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胜龙
古人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富有感情地概括了农业劳动的繁重与艰辛。其实，不仅在古代，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本地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仍很低，农民田间作业的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我在生产队里的那几年真的吃了不少苦，以至于后来跳出“农门”后，就觉得做任何工作都称不上苦，干起来不觉得累。
那时衡量一个社员的素质，第一就是体力。若是身高马大，那叫“人大力不亏”，社员们都看好你。若是长得矮小瘦弱，那是没多大“前途”的，处处低人一等。因我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读书人，身子虽说不矮，但偏瘦，称不上魁梧，也即欠“结棍”，因此部分社员背地里有点瞧不起我。
下乡做了农民，吃苦的思想准备是有的，但具体做起来，仍觉得难以承受。比如，春耕春插期间，“耖田截白”这些全凭力气的苦活刚干完，就被告知春插这些天要拔早秧。怎么个早法？凌晨3点。哎哟，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最反感的就是起早了，且又是每天干得筋疲力尽，哪受得了凌晨3点钟下田头啊？可有什么办法呢？那时，一个生产队仅十五六个正劳动力，要种的田有上百亩，春插和“双抢”出早工是“老规矩”，怎可抗拒？其实起这么早，整个夜晚我都提心吊胆地睡不踏实，3点钟下田，2点多就起床了。待队里的田都披上“绿被子”，大多数社员都得“掉”几斤肉。
春耕春插结束后，是相对轻松些的田间管理时期，主项是耘田。老农民说：“耘田怕踞（跪）倒，踞倒也呒告。”我觉得这话只适用于“耘头番”，因为“耘头番”时田水冷飕飕的，刚踞下时身子冻得直打战，过一会儿便不觉得冷了。“耘二番”田水不冷了，踞已没了恐惧，但多日“耘头番”造成的膝盖隐痛实难忍受。“耘三番”更可怕了，因田里的禾苗粗壮了，稻叶子像刀片似的锋利，原本可容大腿顺利通过的“稻弄”变得狭小了，两条大腿不停地在狭小的“稻弄”中穿行，没多久就被刮擦得伤痕累累，个别大腿粗壮的社员甚至痛得哇哇直叫。由此，虽说相对轻松的田间管理季节，也有让人苦不堪言的活儿。好多年后，各类除草药剂相继问世，这种“踞式”操作方式才逐渐被淘汰。
一年中，最辛苦的当属“双抢”。虽然“电滚筒”替代脚踏打稻减轻了社员的体力消耗，但仍有不少农活是很折磨人的，这其中最累人的要数“行谷箩头”，即承担从稻桶里扒出稻谷，并将谷担从水田挑到晒场头的活计。因“双抢”是湿田操作，打下的谷子水淋淋的，分量尤重，每担“水谷箩头”的分量在两百斤以上，从水田里将两百多斤的担子挑到田塍墩就得费好大的劲，再挑到远离田间的晒场头，其劳动强度之大为社员一致公认。因此，这活儿在主要劳力之间轮流，一旦轮到了就得干上一整天。身强力壮的社员不会畏惧“行谷箩头”，但一天干下来也觉得疲惫，体力稍差的社员则是碍于面子“硬撑”了。我在下乡两三年后，也成了队里的主要劳力，依据我的体力，归属于“硬撑一族”。“硬撑”时，还得动些小脑筋，比如，谷箩内尽可能多保留些稻草秆梢，使谷担子变得轻松一点；挑上田塍后，歇口气，悄悄穿上早准备好的破球鞋，以便肩负重担的步履迈得坚实些……大约是社员们都意识到这活儿太折磨人了吧，若干年后，田间出现了可容手拉车通过的较宽通道，挑上田塍的谷担子，就改由手拉车运输了。
除了一年四季常规性的辛苦活，生产队还会布置一些临时性的辛苦活，有些活儿的艰辛程度让人终生难忘。如赴新路岙、千亩岙水库和下三山大浦工地的劳动，工地的管理部门实施的是铁面无私的“土石方计件制”，生产队推行的是如同哑谜般的“蓝墨水工分制”，社员们遭遇的却是宝贵体力的突击消耗——原始式的肩挑人扛，或是拉着满载泥石的小车一路狂奔。再如上世纪60年代末期，公社推广多种经营，让许多生产队种起了成片的番茄。收获番茄时，社员要把当日摘下的鲜果送到宁波罐头厂验收过磅。田头的农作物送到宁波，这样的事放到现今真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是社员们冒着酷暑，披星戴月，不停地挥汗，用手拉车一步一步拉进城的。记得整个路程要花五个多小时，约半夜时分方能到达。进了罐头厂，只见偌大的厂房人山人海，闷得人透不过气来，轮上过磅，还得等候好长时间。此时此境，我和社员们竟然喜形于色，因为我们毕竟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而且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啊！
（2012年4月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