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潘红 通讯员 曹凯艳 杨伊珍 孙兆钧
现年67岁的黄汉宁居住在柴桥街道芦南社区万盛里墙门，院落的一角，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好几只大水缸。水缸内储满了水。黄汉宁说这是“天落水”。其实就是雨水，可以用来拖地、洗衣……而说起这几只储水的水缸，黄汉宁一脸的骄傲：“这些都是我们厂里做的！”
黄汉宁口中的厂就是柴桥砖陶厂。也许你会说，不对，是柴桥砖瓦厂，或者说是穿山砖瓦厂。其实都对，因为从1963年到2009年，砖陶厂走过了46载岁月，厂名一变再变。它经历过鼎盛和衰败，如今砖陶厂早已不复存在。在一些“80后”“90后”的眼中，砖陶厂的关闭也许仅意味着落后产能的淘汰。不管有无在砖陶厂工作过，生活在柴桥的父辈、祖辈们说起砖陶厂，总有些话要说。记者走访了七位曾在柴桥砖陶厂工作过的员工，从他们的口中去了解曾经辉煌一时的砖陶厂，跟着他们的思绪重温砖陶厂的起起落落。
走过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上半年，在以前砖厂的基础上，柴桥重新开起了砖瓦厂。它，就是柴桥砖陶厂的雏形
柴桥有座著名的桥，名叫石栏桥，位置在329国道与环镇北路交叉口以北。说起柴桥砖陶厂，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石栏桥旁边的这家。的确，在1963年之后，柴桥砖陶厂确确实实是指这家，但在这之前，柴桥的砖瓦厂有好几家，只是最后整合演变成了这么一家。如何整合成一家的？记者走访了几位老员工，却得到了稍有差别的版本。贺荣庆，今年83岁，他是1963年进厂的元老级员工，而且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制砖的行当了。记者从他口中了解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柴桥有九家砖瓦厂，河头村、风打塘（芦江北路附近）、后所村、高村村各有一家，贺荣庆还清晰地记得高村村那家名叫曹森泰砖瓦厂，其余五家均位于石栏桥附近。这几家都是私人所有的小窑厂。新中国成立后，这九家厂相互合并，最后整合成了两家。大概在1956年或1957年，当时全国上下实行公私合营，这两家砖瓦厂也不例外，合成了唯一的一家柴桥砖瓦厂，地址就在石栏桥旁边。1959年到1961年，全国上下经历了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老一辈的都说那时候吃饱穿暖还是个问题，哪还有多少人会关注砖瓦呢？所以，刚整合没多久的砖瓦厂也经历了一段困难期，于1962年关闭了。贺荣庆告诉记者，当时砖瓦厂的厂长名叫刘平，现已过世。1963年上半年时，刘平提出要重振砖瓦厂。所以，在1963年2月，当时已调至宁波砖瓦一厂的贺荣庆作为技术员又被调回至柴桥砖瓦厂。
随后记者在走访中又听到了一些不同的版本。现年74岁的周维云跟贺荣庆是同一年到砖瓦厂的，时间差了没几天，当时他刚从部队退役回来。他告诉记者，柴桥砖瓦厂是由六个小窑厂合起来的，霞浦上傅村、东山门村各一家，穿山村、五马村各两家，合并后才有了柴桥砖瓦厂。而在黄汉宁的记忆中，1956年，柴桥成立了一家公私合营的砖瓦厂，1962年下半年，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砖瓦厂停止生产。到1963年2月份前后，砖瓦厂又复工了。
现年77岁的李永瑞曾于1972年至1985年间担任过柴桥砖陶厂的厂长及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其实那已经是他第二次到砖陶厂上班了，早在1960年到1962年间，他也在砖瓦厂上班，做的是会计。他说，解放以前，柴桥地区有七家私营小窑厂。1954年，几位老板私私联营，七家变一家。到1956年，全国实行“一化三改造”，同年6月，这家砖瓦厂改制成公私合营。但是，李永瑞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砖瓦厂从未关闭过。
