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龚雯雯
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柴桥镇办企业，稍微上点年纪的柴桥人都能报出一大串厂名：柴桥蜡制品厂、柴桥塑料厂、柴桥化工厂、柴桥玻璃厂、柴桥纸制品厂、柴桥胶木厂……虽然这一家家企业建厂的时间有长有短，生产的产品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它们都见证了当时柴桥工业经济的辉煌，见证了那段艰辛奋斗的岁月。
其中，柴桥玻璃厂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企业。从1969年建厂，到2001年正式关闭，柴桥玻璃厂足足走过了32年的光阴。它曾是柴桥镇最大的镇办企业之一，拥有员工四五百人；它那高高耸起的42米长烟囱以及那烟囱外壁上硕大的“柴桥玻璃厂”五个大字，也一度俨然是柴桥的“地标”；几十年来，它生产出的玻璃制品数不胜数，安瓿瓶、化学仪器、汽水瓶、牛奶瓶、金鱼缸、保温杯……几乎凡是能与玻璃沾边的都不在话下，而当时由它生产的“小热水瓶”也曾远销西欧。
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连日来，记者穿梭于柴桥的街巷里弄与大小村落，几经辗转寻找当年在柴桥玻璃厂工作过的老厂长、老员工，试图从他们的追忆中，为大家还原那段艰难而又充满激情的建厂岁月，跟着他们的思绪重温玻璃厂的起起落落。
1969年10月，在原穿山公社综合厂的基础上，柴桥办起了玻璃厂，从制作安瓿瓶起家，而那时的厂名还是叫“柴桥塑料玻璃厂”
柴桥有座著名的桥，名叫石栏桥，位置就在329国道与环镇北路交叉口以北。玻璃厂最初的厂址就在石栏桥的北面，当然那时的厂名还不是叫柴桥玻璃厂。由于建厂时的第一任厂党支部书记林洪耀已经过世，记者几经辗转又幸运地找到了之后的一任厂党支部书记曹福兴。今年74岁的曹福兴可以说是玻璃厂的“元老”，他从1970年前后进厂，在玻璃厂一待就是10多年。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9年5月28日柴桥解放，随即建立柴桥、穿山两乡。1950年改变建制，下设柴桥镇、穿山乡、镇东乡、山门乡、洪岙乡等五个乡镇。1956年又并五个乡镇为柴桥镇和穿山乡。1958年划归宁波市，称柴桥人民公社。1962年6月，又复并为柴桥镇和穿山人民公社。1970年4月，穿山人民公社并入柴桥镇，并称柴桥镇人民公社。
“玻璃厂的前身就是穿山人民公社里的一个综合厂。”曹福兴告诉记者，当时的综合厂称得上是一个“大杂烩”，里面有木匠、泥水工，还有就是刚成立不久只有10来个人的一个玻璃作坊。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当时的公社领导决定要将这个玻璃作坊划分出来，单独设立一个玻璃厂。
没有隆重的建厂仪式，没有机器，员工还是那10来个人，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只能“蜗居”在原来综合厂的一个小屋子里，1969年10月，“柴桥塑料玻璃厂”就这么成立了。这家玻璃厂要做什么产品，要怎么发展，成为摆在厂领导和职工们面前最大的难题。
“刚开始厂里条件差，又没技术，我们也不会做什么精致的玻璃产品，做的就是简单的安瓿瓶。”曹福兴口中的“安瓿瓶”其实就是我们在医院里时常都能见到的那种装注射制剂的小瓶子，它也曾用于一些口服液的包装，不过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开启时比较困难，而且又容易产生事故，现在已不多见了。
安瓿瓶虽然不难做，但对一些毫无经验的员工来说，也需要有师傅的指导。此时家住柴桥东山门村的“阿达师傅”就成了不二人选。阿达师傅名叫李根达，今年刚过72岁，他是最后一批离开玻璃厂的员工。按他的话说，几十年的时光都献给了玻璃厂，现在就连晚上做梦，那过去的一个个工作场景都是活灵活现的。在1969年进厂之前，阿达师傅曾在江苏常州玻璃厂做过四年工，1962年下放才回了柴桥老家。
“当时做安瓿瓶全是工人手工制作，制作的工具就是一个简单的皮老虎和灯头。”阿达师傅回忆说，当时制作安瓿瓶的原料——玻璃管都是从上海玻璃厂买过来的，安瓿瓶容量有大有小，玻璃管子的粗细也不同。在阿达师傅的描述下，记者大概了解了当时的制作过程，皮老虎其实就是一种挤压工具，上面经管子连接着火油灯头，工人先用脚不停地踩踏，通过挤压而产生的气流左右着灯头火苗的大小。“这种火苗的温度一点也不低，差不多有1000来度，工人一边踩皮老虎，一边双手拿着玻璃管，不停地旋转，利用火苗的温度将玻璃管拉细烫开，然后再将两头烘底。”阿达师傅说，因为制作并不复杂，当时一个工人平均每天都能做上两三千个。
