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顾圆圆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产物，始于1958年，是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集体经济体制中的最低一级组织单位，它既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又是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负责直接组织生产、分配和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对其所有的土地、牲畜、农业机械有经营的自主权。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作为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大二公”的农村经营体制，并不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作为一个恍若眼前却永远逝去的事物，“生产队”有着太多的历史和故事，在很多人的生命扉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广播响了就出工
袅袅的炊烟。两百余户农家。泥墙草棚。T形的机耕路将陈山这个村落整齐划分。陈山是枫林公社下的一个生产大队，下面有六个生产队，村民们早起出工，日落收队，日子清贫安乐。
今年五十多岁的郏金富是当时第六小队的社员，当年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暑期，十来岁的他也要加入“双抢”的队伍，挥舞着镰刀，在稻田里吃力地跟着大人割着稻子。郏金富记得，每天清晨，村头的大喇叭会如约地播放那个时代的歌曲，亢奋激昂的旋律很快将沉睡的村落震醒，男男女女纷纷出来在各自的生产队集合，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
“家里孩子多，母亲怕忙不过来，会把老钟调快十几分钟，提早把孩子们叫醒，烧火做饭，将家务收拾妥帖，然后稳稳地听广播喇叭响起，让全家不慌不忙地出工。父亲总喜欢在出工前‘咪’点老酒，母亲总会劝父亲少喝点酒，多吃点饭。”郏金富说。那个年代，物质贫乏，农村妇女都善于持家，做什么都稳妥干练，周周到到，她们用纤弱的肩膀扛起一大家子的起居生活。现在郏家的儿女都受母亲影响，养成了未雨绸缪的性格，做什么都是稳稳的范儿。
生产队长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后，对于昨天的工作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然后分配大家任务。生产队长是队里颇有威信的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分配起工作来也是井井有条，谁做什么，谁负责什么，考虑得滴水不漏，安排得大家心服口服。像郏金富这样的孩子，平时出工是有年龄限制的，但暑期和“双抢”的时候并没有，生产队长会给他们安排些稍微轻的活，一天可以挣个五六毛的工钱。“双抢”的时候任务艰巨，凌晨就得出工，大家边唱歌曲边向田头进发，士气满满，郏金富回忆。
生产队的农活是辛苦的，汗水在成片的农田里流淌。为了多挣工分，大家都是早出晚归，生病了也不敢轻易请假。最盼望的是夕阳西下，生产队长吆喝：“结束啦，大家回去吧！”众人便欢乐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去。男人们可以在河埠头洗个澡，解解乏；妇女们一边嘻嘻哈哈聊着，一边火急火燎地赶回家烧饭，做家务，照顾小孩。天色渐暗，村庄升起了袅袅的炊烟，村民们开始休息了。
一年四季“头苦萝卜”
总体上来说，集体劳动的效率不是很高。但在造水库、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人民公社的人海战术发挥出了优势。《小港街道志》编辑陈性立告诉记者，通过生产队的努力，把原先土地上的坟墩都迁走了，增加了土地面积，平整了土地，又开通了机耕路，兴修了水利，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生产队辛苦，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受。怎么苦？头苦萝卜！晚上拔秧，一直要拔到早上，连续好几个晚上都是如此；在水田里劳作，蚂蟥爬满了小腿，吸满了血都没时间去理会；炎炎夏日还要坚持挑坟墩，平整土地；农忙的时候，凌晨两点就得起床，一直忙到天色抹黑……那个时候的农民因为政策的原因被禁锢在土地上，生产劳作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今年68岁的张德康原是小港公社沙头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他告诉记者，自己20几岁的时候便是生产队长了，做队长可是不容易，样样要抢着做，样样要带头做，辛苦是没法子说的，谁叫自己是队长呢！印象中，有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漫天的雪，他还带着村民们在挑坟墩填河。“想想那个时候的人决心真是太强了，这么辛苦的日子还是咬着牙过来了。看看现在的日子真是太舒服了！好好珍惜！”张德康感慨。乐秀娣今年66岁了，是当年小港公社长山大队的妇女主任。二十几岁她就开始带领队里五六十个妇女做“双抢”工作了，积极、肯干、表现好、能力强，是很多队里的人对她的评价，很多男人也暗暗对她很佩服。乐秀娣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女人比男人还要辛苦，男人只要忙田里的活，女人却是田里、家里都要操持。生产队里要积极表现多挣工分，生怕落到别人的后头，忙完一天还要立马赶回家烧火做饭带孩子，碰到家里老人孩子多的，更是忙到四脚朝天，一刻也不得闲。”
