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胜龙
我国的户籍分为农业户和非农业户两种。在计划经济时期，非农业户人口大多住在城镇，口粮由国家供应，因此，又有了城镇户口、国家供应户等称谓。以前，由于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农民收入相对较少，且不稳定，因此，城镇户口比农村户口“吃香”。近些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城乡差别逐步缩小，尤其像北仑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户口甚至变得“吃香”起来，有不少从农村出来的人还想方设法要把户口迁回到村里去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农业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人并不从事农业劳动，如泥水匠、木匠、簟匠等手工业者或其他自由职业者，他们的户籍编入世居的村落——生产队，口粮则由所在生产队售给，于是，这些人就有了一个代售户的称谓。
那么，代售户当时的生存境遇如何呢？说简单点，他们跟在田里劳作的农民相比较，只是农村劳动力的分工不同而已，没什么本质的区别。种田人农忙季节确实非常辛苦，但农闲时日挺多，尤其是大冬天，成群结队的农民伯伯倚在草蓬边晒着暖洋洋的太阳谈天说地，那确是一份难得的悠闲。手工业者或其他自由职业者就没有这个福分了，虽说他们每天的劳动力付出不像种田人那么大，但一年到头都得出勤出力，没什么忙闲之分。说到事关重大的口粮供给，他们甚至要比种田人低了一等。这低了一等，并非国家的政策有什么规定，而是生产队操作过程中存在的欠缺。生产队晒谷子，总是把晒得燥透的谷子买给国家或留作社员口粮，因为国家的粮站收购谷子要查验干燥度，没晒燥、不达标，会遭遇拒收；社员自己作口粮，当然是晒得越燥越好。可代售户的口粮有时就没人严格把关了，有时谷子尚未晒燥就喊你过秤了。代售户也晓得这谷子的干燥度没达标，可也不好说什么。
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做了六七年农民，对生产队这样的操作过程一清二楚。1972年，我到一所小学校里做代课教师，户口仍在生产队里，一家人也就成了代售户。分到谷子后，老婆天不亮就催我起床把谷子送到粮站去，因为这谷子没燥透不宜储藏，再说我出门在外吃食堂饭，需要使用一种专门供代售户使用的县内通用粮票，叫做周转粮票。谷子卖给粮站需要晒透，而粮站门口的晒场面积有限，所以务必赶早，才能抢得一块地盘。有一次，因我刚从梦中苏醒，跟老婆一道拎百斤多重的麻袋时一不小心闪了腰，趴在地上半天起不了身，只得上医院打针吃药。
生产队里的代售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数量时增时减。学大寨、治理农田抓得紧了，对劳动力的管理也就严了，除了那些世代从事手工业的人家外，自找门路灵活就业的人都会被召回田间务农，代售户也就少了；“人海战役”少了，外出的人多了，代售户数量也会慢慢递增。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随着农业生产操作方式的改进，农村“剩余劳力”的问题突显出来，大队里想方设法办起了小工厂，“遏止劳动力外流”也就不怎么提了，队里的代售户自是有增无减。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后，代售户们的口粮没处买，得自己种了。有些人家干得动，于是农忙回家种稻子，农闲出去赚“活铜钿”；有些人家不但干不动，也没种田的经验，只得倒贴资金请人代种。没过几年，一大批外乡人到北仑搞起了大面积农田承包，代售户们这才松了口气，再也不用为田里的活儿受累了。1992年，使用了几十年的粮票作废了，从事五花八门工种的代售户们再也不用为口粮发愁了。再后来，随着北仑开发建设的迅猛发展，成片成片的土地被征用，当地世世代代种田的农民伯伯一个个洗脚上田成了社区居民，代售户的名称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2012年8月13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