这样做好的安瓿瓶还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就是退火。记者百度了解到，所谓的“退火”就是一种金属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金属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目的是降低硬度，消除残余应力。“任何玻璃制品都要经过退火，不然很容易就会爆裂。”阿达师傅说，那时的玻璃厂条件比较落后，甚至还没有自己的退火炉，要退火就得到附近的霞浦玻璃厂借用。
据曹福兴回忆，霞浦玻璃厂比柴桥玻璃厂建厂还要早几年，当时他们厂里在做的产品主要也是安瓿瓶，不过与柴桥玻璃厂后来得到发展慢慢壮大不同，霞浦玻璃厂的规模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就淘汰了。
“当时退火，那个不容易啊，冰天雪地去霞浦，冻得脚都坏了。”今年76岁的庄金兰是厂里的第一批员工，还是穿山公社综合厂的时候就已经在了，后来她在柴桥玻璃厂也一直干到了1989年退休。庄金兰告诉记者，她那时在厂里的本职工作是会计，不过由于厂里工人少，制作安瓿瓶的每一个步骤她也都要学。“我们要借用别人的退火炉，肯定要等别人用好以后才能用，有时下午一两点过去，一等就是到四五点，等退完火回来天都擦擦黑了。”庄金兰一直记得建厂那年的冬天，北仑下了一场不小的雪，她们几个工人拉着安瓿瓶去霞浦玻璃厂里退火，因为等待时间太长，再加上来回走路，双脚一直踩在雪里，差点冻得没了感觉，“回来一看那脚都是青紫青紫的。”
无论是对普通工人，还是对曹福兴来说，刚建厂的那段岁月都是难熬的。曹福兴告诉记者，刚建厂那几个月，厂里没有固定的订单来源，安瓿瓶的订单都是今天去那个药厂“讨”点业务做，明天再去别的药厂“讨”点，可以说是吃饱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又在哪里。而做安瓿瓶的利润又不高，起初厂里的资金也一直捉襟见肘。所幸的是，经过努力积少成多，这样的状况在一年后终于有了改善。
1972年，玻璃厂迎来第一个发展转机，正式搬离了原址，厂名也变更为“柴桥玻璃仪器厂”，在主做安瓿瓶的同时，尝试做起简单的玻璃仪器
经过几年的发展，玻璃厂开始逐渐走上了正轨，随着订单量的增多，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招聘职工。到了1972年，整个柴桥塑料玻璃厂已经有职工三四十人。石栏桥旁边那个小小的屋子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局促。1972年，玻璃厂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一个转机——搬迁，搬到了当时柴桥老百姓口中的“二食堂”，也就是现在的“柴桥”与“薪桥”之间那段芦江河的南岸那块位置。同时，变更厂名为“柴桥玻璃仪器厂”，除了继续做安瓿瓶外，他们也尝试做起了玻璃仪器。
要做新的玻璃产品，技术必须要跟上。那一年，阿达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先后到了上海玻璃仪器厂和上海玻璃仪器二厂学习制作技术——阿达师傅和其中一个徒弟先去，另一个徒弟后去。而今年57岁的陈志祥就是后来去的那个徒弟。陈志祥1972年进厂，一直工作到1992年离开。后来他在柴桥工业园区经营了一家保温容器厂，算是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现在这家厂子的发展也很不错。陈志祥告诉记者，1972年，他刚刚初中毕业，分配到了玻璃厂。当时，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6个学生。“算上我在内，其中有五个人被分到玻璃车间，主要做的就是安瓿瓶。”从对玻璃制品的一窍不通，慢慢地跟着厂里的老师傅一步步学，半年后，陈志祥他们已经能独立制作安瓿瓶了。