砖瓦厂又从什么时候变成了砖陶厂呢？原来在1958年，柴桥开了一家地方国营的陶器厂。这家陶器厂的地址就在石栏桥北边。1963年下半年，陶器厂并入柴桥砖瓦厂，而在此之前，陶器厂也曾关厂过。砖陶厂的名字也几经改变，1963年时名叫穿山砖瓦厂；至1970年左右，改名为穿山砖陶厂；1972年，又改称柴桥砖陶厂。上世纪90年代，又改制成大港建材有限公司，直至2009年正式关闭。
在采访中，关于砖陶厂的前身，记者听到几种不同的版本，为此去镇海档案馆查询求证，但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是，1963年，是柴桥砖陶厂的一个转折点。以前的种种姑且可以说是柴桥砖陶厂今后46年历程的基础。
1963年至1983年，陶器产品经历了“默默无闻”到“声名大噪”，最后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人散了，厂没了，但是，家里的七石缸还在，萝卜干坛还在。它们继续述说着陶厂那些事
说到陶厂的“加盟”，贺荣庆有话说。1958年，柴桥成立了穿山陶器厂。厂里会做陶器的人不多，尤其是做大缸，人手挺缺。那年，厂里从奉化、宁海请了几位师傅。仇和木就是其中一名。由于各种因素，陶厂在1962年关闭了。1963年砖瓦厂重新起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家废弃不久的陶厂也重生了。贺荣庆告诉记者，当时任厂长的刘平走访河头村，无意中发现了陶泥（窑泥）。当时，刘平并不敢确认他发现的泥是否适合做陶器。因此，他取了泥专程前往奉化一家陶器厂，请厂里的师傅辨认。经辨认，这种泥土确实适合。回来后，刘平立即往县里打了报告，申请重新开厂，并将陶器厂并入砖瓦厂中。因此，陶厂的窑泥，大多取自河头、岭下、瑞岩寺片区。
烧制陶器的窑叫做龙窑，是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因其依一定的坡度建筑，斜卧似龙而得名。烧制龙窑的燃料是杂柴、松枝等。当时，柴桥砖陶厂有两只龙窑，厂里员工都称其为一号窑和三号窑。记者前往砖陶厂旧址，陶厂早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号窑烟囱的部分残留以及山上员工们用次品砖搭建的部分围墙。烧窑的燃料，砖陶厂用的是松毛。周维云告诉记者，这些燃料，砖陶厂都是从河头那边买过来的。
陶器在砖陶厂占次要位置，但是，说到柴桥砖陶厂生产的陶器种类，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如文章开头所提到过的大缸，记者了解到的就有四种，最大的是七石缸，最小的是四石缸，此外还有五石缸和六石缸。其中的“石”是一种市制容量单位。据说这七石缸能存放七担水，大概有800斤。除了用七石缸来储水，酒厂用它来酿酒，村民用它来腌菜，其用途非常广。除了大缸，还有萝卜干坛，大笔缸、小笔缸、花茶缸、小墩缸等四十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
仇永明是仇和木的儿子，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对做陶器耳濡目染，随后自然就进厂工作了。他告诉记者，这么多产品中，除了大缸，还有一种也是砖陶厂的主力产品，就是榨菜甏。榨菜甏只有一种规格，可以存放30斤的榨菜，当时直供给柴桥供销社，供销社用其装榨菜。另有一种特别的产品，就是用窑泥做成的煤球炉。煤球炉与其他陶器不同，它少了一个上釉水的步骤。大概在1975年前后，砖陶厂做出这个产品。一年后，就批量生产了。这款产品获得了广泛好评，引起了一股抢购潮。此外，还有一种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产品，则是饭罐，形状为圆形，规格分大中小三种，分别能装六两、五两、四两的饭。饭罐的使用方法与现在的铝制饭盒非常相似。以前，大多是单位食堂、学校蒸饭用的。职工如果说要打四两饭，就拿一个四两的饭罐给他，要六两就拿六两的饭罐。
砖陶厂有一种特殊用途的产品，叫做盐砖，也称为盐板。名字听着像砖块，其实盐砖是一种陶器，因为它需要上釉水。盐砖长与宽一样，大小与手掌差不多。这是为盐场特制的砖。砖陶厂生产出来的盐砖，都是供给梅山盐场的。大约在1965年，砖陶厂与梅山盐场开始合作，每年签订合同。制成的盐砖，经由穿山码头运往梅山岛。