田地里一年到头都有忙不完的农活，除了自留地，农民的收入几乎都来自生产队，粮食卖了农民们便能分到钱。种上来的稻谷先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然后才能按人定量分到农民手里，一个十级劳动力一年能分720斤的稻谷，妇女一年能分600斤的稻谷，老年人一年能分500斤的稻谷。最后生产队还要留储备粮，储存在土圆仓里。一年到头，分钱分粮食是农民们最开心的时候。但也有收成不好的时候，完成国家任务后，留下来分给农民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辛苦大半年，却还是吃不饱，做农民的苦处可想而知了。
农民的工账按照等级评分，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9～11分；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一般中年妇女为6～7分，高中以下的学生，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可记4～9分。每个劳力的工分关系到每个劳动力工钱和粮食分配的多少。每天每个生产队的记工员会将工账明明白白记录下来。陈清和今年76岁，以前做过小港公社长山大队生产队的会计。他告诉记者，好多家庭，辛辛苦苦一年，不但拿不到钱，还成为倒挂户，因为平时家里孩子多，开销大，向生产队预支了工账，折算下来，一年到头还要向大队欠钱。
开大会最惬意，不用干活还能记工账
有首歌歌词是这样：“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在农村生产大队开会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可是内容不再是土改时期的诉苦和申冤。
每个自然村的制高点都安装了喇叭，后来每户村民家中也安装了小喇叭。大队开会的通知也是通过广播传达给村民的。“喂！社员同志们！喂！社员同志们！这个礼拜六上午到大会堂开会！这个礼拜六上午到大会堂开会！通知完毕！通知完毕！”播起音来，声音大得邻村都能听得见。
今年53岁的林赞发以前是陈山大队第六小队的村民。他告诉记者，大家都盼着开会，广播一通知开会都可高兴了。以前生产队干活是没有休息日子的，每个人按天记工分，很多人生病也是扛着的。一开会，既不用干活，还能算一天工分，多好的事情呀！不来参加是傻子呀！不用通知几点钟开会，村民们都是赶着来开的，会还没开，大会堂老早坐满了人。男人们吹牛海聊着，女人们打毛衣、纳鞋底，东家长西家短，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小孩子们人来疯，绕着会堂追跑，好不热闹！
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出来，大家都安静了。有文化的书记会拿出报纸给大家讲讲形势，或者拿出《毛主席语录》给大家念念。大队开会基本是在“双抢”以前，会上会做动员工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取得抢收的胜利，谁谁谁觉悟高，谁谁谁手脚快，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啊。大队书记在会上多半是个话痨，一讲话就基本上没个完，大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讲一遍，滔滔不绝。书记的口头禅是每句话后面要拖个尾音“是”，句句如此，讲到动情之处，还要加上手势，配以表情。小孩子们坐在下面会学着书记讲话的样子，正学在兴头上，会突然被大人重重地打了脑瓜子，并且训斥：“猢狲，这个也好学过的啊！”
生产大队开个会一般要一个上午，都是听大队书记讲话，碰到一些认真的发言人，事前会准备厚厚的发言稿。听着听着，有些年纪大的人就累了打呼噜了，妇女们也开始窃窃私语，男人们开始神游。这时，书记会加大嗓门说：“开会要注意啊！”立马，睡的人也醒了一半，妇女们继续静静地做手头的事，男人们也不神游了。要是生产队因为评等级的事情开会，绝不是这般情景了，多一分少一分关系可大了，村民们总是争得面红耳赤。开完会，大家四处散去，难得休息一日，打理打理家务，在村头聊聊天，百无聊赖，等着新一日的出工。
小孩过年顶开心，客人吃饭都“做客”
天气渐渐转凉，田埂上开始覆上白白的霜花，农历十二月的农村雾色重重。地里的农活已经忙完，农村开始了一年中最闲暇、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开始筹备过年。
今年45岁的徐伟文是当年堰山大队的社员。他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没钱，过年的物资比现在少多了，物质上虽少，但是走亲访友、吃吃喝喝，有传统的年味，要比现在快乐，穷开心就是那个样子的吧。在徐伟文的印象中，过年前，生产队会杀一只猪，村民们聚餐庆祝。大家聚在大会堂里吃猪肉的热闹场景，徐伟文至今难忘。“小孩子能吃到猪肉就开心得不得了了，当年的猪肉吃起来确实香。”徐伟文说。
过年前，大队干部们会到烈军属家慰问，长长的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徐伟文和其他小伙伴一起跟在队伍的后面凑热闹。大队伍来到烈军属家里，送年画，贴对联，还送上红枣红糖表示慰问，以表示对“光荣之家”的特殊待遇。“村里有一家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烈属，年年过年大队干部都要去表示慰问。我们学生也和牺牲的志愿军妈妈结对，经常去做好事帮助这位妈妈。这个传统延续了很多年。”徐伟文说。