厂里要发展玻璃仪器，曹福兴想到要培养一些年轻有技术的工人。就这样，陈志祥幸运地被派去上海学习。“阿达师傅和另外一个徒弟去一厂学习怎么制作玻璃仪器，我就在二厂学习刻度，就是像温度计上的那种刻线。”关于那段学习的经历，现在想来，陈志祥并没有多深的记忆，他告诉记者，那会儿自己太年轻了，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年纪，每天也没什么心思，师傅叫你干吗就干吗，“只是觉得上海真大啊，人家的厂子也漂亮，一个个车间整整齐齐的。”而阿达师傅告诉记者，玻璃仪器的种类很多，不过当时他们学习制作的玻璃仪器还是最简单的那种，制作的东西也都很小，就是我们现在在化学实验室经常能见到的，像蛇形管、吸管、冷热管等。
在上海学习了近一年后，阿达师傅他们回到了柴桥玻璃仪器厂。由于玻璃仪器制作的技艺与安瓿瓶相比，精密了不少，当时厂里还专门购买了空压机，来代替原先使用的皮老虎，以提高工作效率。不过曹福兴告诉记者，从当时整个厂的产品比例来看，安瓿瓶还是占到了绝对多数，玻璃仪器的产量其实并不大，“而且当时厂里制作的安瓿瓶也已经有了固定的客源，除了宁波本地药厂，也开始销售到丽水、台州等地。”
发展到1974年左右，柴桥玻璃仪器厂的年产值已经达到五六十万元，职工也有七八十人。这时候，摆在曹福兴面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维持厂子的基本运作，而是如何将这家企业办得更大更好。他告诉记者，玻璃厂作为一家镇办企业，要想得到真正的发展，仅靠之前的“小打小闹”是肯定不行的，“1970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农村应利用本地资源，多兴办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小工厂，在当时看来，镇办企业的明天肯定会更好。”
如何才算是真正的发展？曹福兴和当时的几位厂领导一商量，一致认为必须打炉子。“这炉子好比就是一只母鸡，有母鸡才能下蛋，有了炉子才能真正制作玻璃，一个玻璃厂没有炉子怎么能算玻璃厂呢。”
于是，曹福兴再一次想到了搬迁。“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在二食堂的厂房面积不够大，周围都是民居，厂子要发展下去根本扩大不了，别说打炉子的地方没有，就连堆放原材料的仓库面积都不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厂子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很容易起火，再加上厂里放着很多办食堂时留下的木桌子，实在太不安全，很多工人的位置旁边就放着灭火器。”
从1975年开始，玻璃厂又一次开始了征地搬迁，打炉子、造烟囱，并再次改名为“柴桥玻璃厂”，而这次搬迁也成为玻璃厂发展壮大的又一个契机
从1975年开始，在柴桥镇公社的支持下，玻璃厂征用8亩土地，开始了整体搬迁，从原先的“二食堂”搬到了栅栏门口一带，也就是老街与环镇南路交界处一侧。1976年，厂里也开始打起炉子，造起烟囱。而当时这个对厂里来说是一项颇大的工程。曹福兴告诉记者，光炉子和烟囱就足足造了一年左右，北仑没有会打这种玻璃厂炉子的师傅，就专门去上海请，请来的老师傅一步步地教，工人们就一步步地做。阿达师傅是当时厂里参与打炉子的工人之一。直到现在，炉子的模样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刚开始厂里打的炉子是一个方炉，也叫作池炉，面积大概有8平方米，高1米左右，打炉子的原料用的都是那种专用的黏土耐火砖，靠人工一块块地叠上去，从炉子打起到完全建好，起码要几个月的时间。”阿达师傅告诉记者，玻璃厂的炉子一旦开始运作，就不能够停止，必须24小时保持炉子的温度，所以哪怕是春节，厂里烧炉子的工人也不能休息，不然炉子里面的玻璃水就会凝固，不能再用了。而一般一个炉子的寿命是4年左右，保养好的话可以延长至5年。阿达师傅说，制作玻璃的原材料很多，像有硅酸、白云石、石英砂、废玻璃，甚至还有砒霜，品种足足有近20种，而且都有一定的比例要求。这一种种的原材料全都要加进炉子里，通过高温将其熔化，变成黏稠的玻璃水，而这也是制作各种玻璃制品的材料。“以盛放量来计算，1立方米的炉子大约可装2吨多的玻璃水，起初玻璃厂打的那个8立方米的方炉就能装17吨左右。”阿达师傅说，打好的炉子都是密封的，只在四周留了三个口子用于取料，而烧制时的炉内温度一般可以达到1400℃，就算是炉子旁边的温度也有50℃～60℃。