仇永明告诉记者，做一只大缸从头至尾大约需要30个人合作。当时厂里能做缸坯的人只有三四个。先将陶泥进行处理，加水软化，再从缸底做起，做成缸坯，然后让其自然通风晾干，再抬进窑里去烧制，其中单烧制就需要五天，做一只大缸大约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中间还要考虑到天气因素，所以大缸的产量并不是很高。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没有通自来水，大缸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这也就造成了大缸的供不应求。
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陶器均是由县供销社下的土特产公司分配的，当然砖陶厂对其定价也没有自主权。当后续的原料成本、用工成本上升时，陶器这部分一直是处于亏损状态。李永瑞告诉记者，当时明知是亏本生意，却不得不做，厂里是硬着头皮在生产。上级也是下了死命令，因为需求量还在，陶器生产不能停。后来导致砖瓦厂的利润也要转贴到陶器的生产上去。
到上世纪80年代初，制陶器的窑泥质量越来越不好，烧制出来的陶器次品率越来越高，而且窑泥越来越缺，加上日益升高的用工等各种成本，陶器生产更加难以为继。此外，陶器并不是易消耗品，例如大缸，不人为损坏的话，可以用很久。1983年，历经20年风雨的陶器车间关闭了。
柴桥砖陶厂，一直以来都以制砖为主。最少的时候全厂只有16个员工，一间办公室；早期是土窑烧制，手工制砖，后来才有了改善；原料运输从靠肩挑，到手拉车，再到船运，一点点走上了“现代化”
1960年，李永瑞进砖瓦厂当会计。当时，全厂只有3个小土窑，产量并不高。最小的土窑一次性可以装27000块砖，最大的土窑可以装48000块砖，待砖烧好后，不能立刻出窑，得等到土窑里的温度下降之后才可以。因此，烧一次砖要花上半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土窑每月可以烧两次，三个土窑一个月的产量有20多万块。
当时没有制砖机，制砖靠手工。据李永瑞回忆，制作砖坯前先要调配好窑泥，但由于那时没有机器，加水之后用脚踩，就像做萝卜干一样。厂里有许多木模子，大小与九五砖一样，模子底部固定，四周可拆卸。工人先在木模子里面撒上稻草灰，再将调配好的窑泥摔入模子中，用钢丝将多余的窑泥割除。然后再在表面撒上稻草灰。下一步则是将木模子四周打开，将其倒放在一块很薄的木板上。最后用木板端着将砖坯放在一边。李永瑞说，撒上稻草灰是为了不让砖坯与地面或其他砖坯粘在一起。一个小土窑每月要点火两次，不但麻烦而且产量又低，不过当时闹自然灾害，买砖的人是极少的。李永瑞说那时候单位不买砖，买砖的人在当时也是家境挺好的人家。
1963年，贺荣庆回到当时的砖陶厂。想起那时候，贺荣庆一脸的笑意。接到调令时，贺荣庆其实被借调到宁波砖瓦一厂才没多久。那时，他正被厂里派到萧山学习。一个紧急电报发到萧山，让他赶紧回柴桥报到。贺荣庆14岁就在砖瓦厂做工，那时是在一家私营窑厂上班。1963年，他已34岁，岗位是烧窑。这在当时来说已是一位老技术员，因此刘平厂长极力要让他回柴桥。“你不知道啊，其实这份调令已经下来半个月了，是当时宁波厂里的领导压住了不让我走，最后宁波市分管砖瓦厂的部门领导亲自去说了，才放人的。”贺荣庆笑着说。
直到现在，贺荣庆还记得回到厂里的情景。“从车上跳下来，一看，这砖瓦厂简陋得不得了。”贺荣庆说。全厂职工就只有16个人，还包括领导在内。而周维云刚进厂时，恰逢当时的出纳生孩子去了，因此他先顶替了出纳的位子，后来才调去供销科。他说，当时砖瓦厂里就只有一间小平房，办公室里就两张桌子。因为要重振砖瓦厂，当时就新招了员工。有些员工的家离厂挺远，来回就成了问题。厂里的科室也日渐完善，建楼房迫在眉睫。1964年年底，新楼房建起来了。楼房分上下两层，各八间。上面的房间作为员工宿舍，下面几间就作为办公室及仓库。
1964年，砖陶厂自费买了一台制砖机。摆脱了传统的手工制作，砖块的质量提升了。1965年，砖陶厂形势开始好转。那年，柴桥、白峰、河头、高村等地的50多名学生进砖陶厂半工半读，学生年纪大多在20岁左右。半天生产、半天读书，一个月下来每个学生也能赚十元钱。
