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盛春莉
一乡一品，一地一业，这是北仑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典型的发展模式。于是，大家说到模具，会想到大碶；说到灯具，会想到郭巨；说到童装，会想到霞浦。
其实，除了赫赫有名的模具，大碶还有响当当的“金字招牌”——铜字铜牌。而发展最早、从业人员最多的，当属湖塘村。时至今日，说起铜字铜牌，北仑本地人还是会不假思索地说“湖塘铜字铜牌”。
当记者在湖塘村采访时，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是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嘴上理直气壮地说“哪里有铜字铜牌，哪里就有湖塘人”，神情里、言语间无不显露着一股“舍我其谁”的底气。
湖塘人乐文兆等三人开办的“湖塘铜字铜牌厂”是当时镇海县第三家个体工商户，更是湖塘铜字铜牌产业的发端
1984年春节过后，34岁的湖塘村村民乐文兆就收拾行囊，前往上海推销湖塘知青五金厂的五金产品。乐文兆自己也没想到，这次上海之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更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多少年后被熟悉湖塘铜字铜牌产业的人尊称为“祖师爷”。
乐文兆是土生土长的湖塘人，从镇海中学初中毕业后做过泥水工，干过手艺活，在成为回乡知青跑外勤推销五金产品之前，还做过十年兽医。用他自己的话说，“五花八门行当都干过”。1984年二三月间，乐文兆在上海常住的一家旅馆，和一位名为李德华的退休老头见面了。那一年，李德华大约五十六七岁，从上海医疗器材六厂早退，祖籍大碶西山，和乐文兆的上海亲戚是邻居。早就听说乐文兆脑子活络人勤快，外加同是大碶人，李德华这趟是专门来找乐文兆的。“后生，我们合伙办铜字铜牌厂吧。”李德华开门见山表明来意。为何年过半百的李德华还有如此事业心呢？其实李德华的父亲在上海就是做这一行的，多年耳濡目染，李德华早已算是半个内行人；但当时的上海，要开办个体企业批执照非常难，李德华想在上海开厂有心无力。乐文兆心动了，两人一拍即合，你出技术，我来办执照。
发展模式几乎和北仑区其他块状经济如出一辙，湖塘铜字铜牌业同样利用上海、宁波的亲缘、地缘关系萌芽了。1984年10月，由乐文兆、李德华和另一位大碶人竺万亭合伙开办的湖塘铜字铜牌厂成立了，地址就在大碶周隘陈。这家启动资金仅为1.2万元的小个体工商户是当时镇海县第三家个体工商户，更成为闻名遐迩的湖塘铜字铜牌的发端。
别看这只是家个体工商户，分工却很明确，主要由李德华出技术，厂里一共请了四五个上海师傅，每个月上海师傅们轮流来大碶一趟；乐文兆则担任厂长，承担管理事务。听说湖塘开了家个体企业，效益很好，人人都想进去上班。乐文兆说，当时可都是托人托关系才能进来的，甚至还有远在郭巨等地的亲戚朋友托过来，“屋里门槛快踏穿了”，一般工人每个月都有40元工资加另外奖金，能不吸引人吗。
仅仅一年时间，到了1985年10月，湖塘铜字铜牌不仅收回了启动资金，还净赚10万元。在人均每月才几十元工资的年代，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1后面加5个0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而这个数字却是由一家仅有二三十个工人的小小个体工商户在一年内创造的。当年的小知青成了明星般的人物，乐文兆作为先进典型去省里开了会，还上了报。
这家小个体工商户的效益也“惊动”了区里。1986年，个体工商户被转制成集体企业，归入北仑区二轻局。小个体老板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乐文兆变成了集体企业的厂长。
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之后一两年内“阿狗阿猫”都跟风做铜字铜牌，还养活了很多铜字铜牌中介