在打炉子的同时，厂里也开始造起烟囱，这也是玻璃厂必不可缺的。而至今都让柴桥玻璃厂的员工们引以为傲的是，当时玻璃厂造的烟囱比柴桥砖陶厂都要高，从底部算起足足有42米，以至于当时不少人来柴桥，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庞然大物，然后恍然大悟，“这一定是玻璃厂了。”阿达师傅告诉记者，玻璃厂的烟囱之所以要造那么高，一是实际需求，因为厂周围都是民居，烟囱如果造得不够高，排出来的烟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二是未雨绸缪，“烟囱造得高的话，就算以后玻璃厂还要造炉子，两个炉子就能共用一根烟囱了。”
造好的炉子还要经过试炉这一环节，这也是验证炉子可不可用的关键一步。据阿达师傅回忆说，厂里试炉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试炉的时候，厂里特意从上海请了两个烧火的‘老师傅’，原以为是‘老师傅’肯定就没问题了，没想到请的这两位老师傅也是外行啊，差点没把炉子给烧塌了。”至今想起当时的场面，阿达师傅还是心有余悸，“那会儿从点火开始，炉子慢慢地已经烧到了900℃，正当大家觉得没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炉子的顶部竟然出现了膨胀，没一会儿在这膨胀的中心就出现了一个小口子，炉子里的火苗直接就从里面蹿了出来，而且这个火苗的势头还不小，一下子炉顶就烟雾腾腾了。”阿达师傅说，看到这个情景，大家都吓了一跳，赶紧让烧火师傅把炉内温度降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这膨胀的地方才慢慢退了下去。
经过这一惊险的一幕，两位上海来的“老师傅”也吓得没了魂，厂里几位领导一合计，“不行，一定要换烧火师傅”，于是又赶紧从宁波玻璃厂请了老师傅来。“这宁波的老师傅就比较有经验了，第一次试炉就成功了。”阿达师傅说，他们后来才知道，造成第一次火苗乱窜的主要原因是烧炉的时候没有在密封的环境里，四周都是通风的，炉内的温度一下子升得太快了。虽然惊险了一把，不过在玻璃厂那时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中，这也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1977年前后，玻璃厂开始扩大招工，职工增加到一两百人，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厂里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去外地学习
厂子扩大了，职工数量自然也要跟上。于是，在1977年、1978年前后玻璃厂开始扩大招工，柴桥周边新的一批年轻人进入玻璃厂工作。曹福兴告诉记者，在那个时候，能够进入玻璃厂工作也是件挺自豪的事，虽然算不上是金饭碗，但至少在当时柴桥镇的镇办企业里，玻璃厂还是排得上号的，“当时为了进玻璃厂，有多少人托关系、找门路，正式工干不了，干合同工也行啊。”
今年68岁的沃光明那会儿就正巧赶上了这个机会。沃光明是柴桥沃家村人，在进玻璃厂之前他一直在柴桥手拉车运输队工作。1977年，手拉车运输队正式解散了。当时运输队的工人有一部分被调到柴桥塑料厂，而沃光明和其他另一部分工人则被调到了玻璃厂。“我进来那会儿玻璃厂已经改名了，从原先的柴桥玻璃仪器厂，正式改为柴桥玻璃厂，后来这五个大字就直接印在42米长的烟囱上，醒目得不得了。”沃光明从1977年正式进厂，在玻璃厂一干也是10多年，他也是后来玻璃厂的技术骨干之一。
沃光明告诉记者，他进厂那会儿，正赶上厂子发展的关键时候，厂里招了许多学徒，由于他当时已经30出头了，也有工作经验，厂里还特别让他当了班组长，带着一帮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我记得刚进厂的时候，镇公社正在组织开挖芦江河，造水泥路，当时每个单位都要出一定的劳动力，去做义务工，而且实行包干负责，比如规定你这个单位今天要负责开挖几米，你那个单位要负责多少长度。”讲起那段经历，沃光明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就好比是那个山大王，在前面大喊一声‘去，挖河去’，然后后面一帮小喽啰就一拥而上了。”
不过，在沃光明他们奋力挖河造路的同时，这边曹福兴已经开始到处联系上海、江苏等地的玻璃厂，有谁的亲戚是在玻璃厂工作的，托个关系搭个桥，他寻思着要组织工人去学习玻璃制作技术。“炉子、烟囱造好是第一步，关键的还是要出产品，不然在那儿不成摆设了，这肯定还是得要技术，外地老师傅要请，但更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曹福兴说道。