虽然质量提升了，但砖陶厂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全厂生产只靠小土窑，产量上不去。因此，砖陶厂就向生产指挥处汇报，希望能获批建轮窑，而建轮窑的费用要好几万元，厂里自费实在困难。贺荣庆还记得当时指挥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当下就问，轮窑建起来了，那么柴桥是否有足够的窑泥？在那个时期，窑泥对砖陶厂来说是并不缺的。当下打了包票，说够的。后来，在县里支持下，柴桥砖陶厂建起轮窑，技术装备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黄汉宁1970年时已在砖陶厂上班，他说新建起的轮窑，有个40多米高的烟囱，建成后砖块的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一天就有七八万块砖的产量。
最初砖陶厂所用窑泥的来源地主要是同盟村。只有符合要求的泥土才能做窑泥。曾在砖陶厂做了34年的老员工沃连田对此很是了解。他说浮土、杂草、杂石不要，浮土就是指最上面那层泥土，最好的是黑中带黄的泥。同盟村当时土地高低不平，村里要将土地平整，就把多出来的泥土卖给砖陶厂。一开始搬运泥土是用手拉车，一车车拉到砖陶厂。时间久了，同盟村的窑泥越来越少。因此，砖陶厂就将采购范围扩大。沃家村、东山门村、红光村、钟灵村、穿山村都包括在内。据黄汉宁回忆，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窑泥采购范围的越来越广，厂里开始用拖拉机搬运窑泥。此外，还有一种方式是船运，走的自然是芦江。砖陶厂摆放窑泥的位置，就是现在环镇北路与329国道交叉口东南角汽修厂的所在地。这地方的东侧正好有一条小河，通向芦江。而这条小河，据黄汉宁说还是砖陶厂的员工们趁淡季时自己挖的，就是为了运输窑泥。砖陶厂有三四十条水泥船，分三种规模，承载量分别为2吨、3吨、5吨，后期都用5吨的船。相比于已显落后的手拉车，或是拖拉机，船在运载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窑泥船运的方式又有了创新。最开始船运时，先人工将窑泥一担担地挑到船上，倒入船舱，到了砖陶厂这边靠岸，再由人工将窑泥挑进厂里。这么做不仅费时间，而且非常累。后来，厂里就自己设计了“铁皮箱”。“铁皮箱”形状类似于现在的集装箱，但与集装箱不同的是，“铁皮箱”上部是开放式的。此外，最有创意的地方，就是在“铁皮箱”上部四个角上装上了四个铁圈。“铁皮箱”大小则是按照船舱的大小决定，砖陶厂自行设计好“铁皮箱”，再拿着设计图纸到外面去请人做。李永瑞笑着说，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一个小设计，成品出来后它给窑泥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当时，砖陶厂有一台吊机，等运输船一到，吊机就直接开到芦江岸边，将“铁皮箱”吊上岸。“铁皮箱”的一个侧面是可以活动的，吊机勾住“铁皮箱”上两个点，再将活动的侧面打开，“长臂”一拎，很轻松地就将里面的陶泥卸在存放场地，省时省力又省心。
砖陶厂的员工从16人，发展到最盛时的400多人，最缺人的时候得跑到余姚、上虞、新昌，甚至是四川去招工；最辛苦的工作是进出窑，热得像是在蒸桑拿
说到人工挑运，就不得不说说砖陶厂的员工。前面提到早在1963年时，砖瓦厂一共也才16个员工，但随着砖陶厂的发展，最多时全厂员工有四百多人。不过这中间又有正式工、临时工与外包工的区别。黄汉宁说，1970年全厂正式工只有17人，其余是非正式的。到1971年，有71名转成了正式工。后来又陆陆续续有人转正。李永瑞告诉记者，大约在1973年前后，全厂正式工达到了146人，其余工人多达两百多人。