临近大年三十，过年的氛围更重了。很多家庭开始炒香瓜子，炒花生，炒年糕干，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看着大灶里炒得香喷喷的瓜子、花生，小朋友们直流口水，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地抓一把，几个兄弟姐妹躲在一处一起分着吃。乐秀娣告诉记者：“那时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家里的小孩子又是一串，只能哥哥穿下的衣服给妹妹穿，妹妹穿不着了小妹妹继续穿，所以都说‘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最可怜的就是老小，都没新衣服穿。”
过年了，小孩子们最高兴了，因为可以穿新衣服了，很多家庭小孩子一年只有这么一次穿新衣服的机会。布料都是拿票去换的，小孩子长得太高父母都是愁的，生怕费布料啊！布料扯回来，妈妈或者大姐连夜赶着做，很多小孩子会在缝纫机旁兴奋地看着，有主意的小孩子还会提出自己的想法，要妈妈再缝个花边，或者要鸡心领的式样，鬼点子特别多。家里的女孩子特别早熟，尤其是大姐，都比最小的孩子大很多。平时大人在生产队里忙，大姐是家里一把抓，下面的弟妹背上背一个，左右手一边拉一个，照顾起弟妹，小小年纪站在小板凳上就在灶头上烧饭做菜了，完全是当家妈妈的架势。过年了，大姐也是忙着帮父母操持家务，不像下面的弟弟妹妹还可以没心事地玩。
过年了，亲戚之间还是要走动，小菜还是要准备。一年到头每家每户也是到了过年才会杀鸡杀猪，备几碗好菜来招待客人，肉的香味馋得孩子们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整天缠着妈妈问什么时候可以吃了。当然是不能随便吃的，先要备着给客人吃，但是客人都是很识相的，来做客吃饭从来不动桌上的鱼肉，只是很客气地动动白菜肉片羹、芋艿羹、烤大头菜等几碗菜。主人家会客气地说：“不要做客嘛，下饭没有，饭吃饱。”客人会说：“在吃呢在吃呢。”但是动来动去依旧是那几碗。待到客人都招待完了，这些鱼肉还是不能吃，大人收在碗橱里放着。可怜了家里的小孩子和猫，只能眼巴巴地透过纱窗布望着闻着。又过了几日，大人们终于把鱼肉拿出来了，大家伙三下五除二将几碗菜都消灭掉了，抹抹嘴巴问大人什么时候可以再吃啊！其实大人也不知道。
过年对孩子们来说是快乐的，但对很多大人们来说年关是难挨的，只能勒紧裤腰带过年，一切等到过完年再说吧。尤其是一些倒挂户，平日里就向大队会计处赊钱，过年了到处要用钱，只能鼓足勇气继续向大队赊，会计看着这些老面孔只能摇头叹气。
就这样，大家从腊月开始忙到除夕，一直到过了元宵，这年才算过完。然后开始新一年的轮回。
自带矮凳看电影，担点心饭到田头
在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中，生产队的生活在悄无声息、按部就班中进行。生产队的主旋律是生产，一切围绕着“春耕”“双抢”“冬修”等开展，清苦忙碌又有些无聊。
生产队的文化娱乐生活十分枯燥，看电影成了农民们农忙结束后最大的娱乐活动。郏金富向记者回忆，只要哪里有电影播放，村头的大喇叭会“喂喂喂喂，哪里哪里有放什么电影”通知好几遍，大家一收工抓紧吃晚饭，成群结队地带上椅子、矮凳就飞奔而去，为了一部电影可以翻山越岭地去看，还可以重复好几遍地看。“印象最深的是《卖花姑娘》了，看了好几遍了，可是哪里有放，还是会赶去看，有一次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黑白电视机开始进入生产队，陈山大队的大会堂里也出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村民们可新奇了！拉天线那天，很多人都来围观了，铁杆子接了几十米高，转到合适的角度，电视机才有了信号。这下，只要大会堂开门，大家就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观看。孩子们最“炮冲”了，还没等大会堂开门就早早地守在那里，打打玻璃球，翻翻香烟牌，跳跳橡皮筋，有时忘记了烧饭割猪草，回去便是被父母一顿臭骂。
很多家中最小的孩子对生产队印象最深的事情，应该是给在田地里劳作的父母、哥哥姐姐送饭了。家中最小的孩子因为年龄小，父母疼爱，自然不用下地了，但是农忙的时候分秒必争，送点心饭的任务就派给了家里的小弟弟小妹妹。点心饭是家里的老人做好的，有泡饭、南瓜汤、绿豆汤，还有年糕汤，分装在好几个篮子里，上面盖一方毛巾，小弟弟小妹妹牵着手一起拎到田里去。有的小孩子可能是胆子太小了，半路遇到一条狗冲他叫，便吓得丢了篮子跑回来；有的小孩子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便“扑通”掉进田埂的缺口里去了。当然绝大多数是成功送成饭的。大家忙着吃点心饭的时候，他也可以成功沾到一点光，一起吃一点。现在，很多家里的老幺回忆起小时候送饭的事情便乐得哈哈大笑。
岁月一日一日重复着，慢慢地生产工具开始先进了，很多年轻劳动力开始出去工作——虽然依旧不自由，但总不需要整日被束缚在土地上了。慢慢地，生产队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大家越做越没了收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生产队也就消失了。
（本文照片来自镇海区档案馆）
（2012年9月7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