眼看着湖塘铜字铜牌厂的超高利润，很多人眼红了。“人家赚大钱，凭什么我不能”，模仿跟风是相对容易的。最早心动并有行动的，往往都是“内部人士”，因为他们知道铜字铜牌的制作流程，哪怕只知道部分流程。于是，那些原先挤破脑袋进这家厂的人，又最先离开了这里，他们单干了。1986年、1987年以后，不仅仅在湖塘村、与湖塘相近的石湫等邻村，还在北仑其他乡镇，一家家铜字铜牌小作坊遍地开花，或夫妻店，或兄弟厂，小打小闹地开张了。可就是这些小打小闹，却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湖塘铜字铜牌厂一家独大、独领风骚的时代结束了。
今年刚退休的乐文兆回忆起这些往事，显然已有种云淡风轻的意味。在他看来，铜字铜牌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这么好做的生意别人不眼红才怪。“开铜字铜牌厂，只要有几千元钱就够了，买点工具就可上手，自己不会做，请人做也很方便，‘阿狗阿猫’、邻舍隔壁都会做。做得好的，几个月就可回收成本。当时铜材卖5000元一吨，做成铜字铜牌后，每平方米能卖到1000元，你看看这利润。”乐文兆还是难掩激动地说，铜字铜牌技术容易掌握，比较好赚钱。
也正是由于“阿狗阿猫”都会做，湖塘铜字铜牌的名声逐渐响起来了。知道这里有很多这样的铜字铜牌厂，很多原料供货厂家索性送货上门了，像以前铜绿的油漆得到上海去买，后来上海人都跑到北仑来卖了。知道这里有很多这样的铜字铜牌厂，很多需要铜字铜牌的人都跑到这里来做生意。这买的和卖的一多，就有了千差万别的价格，直接催生了一个新行当——靠差价生存的铜字铜牌中介，全凭一张嘴就可吃饭。一般，他们先接到外地需要做铜字铜牌的生意，马上赶到湖塘找厂家，会砍价的，能从厂家拿到比市场上更便宜的价格，一转手就能赚钱。乐文兆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哈尔滨中介接到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铜字生意，从他这买的是每平方米1500元，一转手就是每平方米2500元，而这笔生意又比较大，所以中间利润非常诱人。
“北仑快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了，这些中介一年中有很多时间是跑北仑的。”乐文兆说笑道：“有时候厂里一天要接待好几拨这样的客户，好酒好菜伺候，发上游牌香烟给他们抽，周末还带他们去周边旅游，请菩萨一样，多少客气啦。”不过，再怎么样，买的总比不过卖的精。乐文兆说，因为当时价格混乱，有的人不那么会还价，卖给他们的价格就比较高，有的人则很会还价，于是安排饭店吃饭时，总是特意把相似业务类型的客户隔开，不让他们有交流的机会，“不管卖得再便宜，利润总是有的，赚多赚少而已。”
当时铜字铜牌的价格，从每平方米800元到每平方米2000元都有，无论哪个价位都有人愿意做，无论谁都赚到钱。因为乐文兆起步最早，和上海建立联系也最早，所以他接到的业务价格也是“好算算的”。上海火车站金灿灿的“上海站”三个大字，就是乐文兆做的，每个字20平方米，一个字2万元。“现在估计一个字能卖五六万元了，所以做铜字还能升值呢。”乐文兆打趣道。
铜字铜牌催生书法业务，大碶乐秀锐仍珍藏着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一份题词复印件
铜字铜牌不仅催生了铜字铜牌中介，也催生另一项新业务——书法业务。因为承接铜字铜牌加工时必须有字样，想要铜字铜牌好看，首先得字样好看。这时，就得有劳会写书法的老师了。大碶文化站的书法老师张桂达、王大松、冯庆林等人的休息时间便忙起来了。给一块牌写一张书法字样，就可获得5～10元钱，这样的酬劳确实挺可观，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和本地的书法老师接上业务关系，还有人与全国各地不少会写书法的好手交上了朋友。这个人就是同样毕业于镇海中学的湖塘人乐秀锐。乐秀锐今年72岁，虽然有点耳背，但面目清爽，记性尚可。在他家里，记者见到了一大叠的书法作品。他告诉记者，这都是在开铜字铜牌厂时，写书法的朋友送给他的书法作品，他一直保存着。