运输窑泥的工作，就是由外包工做的。从地里挑泥、装上运输船、挑到砖陶厂，这都是外包工的任务。当时全厂大概有三四十条水泥船，每条船上配备不多于两个外包工。有的是一个人干活，有的是夫妻搭档、父子搭档。一船泥最少的也要装2吨。单靠一两个人人工挑满，十分费时费力。夫妻档的，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挑泥，到了船上则由男的掌舵。这算工钱的方式，也颇有“新意”。外包工都是算计件工资。像运输窑泥的，从地里挑泥到最后装到砖瓦厂，算一船。等到了厂里，他们就能领到一条类似书签样的竹片，一条竹片代表一工。月底一到，他们就拿着所有的竹片去算工钱。当然，等船到岸后，砖陶厂也会派人检查，以防外包工的工作有水分，通常都是看船上是否装满的，如果明显不满一船，则要开回去再装。李永瑞说，你别看运泥这么辛苦，但是愿意做这份工作的人也是有的。以前“求职者”会自动问他：“我到你们厂来运泥，好不好？”通常他都一口答应。
还有一种活，主要靠的也是外包工，就是出窑。何为出窑？其实就是将砖块成品从窑里运出来，在存放的场地上摆好，这一动作他们称之为“码砖”。每次以200块砖为一个单位，码成一堆。码砖也采取计件工资的方式，待月底时进行计算。运输窑泥靠的是力气，但是码砖除了靠力气，还得靠对高温的耐受力。窑里面非常热，刚出窑的砖块，更是烫得拿不上手，手一碰到就会烫伤。因此，出窑的人一般手上都会带一双用破轮胎制成的“手套”。为了减轻出窑的辛苦，工人们也摸到了一点门道，就是错峰出窑。错峰出窑并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错峰，而是指人与时间的错峰。这里就得提一下轮窑的工作情况。轮窑是一种连续式窑炉，内有一个环形窑道，正常焙烧的轮窑，可分成预热带、烧成带、冷却带。砖坯码入轮窑后不移动，而预热带、烧成带、冷却带随着连续不断的装坯、焙烧、出窑作业，则沿着环形窑道移动。出窑的人就根据出窑时间，来错开一天当中的高温期。李永瑞说一整天基本上只有四到五个小时是出窑的，出窑工人一般会在早上6点到8点，或下午4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出窑。当然，出窑时间也得与烧窑的工人做好协调。如此一来，至少在外面码砖的时候，不用受高温的煎熬。
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还有不少本地人争着要到砖陶厂上班；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本地人的积极性逐渐降低；到80年代初，本地劳动力变得非常紧缺。回想起原因，黄汉宁说，可能与当时农村里分田到户有关。当时，黄汉宁与同事就跑到上虞、余姚、新昌等地招工。那时候为了招工饭也没地方吃，觉也没地方睡。黄汉宁说，如果是去城区，大多数的人条件也不差，至少不到要离家打工的地步，招到工的可能性自然不高。因此，他们就尽往穷乡僻壤走，往往是到山村里去。他还记得在1981年或1982年，他和一位同事去上虞一个山村里招工，到了午饭时间，两个人走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小饭店。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最终还是在一位好心的村民家“蹭”的饭。
还有一次招工，黄汉宁也记得挺清楚，时间是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砖陶厂食堂的桌子还是水泥板架的。有一天，黄汉宁发现水泥板上躺着一个小伙子，整个人蜷缩成一团。黄汉宁上前一看，发现他全身发烫，就让其赶紧上穿山卫生所看病。结果小伙子回答说自己身上已经身无分文了，没钱看病。黄汉宁当下就说了先借钱给他。当时砖陶厂已经很缺人手，黄汉宁就问他病好后愿不愿意在砖陶厂工作，就干出窑，码一堆两毛钱。看病的钱从以后的工资里扣。小伙子立马就答应了。后来黄汉宁还让他住进了砖陶厂的职工宿舍，让他在食堂吃饭，拿衣服给他穿。有了住所、工作，一个月后，小伙子就将所有欠账还清了。对于黄汉宁的帮助他充满了感激。小伙子是四川高县人。年底了，黄汉宁就问他愿不愿意从老家叫几个人来上班。小伙子满口答应。等过完年，他真的带回了四五个老乡，都挺能干。后来，这几个老乡又叫来了二三十名老乡一起工作。砖陶厂也有一位俞姓的员工，为招工跑了好几次四川高县。
