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彭玲
宁波蜜饯厂（原镇海县第二副食品厂、原柴桥食品厂）成立于1954年5月，是甬式蜜饯的创始厂。蜜饯厂的福寿山牌金橘饼曾荣获1983年、1987年浙江省优质产品称号，1989年获得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银奖，产品销到香港，出口到日本、新加坡等地。1998年9月，工厂改制，厂房拍卖，工人买断工龄另奔他途，宁波蜜饯厂退出历史舞台。
从1954年到1998年，蜜饯厂有起有伏，从兴到衰，走的是条不平坦的道路。
1954年，公私合营，地方国营镇海县第二副食品厂成立
“我从1958年8月进厂，到1996年6月退休，在厂里干了37年零10个月。”曾任宁波蜜饯厂副厂长的周童华说。
“1954年，公私合营，柴桥的鼎丰酱油酿造厂、林家山粉厂、副食品厂等4家工厂合并，组成一家综合性的食品厂，就是当时的镇海县第二副食品厂，属于地方国营企业。”周童华告诉记者，当时的“二副厂”隶属镇海县供销社，共有4个工场，主要生产糖果、淀粉、麻饼、油枣等。以当时的霞浦为界，整个穿山半岛市场上的食品糕点基本上是“二副厂”生产的。“那个时候买东西都需要用粮票，附近的供销社、小店店主都是摇着船，推着手拉车，挑着担来进货的。”
1959年，宁波淀粉厂搬到柴桥穿山（现昌钜环保公司、儒杰冻品厂所在地）。1960年，柴桥米厂、宁波淀粉厂合并，统称柴桥食品厂。
“金橘饼，在二副厂的时候就开始小批量的生产，一年只有十几吨的产量。”周童华说，食品厂最多时有7个车间，正式职工300多人。当时食品厂除了生产糖果、糕点外，还做果子酒、五金加工等。蜜饯厂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场，在做蜜饯的同时，还生产糕点和酱油。
“1960年，困难时期，国家供应奶油、白糖，食品厂生产的奶油软糖，销售到香港要4元钱一斤。当时，食品厂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9.5元。”周童华回忆，产品都是工人手工简单包装，散装出厂。镇上有人在香港的亲戚朋友带了奶油软糖回来，一看，还是柴桥食品厂生产的。
“当时是计划经济，供应多少糖、面粉、大米都是上面确定的。我们按照要求，把产品卖给供销社，供销社再批发给商店。”周童华说，以霞浦为界，柴桥、郭巨、白峰、三山、大榭、梅山等整个穿山半岛的供销社，都是拿着粮票来厂里进货。油枣、豆酥糖、桃酥等都是紧俏商品，有时进货都进不到，经常有人为了进货想“找关系、开后门”。
哪个生产队种桃子、哪个生产队种金柑，都由镇海副食品公司和供销社统一安排好。柴桥供销社下拨化肥给村民，收成时，供销社派3名收购员，在厂内代收购；社员们挑着担、推着车送到厂门口。
1966年“文革”开始，厂里分成两派，食品厂规模小了，淀粉车间没有了，五金车间也只做点维修工作。糖果、糕点、蜜饯还在生产，但产量急剧缩减。
70年代初，从广东请来的师傅手把手地传授技术
1968年，食品厂只剩下两个车间，40余名职工。两个车间分别是柴桥镇上的总厂（老街附近，位于美丰弄），主要生产面条、酱豆腐、糖糕等，还有原来的四车间（高村和陈胜村交界处，现金钟酱油厂所在地）也还在，生产蜜饯和酱油。
1968年12月，柴桥食品厂革委会成立，周童华任第二副主任。1970年，柴桥食品厂成立党支部，领导班子初步建立，当时的柴桥镇武装部长张德兴任支部书记。
“原料有了，加工能力也有，但产量提不高，产品质量上不去。”周童华说，当时酱油是必包产品，镇上就这一家酱油厂，霞浦、郭巨、三山、大榭、梅山、柴桥等地的酱油都是由食品厂供应的，只有少量的酱油销往外地。
“酱油生产不用担心，蜜饯生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发展，得学习先进的技术。”1971年9月，周童华与3名职工，通过宁波副食品厂的介绍，多次到广东汕头、普宁等地多家食品公司参观学习。