乐秀锐开厂，也是在铜字铜牌遍地开花的1986年。那一年，他已经45岁了。自1958年从镇海中学初中毕业后，他去过杭钢，也当过兵，后来又回乡结婚生子。看着大家都做铜字铜牌了，他和妻子虞妙华也坐不住了。虞妙华主内，在家里请几个师傅一起干活，乐秀锐负责跑业务。也正是因为在镇海中学喝过几年墨水，比一般的农民有文化，能说会道，尤其会讲一口比较正宗的普通话，这让乐秀锐比较“吃得开”。本地的活儿抢的人多，要接大业务还得腿脚勤快，乐秀锐就往上海跑，还真钓到了一条条“大鱼”。上海梅龙镇酒家被他攻下了，字牌、扣板、一整套不锈钢支架等，全部加起来货值达17万元，光一块梅龙镇拼音字母的铜字牌就要8000元。这一笔生意有3万元利润，快顶得上这爿夫妻店一年的收入了。
在钓到一条条“大鱼”的同时，乐秀锐顺便结交了很多给字牌提供书法字样的人，还顺手保存了一些书法作品或字样，也有别人特地写了送给他的。在一堆书法作品中，最显眼的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一份题词复印件。乐秀锐摊开这张复印件，向记者细细道出它的来由。这是1992年11月3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给上海王家沙饭店题的词。这张复印件足有半人多高，上书“发扬特色，饮誉天下”八个大字，左边“为王家沙题，吴邦国，九二年十一月三日”。乐秀锐说，上世纪70年代，吴邦国在上海电子管三厂工作期间，和王家沙饭店的老板结下了友情，后来就为王家沙饭店题了词，而这家饭店老板正是找的乐秀锐做铜字。“这张题词很大，要找到这么大的复印机都很困难，快把全上海跑遍了，总算找到能复印下这张题词的复印机，所以我印象更加深刻了。”乐秀锐还指着两张照片说，“你看这饭店墙上挂的就是，我还拍了照片的；王家沙门面3个大字和10个拼音字母都是我做的铜字呢。”除了字样，还有书法家送给他的书法作品。记者一一看过来，其中一幅是由温州书法家林剑丹写的“经营万里，光照千家”，这8个字用来形容乐秀锐奔东跑西拉业务和所从事的铜字铜牌制作，倒是再贴切不过了。有一位美术装潢公司经理送的“一生爱做好人好事”并画了一张济公图，颇为有趣。“现在翻这些书法，就像重新回到了那段岁月，还是挺值得怀念的。”乐秀锐感慨道。
乐秀锐真是个很会保存旧物品的人。记者在他家还看到了一本1992年由宁波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合编的《中国宁波个体私营企业名录》，有电信公司黄页那么厚。记者一翻，竟翻出了当时的刊登证书和发票。虞妙华说：“当时花了165元，才能在这本书上登记厂名、户主和经营项目等资料，登户主照片或奖状照片就要另外加钱。”细细数了一下，当时刊登在这本个私企业名录上从事铜字铜牌制作的，光出现邬隘或湖塘字眼的就有17家，而主要从事铜字铜牌的就集中在这上面，其他也就是分散在郭巨等地的零星几家。虞妙华还告诉记者，他们家登记的厂名是邬隘扎马精艺铜字装潢厂，因为她是扎马知青，当时知青办个体企业有优惠政策，所以户主就写了她的名字。
敲字技术含量最高，分工更加细化，单湖塘村就能提供一条龙服务
如果说乐文兆和乐秀锐相对偏重跑业务和管理方面，那么同是湖塘人的乐剑峰则是技术型的。乐剑峰生于1967年，现在大碶供电所任副所长。今年45岁的他看起来还很“嫩面”，实际上他是个老师傅。“我可是湖塘铜字铜牌的第二批从业人员，我一个人就带出60个徒弟。”乐剑峰引以为傲。
1986年至1987年间，20岁的乐剑峰师从湖塘村第二批做铜字铜牌的乐健洲，干起了敲字的活儿。他告诉记者，做铜字铜牌工艺流程为复制字样、下料成型、焊接整形、抛光罩光、安装，细分成约10道步骤。在承接铜字加工时，先将客户选送的字或代客户书写的字样放大。当时条件还比较简陋，放字用的是手电筒。接着，将剪好的字样用胶水粘在铜皮上或者用复写纸放到字样和铜皮之间，用圆珠笔把文字描到铜皮上。下一步就是用电剪刀下料了，接着退火。后面的步骤就是乐剑峰所说的“技术含量最高”的敲字环节了。敲字方法有讲究，首先要了解字的结构，计划好字的成型先后步骤，不是拿着锄头镰刀盲目乱敲。一般规律是：首先掌握好字的大结构，因为字的大结构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字的效果，在敲打大结构时，又要先敲打弯度较小的部位；先敲打字凸起的最高部位，再沿字的走势从中间往两边敲打。大结构要在背面敲打，小结构如字的弯处要在字正面修整。敲打时，锤面与字要保持垂直，力度要均衡，最后敲成的字表面锤印要少，最好无锤印，背面则要尽量平整。这确实是一门需要耐心加细心的技术活。等敲好了字，就可焊接，之后就是修边整形，接着再抛两道光。拉砂上光后，就可喷漆了，把喷了漆的字牌送进烘箱，差不多快大功告成了。
