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祥
上世纪50年代，棉花在北仑的梅山、新碶、霞浦下洋等地是一种主要的经济作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棉区的现金收益比产粮区相对较高。
大榭岛内山不高，河不宽，种植水稻屡屡因缺水而减产或绝收。1964年，大榭人因地制宜把近4000亩的水稻田改种棉花。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种棉花与种粮食完全不是一码事，为此当时公社特地从全国有名的产棉区慈溪县聘请植棉能手到大榭来传授植棉技术。
这位技术员姓刘，责任心很强。有关植棉的农活，他总是先召集负责棉花生产的生产队副队长开会培训，然后挨次到每个生产队地头手把手指导。“畦要东西向，棉株受光照相对比南北向要充足。”“草子要深藏20厘米以上，否则草子发热棉株幼苗会枯萎。”“棉株的一生经过幼苗、现蕾、开花、结铃、挂桃、吐絮诸阶段。”他还用易记易懂的农谚阐明棉花生长诸阶段管理的要点，如“谷雨种棉花，要多三根杈”；“夏至棉花根际草，好比毒蛇咬”；“田耘三番谷满仓，棉削八遍白如霜”；“施肥要苗期哄，铃期重”等等。
那时，从生产大队干部，到生产队普通社员，大多数人对他的话都感觉新鲜有道理，像小学生一样，细心领会并照样画葫芦地进行操作。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那一年棉花现蕾季节，太平村一个生产队副队长刚从技术员那里学来整枝的方法，带着社员们到棉花地干整枝的活。所谓整枝，就是把棉花植株上的一部分枝条掰掉。队长学着技术员的方法在众社员面前示范，在刚现蕾的棉株上把最下面一条或两条最粗壮的向上斜斜生长的枝条（木枝）掰去，只剩下与地面平行生长的几条短小的枝条，整枝后的植株形态一下子缩小了近一倍。这可惹怒了一部分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老农。他们说：“我们辛辛苦苦把棉苗拉扯大，这不是破坏是什么？”副队长虽听过技术员讲解整枝的道理，但当时说不出所以然来。大家七嘴八舌，整枝活最终干不下去了。第二天大队书记亲自带着技术员到该生产队给社员上课。技术员说，棉枝中有果枝和木枝，木枝最接近根部，吸收营养能力最强。木枝不直接现蕾，要等到木枝长出分枝再现蕾，且以后结的棉桃比果枝上结的要小。如果你们不信，可以留几株同样大小、同样施肥管理的植株做试验。最终大多数社员被说服了，同时决定留几株做试验。到棉花收获的季节，事实证明了技术员指导的科学性。
除了整枝、打脑、摘边心、抹赘芽等技术外，社员们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年春节过后，队长从挎包中拿出来30多只小纸袋，袋中装着黄豆粒大小灰黑色的似虫非虫、一动不动的小虫体，并把纸袋袋口向上一只只挂在仓库的桁条、椽子上。社员们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据技术员说，这是金小蜂的蛹，别看它一动不动，再等十天半月，金小蜂破壳而出，它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空中飞翔时，专找仓库的墙壁、木缝中棉铃虫的蛹产卵，金小蜂的幼虫以棉铃虫的蛹体作为粮食，当棉铃虫的虫体被金小蜂幼虫吃完了，只剩下一个蛹壳，金小蜂也筑茧成蛹了。”“真稀奇，小虫给我们帮大忙来了。”社员们高兴地说。
大榭历史上，棉花产量最高的是1968年，许多生产队亩产都达到120——130斤（皮棉）。究其原因，那一年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的集中发挥。1967年大榭大旱，榭北除下厂村外，其余村早稻成熟期河底已朝天。村民们在河底打井也难解饮水困难。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生产队仍天天照常出工，社员们以大旱为机遇，掏河积肥兴水利，把河底开裂的河泥用手捧，用肩挑，均匀地铺盖在一块块棉花地里，为此，当时镇海县有关部门还到榭北召开过现场会。
经过风吹、日晒、冰冻，风化后的河泥，锄头一敲变成又细又黑的肥料，再加第二年又恰遇风调雨顺，晴雨相间，棉花植株像发疯似的生长，许多地块的棉株长得比社员们还高。又可能因为上一年是大旱，这年棉铃虫也特别少。因此棉花获得大丰收。当时北渡棉花收购站的码头，虽然装运棉花的大船昼夜不断，棉花仍堆得像小山似的。这一年年终分配，太平有一个生产队，社员每工报酬达1.88元，队长自豪地说，我们社员个个都有乡干部一样高的薪金了（当时乡干部每月工资47元）。这一年也是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大榭棉农收入最高的一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棉花收入一直是榭北几个村村民的主要收入。
随着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费时费工的棉花生产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大榭、北仑等曾经盛产棉花的土地上崛起了星罗棋布的临港工业群。过去无论多高的棉花产量，其亩产值与现在相比不值一提了。二十几年的棉花生产在大榭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种植棉花曾经帮助大榭人摘去贫穷的帽子，老一辈人是不会忘记的。
（2012年2月6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