就这样，在做了一段时间义务工后，沃光明带着13个年轻学徒工去了江苏省徐州市玻璃厂学习玻璃制作技术。“当时徐州玻璃厂正在制作眼药水瓶和药瓶。现在这些眼药水瓶、药瓶都是塑料的，当时都是玻璃做的，而且它们的规格也不一样，一般的有50cc的，60cc的，大的还要大两三倍，小的也更小。”沃光明说，他们一直在徐州玻璃厂学习了6个月，这半年真可以称得上是“卧薪尝胆”。“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天天打地铺，睡草堆，我们从家里带去的一条条崭新的被子，全都被稻草磨破了，原本干干净净的被套，回来都不成样子了，都一块块乌漆墨黑的。沃光明告诉记者，他们在徐州玻璃厂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从拉玻璃管子、吹泡到烘底、退火等等，都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学习了解。”
6个月后，沃光明他们回到了柴桥。不过仅仅休整一个月后，他又被派到上海玻璃仪器二厂学习了半年，这次他带去的学徒也增加到15人。“上海的这个玻璃厂可比徐州玻璃厂大多了，他们当时厂里做的都是各种玻璃器具，像那种日光灯灯管，一排排的成品摆在那，别提多壮观了。还有那种很大的蒸馏水瓶，一个就有20多斤重。”沃光明说，这次他带去的学徒中，还专门增加了两个专门学习制作玻璃原材料配方和烧火的。“我当时带了几个人专门又去学习吹泡。吹泡可是个技术活，除了全是手工操作，吹的气息的大小也很有讲究，你不能吹得太慢，不然玻璃水就要硬化了，但也不能吹得过快，不然一下子就吹得太大了，也不符合尺寸要求。单单这个技术，一般学徒起码要学几个月才能掌握。”沃光明说，当时厂里安排他们去学这个吹泡，也是因为已经有计划要制作保暖杯，“这个技术学着，就是为以后作准备。”
从1978年开始，柴桥玻璃厂逐渐扩大生产，最初做的就是玻璃浮球，玻璃厂的老员工说，最辛苦的工作就是拿浮球去退火，一出一进像救火一样，一不小心连头发都会烧着炉子打好了，工人也学艺归来，如果仍按以前一样只做安瓿瓶，显然就是太“大材小用”了，玻璃厂要发展必须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订单上门了，对方要做的就是浮球。“就是水产公司养海带用的那种浮球，别看现在用的都是塑料做的，但那会儿都是玻璃制成。”曹福兴说，做浮球的工艺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对外形也没有多大要求，稍微扁点或者尺寸有点不一样，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在水上能浮着就行。
“虽然浮球的制作工艺不是很复杂，但基本的玻璃制作方法还是要学会的。”谈及浮球制作，今年67岁的蔡爱华印象格外深刻。采访到蔡爱华有些偶然，当时记者正在庄金兰的家中采访，结果遇到了前来串门的她，一聊原来她们都是玻璃厂的老同事了。蔡爱华告诉记者，她是1978年12月6日进的玻璃厂，这个日子她一直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因为所在生产队的土地被征用了，被安排到了玻璃厂，那会儿别提有多开心了，玻璃厂的名气那是响当当的啊。”
蔡爱华说，她进厂后就被安排做浮球，而这一做就让她叫苦不迭。制作浮球先要吹泡，用铁管子从炉子里“挖”一点玻璃水，吹成球的模样，再封上底，这样浮球里的空气就不会跑出来，然后再去退火。“退火是真辛苦啊，我现在都不敢想。”蔡爱华说，当时浮球的退火炉是在专门的一间房子里，整个环境都是密封的，下面烧着火，只开了一个口子，做好的浮球先要一个个放进退火炉的传送带上，烧个一天左右，然后保温，慢慢地等它们冷却下来，再一个个拿出来。“我们当时一班10个人轮换地去拿，因为那里面的温度实在太高了，一个人最多拿10个就要休息一下，不然就会热得吃不消。”蔡爱华形象地称这个工作就像是救火，速度是关键，当时厂里也没有提供什么保护措施，工人们只好多戴几副手套，但作用也不大，“手套都是帆布做的，没拿一会儿，就全部被烫破了，里面烟雾腾腾，一出来鼻子上头发上全是灰，有时候一不小心，头发都会被烧着。”退完火的浮球就放在露天的仓库里，有人过来提货就直接装载运走。
就这样浮球的订单做了一段时间，销量也还不错，之后玻璃厂又陆续做过金鱼缸、汽水瓶、牛奶瓶、罐头瓶等，总之是有订单就做。
