个激动啊，晚上都睡不着。那个奖旗非常大，有一公尺五十长，我们把它挂在大队办公室的墙上，心里非常欢喜。”但是后来奖旗不小心烧掉了，这让大队里的人难过了好一阵子。“那是11月份，正是农忙的时候，大人们都在田里忙碌。几个小孩子在大队里用火煮豆子吃，不小心点着了，奖旗就给烧掉了。真是太可惜了，要是能传下来该有多好啊！”话语中，罗炳余透着伤心失望。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新棉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棉花村。棉花是村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好的棉花可以卖到每斤一元多钱，比起当初来开荒的先辈们，当时的生活好了很多，草舍都翻起了平房。“我们新棉村的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勤劳苦干，只知道下地干活。如果你来我们村找手工艺人，你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只会种棉花，搓麻将什么的也基本不会。”采访的时候很多村民自豪地向记者说。
80年代后期成为宁波市蔬菜基地
80年代后期，棉花种植向北方集中，新棉村开始告别种植棉花的岁月。1986年开始，因为地理位置合适，新棉村成为宁波市蔬菜基地。棉农们收起了种棉花的工具，开始成为菜农，曾经的棉田上种起了绿油油的蔬菜，搭起了塑料大棚，不变的还是村民们一如既往的辛勤劳作。村里人讲，种蔬菜一点也不比种棉花轻松，同样的操劳同样的辛苦。成为宁波市蔬菜基地后，新棉村又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收入越来越高，越来越富裕，村容村貌大有改观。70年代草舍翻平房，80年代平房变楼房，90年代搞装潢，这是新棉村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新棉村党支部书记龚德能告诉记者，现在的新棉村处在明州大桥和绕城高速甬江特大桥两座现代化大桥的中间，是一个村级集体经济相对富裕的近郊村，先后获得了农村信息化示范村、市级文明村、区级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心村等称号。2000多米的海塘也是村中的一大特色。几十年前因为植棉而造起来的海塘，现在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新的休憩和游乐场所。
虽然几十年不种棉花了，但是村里很多人保留着对棉花的记忆。像龚云章、黄仁香、罗炳余这些老一辈的植棉人现在都已经上了年纪，年纪最小的也有六十多岁了。他们经常坐在海塘边上，道道老古，说说以前的事情。陈正方今年六十多岁了，他告诉记者，他们这一辈算是新棉村最后一代的植棉人了，比他们小的都没有下过棉田。陈正方谈起棉花还是颇为老到，谷雨前后播种，八月份的时候开始采摘，到霜降为止。村子里到处都是一畦一畦的棉花地，经常可以看到几条狗在棉花地里打架、蹿来蹿去。
龚夏田今年70岁了，她热情地邀请记者去她家里看看种棉花的工具。记者在她家的杂货间看到了大钉耙、小钉耙、背篓、背包机。她说，这些工具收着有些年头了，自从不种棉花后工具也没用过几次。虽然已经没有多大用场了，但还是不舍得丢掉。村子里大多数人家都还留着。她还亲自背上背篓，示范摘棉的动作给记者看。“我们前后各背一个背篓，后面的放质量较好的棉花，前面小一点的背篓放质量次一些的‘烂浆果’。一般一个背篓可以摘十几斤的棉花。以前总是觉得摘棉花苦，现在真是想摘也没地方了。”龚夏田说。
几十年间，沧海桑田，这就是移民村的故事。
（2011年10月21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