听乐剑峰这么一介绍，记者这个外行人虽听得云里雾里，但有一点，还是能明确的——乐剑峰每天能敲3平方米字，每个月能拿到200元，这在当时绝对是高收入了。这也印证了“敲字是门技术活”。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璎珞软木垫片厂职工。如此上进、勤奋赚钱的小伙子找对象自然是很吃香的，“软木垫片厂里100多号女职工，随便挑挑，一点不吹牛。”乐剑峰一脸认真地笑着。
再回到铜字铜牌大功告成的最后一步吧。湖塘农民非常善于分工合作，以达到最高效率，这大概是市场经济的精妙机制使然吧。仅仅一两年时间内，小小湖塘村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既有能从事一整套流程的、规模较大的铜字铜牌厂，也有只加工其中部分工序的小作坊，配合默契，互相支持。做好了字牌，替客户在门面上挂起来才能算交完货。湖塘村铜字铜牌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就是安装了。今年56岁的乐兴立，干了20多年的专业安装字牌工作，在湖塘本地也算小有名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安装字牌，他大江南北走了不少地方。他说，安装字牌，最要克服的就是恐惧心理，因为安装的地方通常是二三十层高楼。宁波的邮政大楼、宁波中信国际大酒店都是他安装的。中信国际大酒店字牌安装在第26层，站在窗户边脚底板发麻，脚娘肚弹琵琶。生意做得最远的，算是青岛神龙大厦的一笔业务，要将铜字牌安装到第23层，当时冲击钻在外墙上钻孔，人在半空中，耳朵都快被吹掉了。怕归怕，苦归苦，活儿还是要干的，也正是多年来攒下的好口碑，乐兴立的生意一直不错。直到前些年，年纪大了，身体也吃不消了，他才退休不干了。
脑子活络的年轻人南下北上开铜字铜牌厂，赚到钱回家再次创业，或仍在异乡继续打拼
当一家家铜字铜牌厂在湖塘村乃至整个大碶“生根发芽”的同时，一部分脑子活络的年轻人却选择了“走出去”。湖塘人乐曹谋就是其中之一。1971年出生的他，如今也不过40多岁，在外地却已开了12年的铜字铜牌厂。这12年，也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从一个20来岁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家拥有500平方米厂房、有些规模的铜字铜牌厂老板。
乐曹谋做铜字铜牌也算早了。1987年，16岁的他就在郭巨一家校办厂干手电筒放字样和敲字等活儿了。一做做了3年，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眼看着村里年轻人的眼睛都向着外面的世界，乐曹谋也想出去跑跑了。“那时候，觉得南方经济发达，钱应该更好赚。”乐曹谋说，于是他选择南下，1990年，他到了广东顺德，成立顺德第一家铜字铜牌厂——艺之鸣铜字铜牌厂，第一年就获利10多万元，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因为生意繁忙，第二年，他从湖塘本地带去了五六个师傅，当时这几位师傅的月薪都在1800～2000元之间，也算得上高薪聘请了。几年后，他又请去了几位，最多的时候请了10多个师傅，加工规模也逐渐扩大。“在广东中山、顺德一带，做铜字铜牌的都是湖塘人，一年营业额在三五十万元的不在少数，几百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乐曹谋说。但是，终究觉得自己是湖塘人，2002年，他和妻儿选择回到家乡。铜字铜牌厂也没关闭，肥水不流外人田，由他的小舅子继续经营打理。