今年63岁的李素珍是第一批进厂的员工。到2000年离开，她足足在玻璃厂待了31年。她在厂里做过安瓿瓶，做过保管，也主管过技术。现在的李素珍在柴桥老街附近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记者一路问人才找到了她。谈及当年玻璃厂的状况，她记忆犹新：“做好的罐头瓶用麻袋装好，一车车运到舟山六横岛；牛奶瓶用绳子捆好，送到宁波的牛奶公司；当时我们做的汽水瓶都是直接提供给东风酒厂的。”李素珍说，发展到1979年，玻璃厂已经逐渐走上了正轨，也有了专门的车间、仓库，工人们靠着老一批带新一批，慢慢地掌握了制作技术，“当时厂里的年产值也有一两百万元了吧。”
阿达师傅告诉记者，到了1980年左右，因为厂子发展，原来的炉子无法满足需要，又重新打了一个方炉，从原先的8平方米扩大至12平方米，能装玻璃水20多吨，炉子一共开了4个口子，工人们按班组进行操作，而他也被安排着进行炉子的日常维修工作。“尤其是到了炉子使用的后期，有时候难免会出现漏了什么的，就一定要去补。在漏的地方先垫进去一块钢板，在高温下钢板不出几分钟就会粘住，然后就把修补的黏土放上去。”
煤炭是玻璃厂最重要的物资，要保证厂子正常运作，煤炭的供应绝不能断，计划经济时代，跑煤炭的供销员可不简单制作玻璃的原料有很多，就像阿达师傅前面介绍的那样有近20种。然而与这些物资相比，还有一样显然更重要。可以说，没有它整个玻璃厂就无法运作，那就是煤。在记者采访玻璃厂的过程中，还有幸认识了一位煤炭供销员——今年73岁的王启元。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如何保证玻璃厂的煤炭供应不断，他可谓劳苦功高。
王启元是现柴桥街道芦北社区人，柴桥中学毕业后，他就在大榭工作，也在大榭工业总厂跑过两年供销。因为更倾向于回到老家工作，1980年他调到了柴桥玻璃厂。“当时厂里的煤炭非常紧张，都是到处借，最少的时候整个厂的煤炭就墙角小小的一堆。”王启元说，因为有跑供销的经验，他进厂后就被安排跑煤炭。当时的厂党支部书记曹福兴也向他下了“死命令”，必须要跑出来，一定要把这个担子扛住。
通过别人的介绍，当时玻璃厂将煤炭业务委托给宁海一位人称“煤婆”的跑煤炭好手。王启元便跟着这位“煤婆”开始了他的偷师学艺之路。“那会儿煤炭、钢铁都是按计划供给，柴桥玻璃厂只是一个小县区的小厂，根本没有煤炭指标，只能是千方百计找路子要。”在“煤婆”身边，王启元足足跟了两年多，挈包、买票、打水，干着一切跟班的活。“我当时想的就是先把她买煤的本事学会了，把她的人脉路子弄熟了。”王启元说，当时除了买煤不容易，还有就是运煤的车皮也很难批，一般从山西发出来的煤要经过北京、上海铁路局，这一层层关系都要弄熟。
1983年开始，王启元开始独立跑煤炭。于是，出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每个月几乎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外面，像到山西去一趟起码要4天，要转三四样交通工具，车票比现在农民工春运返乡还要难买，经常就是脖子上挂了硬纸板在车站向人家买退票。”王启元回忆说，就算是买到了车票也经常是无座的，所以他每次出去都随身背着一张席子，困了就在地上打个盹，有时就直接睡在人家座位底下，饿了就拿出带去的冷面包就着冷水吃。有一次正好犯了胃病，又恰好非要去北京一趟，没办法喝了一碗小米粥他又上了火车，“因为煤炭供应断不了，当时厂里的用煤量又大，一天起码要烧十五六吨，刚跑那会儿压力是真大，去参加那些煤炭会议，谁理你啊，都是处处碰壁，不理睬的白眼的，这都是跑供销避免不了的。”
不过，努力终是有回报的。过了一段时间，王启元跑煤炭也逐渐上了手。他告诉记者，煤炭的质量分很多种，对玻璃厂来说，最好的就是块煤，碎煤太小，炉子烧起来火就不够旺，温度也不够稳定。王启元依然记得，他第一次从山西运回了两车皮的块煤，足足有120吨，当时全厂职工都高兴坏了，就像看到什么稀世珍宝似的。后来，渐渐地，运往玻璃厂的煤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王启元一个月就拉来了50多个车皮，3000多吨煤，把厂里的煤厂（煤库）堆得满满当当的。运的次数多了，运煤的火车一在宁波火车站停下，大家都知道，“这肯定又是柴桥玻璃厂的”。到后来，玻璃厂的煤还能卖给其他厂，经常是王启元的车皮还没到，要煤的电话就打到了曹福兴那里。