周童华一行在广东汕头、普宁待了半个月。“设备工艺不一样，技术也不一样，半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周童华等人白天在车间里跟老师傅学习技术，晚上到处拜访当地果子厂的领导、老师傅，想从当地聘请师傅回来。“当时，广东的蜜饯已经有了小包装，并大量出口东南亚。我们的金橘饼还是用大坛子装着，供销社买走后，再换装到玻璃瓶零售。不变革，没技术，根本没法与人家竞争。”
1971年10月，周童华一行从广东请来两个50多岁的老师傅，工资是40多元一个月。为了留住老师傅、学会制作蜜饯的技术，厂里的小年轻在空闲时间，经常到附近的河里、田沟抓些泥鳅、黄鳝，给两位老师傅吃。厂里做酱豆腐的师傅，也经常给老师傅弄点柴桥本地的黄酒喝喝。
每年6月～12月，水果上市，老师傅就在厂里教蜜饯制作技术，给工人上课，讲水果制作蜜饯的基础知识，手把手地教加工工艺。临近春节，老师傅们就回广东去，第二年旺季再来。这样一待就是3年。
“师傅告诉我们，我们生产蜜饯的设备是铁的，会与果汁产生化学反应，容易影响蜜饯卖相和口味。”周童华说，在老师傅的指导下，厂里把设备换成了不锈钢，不断改进加工技术，还特地从广东订购小包装袋，邮寄过来，以提高产品档次。
1972年，柴桥食品厂正式改名为宁波蜜饯厂，以后几年大批收购，大量生产
慢慢地，蜜饯生产走上正轨，蜜饯也开始小有名气。1972年，柴桥食品厂正式改名为宁波蜜饯厂。“金橘饼很多是销往省内外各大城市。”周童华回忆。
“1974年，蜜饯厂从当地和附近收购水果。金塘李收购了184万斤，杨梅收购了20多万斤，桃子收购了30余万斤，金柑收购了100多万斤。仓库根本放不下。”周童华说，桃子、杨梅、李子都是要腌制过才能做蜜饯。收购的时间恰逢都是7月份左右，气温高，不容易存放，不加工好，很快就会烂掉。当时厂里的水泥池、大缸都腌满了，把附近村里的水泥船也都租来腌制果胚。还是不够腌，就到当时的穿山水产公司，借那专门腌鱼的池子来腌制。一个池子大概能腌制1万斤左右的李子，当时借了五六个池子。
“腌制一个星期就能晒了。厂里来不及晒，就发动周边的村民一起帮忙晒。厂里生产线也都是24小时运作，工人三班倒。光劈桃子、李子，捏金柑核的小工就请了两三百个。”周童华说，当时进厂当小工，还需要镇上打证明。
“那时候，我们的金塘李在全国很有名气。收购多了，蜜饯厂生产不完，就把李子加工成半成品，再卖给广东、福建等地的果子厂。”周童华说，1975年前后，蜜饯厂注册了“福寿山”牌金橘饼，还专门派人到青岛学习高粱饴制作工艺，厂子不断扩大规模，占地面积40余亩。
“1975年，我还只是蜜饯厂的一个小工人。每年一到金柑上市的时候，厂里就开始大规模收购。附近的村民挑着担，推着车把个头小、卖相差不适合鲜吃的金柑往厂里送。”曾任宁波蜜饯厂厂长的周建良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用自己跑市场，只管生产，不用愁销路。
1977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厂子领导班子变动，厂子开始走下坡路。
上世纪80年代，蜜饯厂再次兴旺
“上世纪80年代，蜜饯厂再次兴旺，达到鼎盛。当时的厂支部书记是叶龙书，厂长胡国栋。厂子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上海、杭州等地的客户都是直接把车开到厂门口，等着要我们的金橘饼。”周建良告诉记者，随着“福寿山”牌金橘饼名气的打响，市场供不应求。很多客户直接在镇上的小旅馆住下，等着拿货。金橘饼一从生产线上下来，根本不用放进仓库，直接装车拉走。
“那时厂里最多一年收购了130多万斤金柑，地上全是金柑。金柑上市时，光为金柑去核的社员就要请上300多个。”周建良说，当时捏金柑核，一分半钱一斤，动作快的，一天能捏100多斤金柑，比在生产队劳作一天赚得多。附近村民一到金柑上市时，就排着队想进蜜饯厂捏金柑，不少人还通过各种关系来说情。