乐曹谋走了“南下”这条路，他的湖塘老乡乐国辉则选择北上。1989年，19岁的乐国辉在别人的铜字铜牌厂当学徒工。2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小作坊。本地做这行的太多，想赚钱还得往外跑。1993年，乐国辉开始了大半个中国的游历：先后跑了郑州、成都、襄樊等地，之后在石家庄8年，最后在北京2年；从一开始接到业务回湖塘做，到后来直接就地加工，乐国辉带着妻子走南闯北勇往直前。年轻时在外奋力打拼，攒够钱了就想着回到故乡，乐国辉总还是念着自己的根。回到湖塘的他，迅速转变角色再次创业。2002年，乐国辉创办了金灵幼儿园。
其实，像乐曹谋、乐国辉这样的人，在湖塘村并不少见。当记者追问他们曾经究竟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外从事铜字铜牌制作时，他们习惯性地摆摆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这哪数得清啊，最远到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喀什，都有湖塘人在做这行。哪里有铜字铜牌，哪里就有湖塘人。”
当然，他们口中的“湖塘人”，现在看来，更是一种泛指。乐曹谋、乐国辉们陆续回到故乡，也有另外一些人觉得既然事业根基已经在异乡打牢了，到哪赚钱不是赚呢，不妨就在外地干下去吧。自1992年去河南洛阳探望阿姨时发现当地铜字铜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后，湖塘邻村石湫村22岁小伙朱绪祥的心思就飞到了那边。乐曹谋、乐国辉们在外创业，自己懂得如何做铜字铜牌，朱绪祥则是一窍不通，全凭一股热情。1992年9月，九头牛也拉不回的朱绪祥买了些“吃饭家什”，带着3个铜字铜牌师傅，怀揣7000元钱来到了洛阳。结果，第一年回老家，朱绪祥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问人借的，但他铁了心要干这行，第二年朱绪祥就带着借来的3000元钱继续上路。“有志者，事竟成”，一家信用社的广告牌订单成为他事业的转机。第三年回家，朱绪祥结了婚、盖了房，还用剩余的钱添置了设备。自己的事业有了基础，赚到了钱，他还不忘带一些湖塘、石湫的老乡一起去洛阳闯。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鼎盛期后，湖塘铜字铜牌逐渐衰退
任何事物难逃盛极而衰的规律。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鼎盛期后，湖塘铜字铜牌逐渐衰退。究其原因，无非是一方面铜材成本上涨，铜字铜牌价格反而下降，且竞争激烈，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从事这行的要么退出，要么扩大经营范围或过渡到其他相近行业。一组数据对比直接说明了问题：1986年、1987年，铜原料是5000元一吨，做成字牌成品起码能卖1000元一平方米，甚至还能卖更高；2000年，铜价格涨到了六七万元一吨，而铜字铜牌只能卖三四百元一平方米。另一方面，铁皮、铅皮、钛金、金箔、亚力克、不锈钢、铝皮烤漆、镀锌板等等五花八门字牌流行起来，或是以质量取胜，或是以价格立足，铜字铜牌逐渐被分割走了很大一部分市场。
而对乐文兆而言，他的铜字铜牌厂却因为厂名的更换而逐渐失去市场。刚成立时叫“湖塘铜字铜牌厂”，后来改为“镇海铜字铜牌厂”，1984年北仑建区，他又将“镇海铜字铜牌厂”改为“滨海铜字铜牌厂”，之后又将“滨海”两字改为“北仑”。几番折腾下来，那些要做铜字铜牌的人都分不清楚谁是谁，通常就是寄给他的业务信，最后却送到了镇海。而镇海的铜字铜牌厂、招牌厂正好捡了这个“鸠占鹊名”的便宜，“瓜分”了乐文兆的生意。生意不仅少了，也越来越难做了，曾经是全额付款或预付货款的50%，后来由于竞争激烈，连预付款都可以不交了。