个人跑煤炭总是“小打小闹”，王启元告诉记者，后来他跑煤炭越来越顺利，与区里、镇里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当时北仑区有一个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为了加强与山西的合作，协作办与大同矿务局签订了一份协议，我们把大米、带鱼等本地特产运到山西，然后大同矿务局再按照一定的价格比例，折算成煤炭运过来，这也算是横向的一种经济往来合作。”王启元说，有了这层合作关系，他后来去山西跑煤炭的时候“底气”也硬了不少，不再感觉是自己求着人家，而是一种平等的互利关系。
王启元跑煤炭一直干到了1997年才离开，后来他成了玻璃厂的供销副厂长。他说，当时厂里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供销科，里面从跑玻璃原材料、各种物资到产品销售、订单全都有，甚至还细分了短途中途和长途，而他们也成为玻璃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81年后，玻璃厂开始制作保温杯、小热水瓶，销售格外火爆，到了1988年前后已经发展成为产值超千万、利润超百万元的“明星企业”
厂里的老员工们告诉记者，玻璃厂建厂30多年来，做过的玻璃产品数都数不清，但其中有一件产品是必须要说的，那就是保温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保温杯里的瓶胆。阿达师傅告诉记者，厂里想到要做保温杯，是因为当时两个在上海学习玻璃制作技术的工人，无意中带回上海保温杯非常紧俏的消息，“听说上海人都喜欢买它送人，有时候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这让大家都觉得大有可为。
1981年，厂里特意从上海请来了老师傅，开始制作保温杯瓶胆。而当时厂里也已经有了专门的大炉车间、瓶胆车间和包装车间，整个厂所有员工加起来大概有四五百人，这在柴桥镇众多的镇办企业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沃光明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大炉车间的工作，也是厂里的一位技术骨干。他告诉记者，制作一个保温杯瓶胆的工序还是比较复杂的，从开始做到包装出厂，起码有10多道工序，要做成一个合格的瓶胆，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首先就是吹泡，沃光明告诉记者，因为有时制作一个保温杯瓶胆需要半斤的玻璃水，一个工人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挑出把它吹大，所以那会儿还专门把工人分成了吹小泡和吹大泡。而工人们工作的地方就在炉子旁边的四个口子旁，每个口子为一组，一组内又分成了好几个班。“吹小泡的工人先用管子通过炉子的口子挑出一点玻璃水，把它吹成鸡蛋大小的模样，然后大泡师傅再挑些玻璃水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吹，但记得不能吹得过大也不能过长，不然模子就会合不上。”沃光明回忆说，大泡师傅吹好后，坐在旁边的开模工就要立刻进行合模，这一步骤也非常考验开模工与大泡师傅的默契，一开一合的分寸要拿捏得刚刚好，开模工一边合模，一边还要不断地往模具里放冷却水，不然模具温度太高就会和玻璃粘在一块。合模的同时，大泡师傅还要一边吹一边不停地旋转，这是因为如果不旋转，玻璃瓶胆表面很容易就会因合模而造成合缝。沃光明告诉记者，当时一个保温杯瓶胆分为内胆和外胆，而外胆的制作一般要稍微大一点。
因为炉子旁的温度实在太高了，起码有50℃～60℃，而且环境又密封，每天就像在蒸桑拿一样，长时间工作根本受不了，所以吹泡的工人都实行轮班制，一个班吹半小时再换下一个班，而开模工也是这样交替的，“当时像吹泡工人，不要说在大夏天的，就算是秋天，那汗都是涔涔地往下流，一年四季成天就穿一个大裤衩，最热的时候，那身上都被熏得红红的一片，汗毛都被熏得打了卷，劳动强度太大，而且那时工作环境也不好，炉子旁边全是灰尘，每个人的脸上都灰灰的，鞋子、衣服全是灰色的一片。”沃光明回忆道。
阿达师傅告诉记者，虽然在1994年前后，厂里引进过专门的吹泡机，初步代替了大泡小泡工人们的工作，但之后的工序还是要靠工人全手工完成。
这样合模而成的产品已经初具瓶胆的模样，这时就要拿去退火了。因为与浮球相比，瓶胆小了一些，就可以几十个放在一个铁箱里一块退火，而当时的退火炉也设置在大炉车间内。