砖陶厂最辛苦的工作，除了出窑，还有一种则是装窑。装窑就是指将砖块的半成品，即砖坯在窑里码好。沃连田装窑装了13年。回想起那段时光，沃连田说：“非常辛苦。”装窑要装四排，一排共有2000块砖，高度为20块砖。摆砖过程中要反复下腰、起身。而据沃连田回忆，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装一万多块砖。装窑不像其他工种，它的工作时间、地点，全部在窑里。轮窑是一年点一次火，除了春节灭火一次，终年都在运作。可想而知，窑里的温度有多高。在窑门口，有一个排风机，整日转个不停，即使如此，还是热得像是蒸桑拿一样。沃连田说干活时，一年四季都一样，就穿个大裤衩，一双解放鞋。就这样，在天气冷时也是满身的汗水，更别说夏季了。汗水一流，沃连田整个人就黑不溜秋了，活脱脱地像个黑人。解放鞋的鞋底是塑胶做的，热气一熏就更热了。脱下鞋子一倒，出来的全是黑色的汗水。温度高的时候，手上的汗毛都被熏得打起了卷。装窑采取的是两班倒的方式，一班最起码得干六个小时，最长十多个小时都有过。
“柴桥出品，质量上乘”，制砖靠的是经验、是设备，柴桥砖块的质量曾连续三年在宁波、舟山地区排第一。不管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年代，买砖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壁平行、六面光滑、八个角、十二条棱。”说到做砖，沃连田脱口说出这句话。长24公分、宽11.5公分、厚5.3公分，沃连田说这是国家出台的砖块的部颁标准。一块砖头的制成，需要经过十多道工序。窑泥先要经过双滚双带（带即输送带、滚即对滚）才到制砖机前，前几道工序是为了去除窑泥中的石块，搭配好窑泥中煤渣的比例，调节好窑泥水分的多少。制砖机的原理与年糕机差不多，经此之后，原本一团的窑泥便变成一条长长的泥条。沃连田说长度有一米多。经过制砖机后，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切台机，最后出来的就是呈块状的砖坯了。一块砖中含五两煤渣，是窑泥与煤渣最好的比例。煤渣加多了，窑泥就缺少可塑性。整个制砖过程中，除了加煤渣，还要加水。而这加水的分量，全靠工人的经验。一般来说，对滚中窑泥成块状了，就意味着要加水，至于加的量，靠人控制。如果窑泥中含有石子，一旦到了切台机前，不仅切台机的钢丝会断掉，切出来的砖块也是变形的。所以一开始，对窑泥的要求就是很高的。十多道工序，每一关都有一个人把守。砖坯还要经过风干。晒砖对天气也是有要求的，不能放在太阳下暴晒，更不能在雨中淋。暴晒砖坯会开裂，淋雨砖坯会变形。砖陶厂并没有专为晒砖而搭建的棚屋。李永瑞告诉记者，砖坯最下面，都垫着一层成品砖。砖陶厂晒砖时，就用稻草编成的草扇盖在砖坯上，四周则用塑料遮雨布。这样既能避过烈日，又能躲过雨袭。这稻草都是从村民家中买来的，工人们趁着生产淡季编制草扇。一般情况下，晒砖需要十天左右，如果碰上坏天气，时间会更长。为了在阴雨天、梅雨季节晒砖，砖陶厂还建有烘房。现年65岁的周永祥曾是烘房班的班长。他告诉记者，烘房与轮窑是连着的，通过一个机器，将轮窑中的热气抽到烘房中。烘房有几条烘道，各长约50米，一天下来，烘房能烘两万多块砖。
砖陶厂以制砖为主，也生产瓦片。土窑时期，生产的是土瓦。建轮窑后，生产的则是平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洋瓦。平瓦长33公分、宽20公分、厚2公分。生产瓦片对原料的要求比砖块更高。因为，窑泥中一旦有杂质，生产出来的瓦片就会漏水。制瓦片有特定的模板，瓦坯要先在屋子里阴干，阴干后再到室外风干，最后进行烧制。
计划经济时期，砖陶厂的砖块或瓦片大多是要上交给镇海县物资局的，厂里并没有自主买卖权。所谓的上交并不是指将砖瓦成品运输至物资局，而是将产量上报至物资局。一般而言，超过90%的产量是要经物资局调配的，剩余的砖陶厂可以机动处理。只有一种情况下，村民是可以直接买砖的，那就是做墓地。如果家中有丧事，可以到村里打证明，凭证明条到砖陶厂买砖。一张证明条可以买350块砖。大多情况下，生产队或村民个人要用砖，要先到县物资局申请，拿着审批单在县物资局付款，付款后凭提货单到砖瓦厂领砖。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砖陶厂自主权扩大，砖瓦买卖自由了。由于受天气影响，砖陶厂一年中只有近十个月是正常生产的。最忙的月份是7月、8月和9月，因为天气好，产量高。最闲的是12月到次年3月。正常情况下，砖陶厂一个月产量在150万块左右。