一直到了1997年，乐文兆的集体企业关门了，再次转制成只有两三个人的个体企业。十年一梦，乐文兆又从集体企业厂长变成了个体企业主。这下，他的铜字铜牌厂反而焕发了“第二春”，每年稳稳当当有10多万元利润。于乐文兆而言，不论在鼎盛时期，还是在衰退期，铜字铜牌都是能给他带来财富的。当初干铜字铜牌两三年后，乐文兆就花3.8万元在大碶买了2套房子。同样，他的湖塘老乡乐秀锐也是在1994年关闭铜字铜牌厂前，用做铜字铜牌攒的8万6千元钱买了大碶华盛公寓的一套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铜字铜牌业务不断拓宽延伸，招牌制作行业焕发生机和活力
虽然铜字铜牌制作行业遭遇“内忧外患”，但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涤荡，很多从业者还是从中嗅到了市场变化的信息，不断调整经营范围。他们之中，有的转向了不锈钢行业，有的人经营激光切割，有的顺势跳到了装潢行业，所从事的行当不一而足。但是当被问到招牌行业的前景时，几乎每个人都表达着相近的意思——招牌是“脸面”，只要有店面，就一定需要招牌，招牌制作行业不会消失，紧跟市场、不断创新才是出路。
远在洛阳的朱绪祥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洛阳做铜字铜牌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朱绪祥开始在技术创新和售后服务上下功夫，经营范围从原来的铜字铜牌拓宽到霓虹灯、亚克力、LED工程、照明美化、街景亮化、冷阴极照明工程、楼体泛光照明工程等新业务。在洛阳举办2012年第3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他的公司就中标参与了道路灯工程运营项目，在城市街道上设置了一排排牡丹元素符号亮化牌。
如今，湖塘铜字铜牌的名声也许不如从前那么响亮了，但是在本地人心中，这6个字早已成为湖塘人的一张难以撕掉的标签。当记者一再追问湖塘村党支部书记乐天勇，如今究竟还有多少人在从事铜字铜牌制作时，他面露难色地说：“真的太难统计，村民带村民，亲戚带亲戚，具体是否为湖塘人也很难界定；几十人规模的是一家，两三人的小作坊也算一爿，如今更有些村民是有做呒做，总比休息好，总比给人做小工好。”这也许是湖塘铜字铜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小遗憾吧，正因为它的草根性，导致这一行业至今尚未组成行业协会，更无从知道面上的总体数据。湖塘铜字铜牌的历史，存在于湖塘村民的口口相传中，还将被一些人续写。
关于湖塘铜字铜牌的前世和今生，今年70岁的新碶标牌厂老厂长朱友定也有发言权。这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挺红火的标牌厂，曾专业生产以铝、铜、不锈钢为原料的字牌。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湖塘铜字铜牌的兴盛，这家社办厂于1987年倒闭了。好在同属字牌行业，触类旁通，朱友定带着儿子朱少波办起了铜字铜牌厂，第一年就净赚2万元。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鼎盛期，也经历过1998年、1999年温州背包客的抢生意，大浪淘沙之后，朱友定的铜字铜牌厂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先后搬迁了几个地方之后，如今，这家厂租用了湖塘村500平方米的闲置房屋作为厂房，添置了设备，开拓了丝网印刷、电脑刻字等业务，老爷子、儿子、儿媳妇齐上阵，业务也很稳定，一年100万元产值不在话下。“感光牌在这边只有我独家会做，因为做这种牌化学药水配方很难把握。”老爷子自有杀手锏，这项业务自然也是利润最高的。年已古稀却仍在铜字铜牌厂忙活的朱友定感慨地说，这辈子就只吃这碗饭了。
（2012年5月21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