退完火的瓶胆，还要经过一道关键的工序——检验。检验不合格的就直接挑拣出，合格的才能到下一道工序。蔡爱华后来就是一名大泡检验员。“大泡制作合不合格要看很多方面，重量厚度长度是否符合要求，里面有没有掺和沙子，有没有气泡。”蔡爱华说，那时的检验不像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只有一把卡尺，其余全靠检验员的眼睛和手感，“我当时上的是日班，但也要一天做足8小时，上面对着一盏日光灯，为了看清楚，那灯近得都快碰到了脸，一天对下来，除了腰酸背痛，就是眼睛受不了。”现在蔡爱华的视力比一般人差很多，她说也许就是当时留下的“后遗症”。蔡爱华告诉记者，吹泡很考验工人们的技术，那会儿大家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最多的人一天可以吹700多个，而少的人就只有300来个，以一个大泡两三分钱算，最多的工人一天至少能赚十四五元，不过吹大泡是体力活，当时还是以男工人为主。
经过大泡检验完成的瓶胆还只能算做半成品，这时就要把它们全部运到瓶胆车间进行再加工。工人首先就是要把内外两个瓶胆套在一起，两个瓶胆之间如何固定，也有小窍门，用到的就是石棉片。沃光明说，当时的石棉片也是厂里自己做的，一般一个瓶胆要用到3块石棉片，把它们塞在内胆和外胆之间。瓶胆的头部还要通过切割把它割平整，再进行包边，使它看起来更加圆滑。沃光明告诉记者，保温杯的作用是用来保温的，因此瓶胆制作还要有镀银这道关键的工序。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镀银之所以会起到保温作用，是因为银镀层是光亮反光的，热水装在瓶胆里，热辐射会有一大部分被银镀层反射回来，所以里面的热量就不容易散失出来。
镀完银后的瓶胆还要经过烘干、接尾和抽真空三个步骤。阿达师傅至今还保存着几个当年玻璃厂制作出来的保温杯瓶胆，这些瓶胆虽然已经历经十几年，但看上去依然崭新如初，在瓶胆的底部。记者注意到有一个“小尾巴”。阿达师傅说，这就是抽真空而形成的，因为真空不会导热，所以要把瓶胆抽成真空隔热。“这个小尾巴，就相当于是一个抽气口，真空抽好后，再把‘小尾巴’加热，使玻璃熔化，冷却后的玻璃就把抽气口完全封闭了。”阿达师傅说，“小尾巴”的完整无损证明了瓶胆就是真空的，一旦这个瓶胆的“小尾巴”坏了，空气就会进入瓶胆的夹层，瓶胆里面就不是真空了，里面热水中的热量就会通过空气对流传导到外面，这样保温杯就起不到保温的作用了。
这上面的一道道工序操作合格后，这些产品就要从瓶胆车间进入到最后的包装车间。在刚开始做保温杯时，玻璃厂主要以直接销售瓶胆为主，一般每个价格在3～4元。后来考虑到做成品利润更高，就转而自己买外壳进行装配，一个差不多能卖到7～8元。李素珍告诉记者，那时保温杯的外壳都是从台州黄岩的塑料厂买过来的，颜色花花绿绿，上面还印着图案，真是挺好看的，“工人在包装前，还要对产品再进行一次检验，检验合格的才能出厂，有一点点瑕疵比如瓶胆表面有磨损就要返工。这些返工过的产品就只能称做副品了。”据李素珍回忆，当时厂里产品的合格率还是挺高的，一般维持在80%～90%。这些保温杯后来就通过柴桥车站发往全国各地，摆上了各地的百货商场柜台。
除了做保温杯，柴桥玻璃厂也做过“小热水瓶”，而这个产品也一度出口到国外，成为了柴桥当时为数不多的“外贸产品”。李素珍告诉记者，“小热水瓶”的制作工艺跟保温杯基本一样，只是在尺寸上放大了些，“厂里做好后就通过外贸公司销售，绝大多数出口到西欧的一些国家，听说外国人都很喜欢拿它来装牛奶。”
保温杯的畅销，将柴桥玻璃厂带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台阶。到1988年前后，玻璃厂已成为柴桥镇产值过千万、利润超百万元的“明星企业”。76岁的庄金兰直到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为了表彰玻璃厂，那时柴桥镇还特别奖励了一台匈牙利产的电视机。“那会儿能看到电视机就不容易了，何况还是匈牙利产的，我们就把那电视机摆在厂里的一个会堂里，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庄金兰也不禁笑出了声，她说当时厂里还有一些年轻点的工人每天时不时就要去瞄两眼，有时连工作都忘了做了，师傅们只好跟在屁股后面追着来赶人。
从1969年建厂，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玻璃厂慢慢地由小而大，中间有过艰难，也有过辉煌。1999年，玻璃厂改制。到了2001年，玻璃厂已经“名存实亡”，然后正式宣布了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