单看产量，也许会觉得砖陶厂一年的利润会很高，其实，砖陶厂靠的是薄利多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块砖的价钱是三分三厘五，后来砖块价钱提升，不过据李永瑞回忆，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价钱最高也就是两毛六分。在计划经济时期，砖瓦的价格是由县里直接定的，砖陶厂没有定价权。到计划经济后期，原料成本、用工成本均上涨，可砖瓦价格还是只能依照县里定价来。市场经济时期，价钱能做主了，但还有出厂价、零售价、批发价的区别。李永瑞说，大概在1975年、1976年时，砖陶厂一直都是亏损状态，直到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因此砖陶厂还获过“宁波地区扭亏为盈奖”。
上世纪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年富起来的村民们争先恐后地翻建两层楼高的砖瓦房。买砖的人更加多了，砖瓦迎来了更为紧俏的时期。天还没亮，砖陶厂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买砖的大多是大碶、柴桥、霞浦、白峰、郭巨的村民。计划经济时期买卖受限，市场经济时期买砖人增多，所以买砖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李永瑞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柴桥岭下村被镇海县指定，要统一规划造房，可想而知砖瓦的需求量非常大。那时岭下村还专门派遣了一个人在砖陶厂“坐镇”，就是为了能“抢”到砖。
砖瓦这么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柴桥出品，质量上乘”。李永瑞跟记者总结了砖陶厂“制胜”的关键。一是砖陶厂的制砖机是从上海购买的，压力大，压制出来的砖块硬度强。二是砖块中掺入的煤渣比例合理。当时化肥厂、发电厂等工厂都当垃圾的煤渣，砖陶厂却视其为宝。李永瑞笑着说，最开始时，别的厂都把不要的煤渣送给砖陶厂，后来看到砖陶厂这么需要煤渣，就改送为卖。三是烧窑工人的技术非常到家。曾经有连续三年，柴桥砖瓦都被评为宁波、舟山地区质量最好的产品。此外，贺荣庆透露，每年县工业局都要对砖陶厂进行考核，考核包含六大指标：品种、产量、质量、成本、消耗和利润。
砖陶厂生产靠的是煤、窑泥，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延，这些制砖必不可少的原料越来越缺，尤其是窑泥，质量越来越差。到上世纪90年代，柴桥砖陶厂不管是从生产技术而言，还是就生产能力造成的后果来说，都已属于落后产能，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当然，砖陶厂也曾做过努力，因为买砖还是大有人在的。砖陶厂曾尝试生产国家所提倡的空心砖，因为不管是窑泥还是煤，用量都要比做红砖少。可李永瑞告诉记者，刚开始时，村民觉得空心砖不安全就不愿意买，而且水泥工用惯了九五砖，再者就是房屋设计人员在设计上由于砖块的不同也要有所变动。所以，空心砖并不是那么受欢迎。此外，上世纪80年代，其他的砖瓦厂也陆续开起来了，上阳、小港、河头各两家，春晓、霞浦、新碶、郭巨各一家，柴桥砖陶厂还为这些厂做过技术指导，慢慢地客源也就分散了。
柴桥砖陶厂关闭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新329国道建设，砖陶厂硬生生被隔断成两部分，南北两个厂区隔着六十多米宽的国道相望。就在现在公交759——2路车万景山路站站牌的下面，曾经还有一个地道，砖陶厂的员工借此来回于两边。此外，砖陶厂的轮窑也因此被推倒了，后来在国道以北、柴狮线以东，新建了一个小轮窑，当时砖陶厂只剩下四十多人继续生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砖陶厂改制，变成了大港建材有限公司。全公司只剩下二十多名员工。到2009年，砖陶厂早已“名存实亡”，这年，大港建材有限公司吊销工商执照，曾经红极一时的柴桥砖陶厂彻底成为历史。
（2012年12月17日2版、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