随着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福寿山”牌金橘饼在市场上名气越来越大。1983年、1987年，“福寿山”牌金橘饼被评为浙江省优质产品。1989年的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周建良带着“福寿山”牌金橘饼参展，荣获银奖；产品畅销长江三角洲各大中城市，还曾出口日本、新加坡等地。
“当时，我们宁波蜜饯厂是浙江省占地面积最大的蜜饯厂，金橘饼产量全国最高，一年仅‘福寿山’牌金橘饼的产量有五六百吨，每年能为国家创造20万元的利润。”周建良自豪地说，国内有湖南浏阳、广西柳州、福建尤溪、江苏苏州和柴桥穿山半岛等金橘产区，其他产区的金橘，口味都比不上穿山半岛出产的。
上世纪90年代，蜜饯厂几经沉浮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蜜饯厂产品品种和包装跟不上市场需要，花色蜜饯的年产量从原来500吨逐年下降，最差时年产量只有50吨左右。
“产品几年来都是老样子，市场形势好，销路还可以。如果遇到市场疲软和波动，产品销路就会变窄，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被动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大中城市需要高档蜜饯，我们进不去；农村市场需要的是低档的蜜饯，我们又生产不出来。”1993年，周建良被任命为蜜饯厂厂长。刚一上任，周建良立刻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当时，市场处于疲软状态，我们厂产品积压，市场形势严峻，压力很大。”
1994年，周建良带着3个职工，开拓江苏市场。“那个时候，江苏市场月饼馅料需求量很大。我们用金柑为原料制作的红绿丝，很受欢迎。”周建良等人成功打开了江苏市场，为蜜饯厂带回一年300吨的订单。
要重振“福寿山”牌雄风，必须提高产品档次，增加花色品种，采用新包装。周建良带着供销人员，到省外有关单位和商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市场调研。调研发现，蜜饯厂产品趋于严重老化，品种单调，包装袋老式，远远不能适应大中商场、特别是自选厅销售的需要。“原高糖制品，已被社会逐步淘汰；中低糖、低盐制品，新潮流口味已被社会、特别是大中城市消费者所接受。要救活厂子，必须学习、变革。”
1994年5月，厂里成立了蜜饯QC小组，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重点进行新蜜饯产品的开发。1995年上半年，蜜饯厂销售收入比1994年同期增加了135万元，增长了75%，职工人均收入增加了1000元。1996年春节，淘汰陈旧的糖果产品生产线，对当时市场占有率高的金橘饼类产品，提高质量，调减产量，推出花色蜜饯产品。
“从1994年到1998年，虽然通过变革、学习，蜜饯厂又多‘活’了5年。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等地私营蜜饯厂在产品质量、口味、包装和营销手段上都比我们强，蜜饯厂的体制根本适应不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周建良说。
1998年9月，在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大潮中，宁波蜜饯厂厂房被拍卖，柴桥高村一名姓郑的村民以370万余元买走，而后转租改作他用。
（2010年11月22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