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袁晨凤 通讯员 沈琼云
从一家最简单的小作坊做到年利润保持在10多万元的效益企业，镇海梅山罐头厂在三十年间经历初生、发展与红火，最终又因时势变化而关闭，书写了海岛农副产品、海产品加工业的重要一笔。
在梅山乡梅西村，有一片由几家工厂组成的小型工业区。工业区道路一边是榨菜加工厂，另一边为北仑成衣厂。北仑成衣厂的旁边，有一条进山小道。进入小道，可看见几幢旧房，房内堆满杂物，房外杂草丛生，显然荒废已久。这一整片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区域，是镇海梅山罐头厂的旧址。二十多年前，这是镇海县唯一的一家罐头厂。
镇海梅山罐头厂的前身是一家番薯加工作坊，是梅山畜牧场为解决养猪饲料而办起来的
“最开始，这里只是加工番薯的地方。”王步青，86岁；33岁进番薯加工小作坊，干了27年，见证了镇海梅山罐头厂的几次“变身”，直至60岁退休。王步青老人虽已高龄，身体却还算健康，没有高血压，只是听力明显下降，有些耳背。对王步青老人的采访是在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喊叫及老人女儿王梅珍的从旁翻译中完成的。王步青老人说，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公社里会想到办番薯加工小作坊，只是为了养猪。
1958年～1960年，正是大跃进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养猪成为那个年代的大事，还有一个缘故。”王梅珍告诉记者，她小时候听父亲说起，那几年中国与苏联闹得不是很愉快，中国就向苏联输出一车皮一车皮的猪尾巴，以显示中国有多大的物产量。为保证猪尾巴的输出，全国就兴起了养猪热潮。“以粮为纲，以猪为首”，就体现了国家对养猪的重视。大约在1960年，梅山乡办起了畜牧场，主营养猪。时任梅山公社石家生产队公办食堂主任的王步青被委任为畜牧场的第一任场长。
几年间，梅山畜牧场办得风生水起，“规模最大时，整个畜牧场有500来头猪，头头养得膘肥体壮。”王步青老人说。猪养得好了，问题却也跟着来了。猪越养越多，饲料就越显短缺。而且因为养大的猪都由国家统一收购，所以畜牧场的经济效益并不高。为改善畜牧场境况，王步青在猪的饲料上动起了脑筋。“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番薯。如果办个番薯加工厂，番薯经过加工可以出售，加工剩下的残渣又可以当猪饲料，岂不是一举两得？”王步青说。1967年，王步青以“发展养猪，巩固牧场，解决饲料，弥补亏损”为由，向梅山乡公社申请开办番薯加工厂。公社经过实地考察后，却认为办番薯加工“厂”的条件并不成熟，遂建议王步青先从小作坊开始。番薯加工小作坊自此开张。
番薯加工作坊多为村民代加工
“其实当时的番薯加工作坊完全是非营利性质的。”梅山农副食品加工厂第一任厂长陈邦安说。刚刚起步的番薯加工作坊，只购置了一台粉碎机，多数时候只为周边村民服务。村民从家中拿来番薯，在作坊里加工成山粉或粉丝面后自己带走，留下的渣头则抵作加工费，成为猪的饲料。“村民如果加工得比较少，渣头不足以抵饲料的，就要求他们适当付些加工费。”陈邦安说，只是这自付的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有少部分村民直接从番薯加工作坊里买山粉或粉丝面，但这部分占的比重也并不大。“可以说，最初的那几年，番薯加工作坊最大作用就是保证了养猪饲料的充足。”王步青说。
番薯加工作坊办了几年后，厂里从外收购的番薯慢慢增多，一台机器已不够用，就又购置了一台。这以后，加工作坊开始为社员们做豆腐。周边村民从家中拿了黄豆过来，在作坊里磨成豆浆，制成豆腐，再自己带走，作坊也只收取很少的加工费。“因为来做豆腐的不多，所以作坊里的几个工人倒还能应付。”王步青说，当时做得最多的，还是将番薯加工成粉丝面。量多时，一天可加工三四百斤。可惜的是，不管是做豆腐还是做粉丝面，都不赚钱。
镇海梅山罐头厂的“前身”——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以加工海货为主
说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是罐头厂的“前身”，其实并不准确，虽然确实是在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基础上，才开办了镇海梅山罐头厂。镇海梅山罐头厂成立后，实行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两个厂名，但其实参与人员都是同一批人。
“可以说正是从番薯加工作坊中获得了灵感，才有了后来的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王步青说。那时番薯加工作坊已上了轨道，虽然并不赚什么钱，但来往的人多，倒是显得比较红火。“自己是不会得闲的人。当时就想了，番薯、黄豆都可以加工，我们梅山有那么多海货，也都可以加工成干货啊。”王步青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梅山公社的支持。1974年，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正式成立，以加工海产品为主，也兼营番薯加工。陈邦安因为有加工泥螺经验而被任命为加工厂的第一任厂长。
农副产品加工厂成立后，先是建厂房，添设备。“番薯加工作坊的地址选用的是梅山顺兴庙的旧址，因不进行大规模生产，就没有进行多大改动。但要建设正式的工厂，地方就不够用了。”王步青说，在原有小作坊的基础上，公社征用了小作坊周边近三亩的土地，让加工厂建好厂房。同时，厂长陈邦安、副厂长王步青等人又特意去柴桥买了相应的滚筒设备。当时的交通并不方便，梅山更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立小岛，出岛进岛全靠渡轮。陈邦安等人从柴桥借了一辆铁质的推车，几个人一起将设备从柴桥推到了梅山。
有了厂房和设备，还不能进行生产，技术也是一个难题。“番薯加工是最简易的粗加工，买了机器，将番薯倒进机器就是。做海产品加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陈邦安说，为了掌握加工的技术和技巧，保证产品有市场，厂里的技术人员特意跑到当时镇海县的三个加工厂参观学习，又专门从柴桥聘请了一个老师傅过来指导。
农副产品的加工从最简单的泥螺、榨菜过渡到多种海产品
加工厂成立的第一年，就这样为正式投产做着准备工作。陈邦安想着这期间不能让加工厂完全停产着，便先让大家做了比较简单又容易上手的咸泥螺和榨菜。咸泥螺和榨菜都只需靠人工就可进行。咸泥螺的加工分两种：初加工和二次加工。初加工就是将新鲜泥螺收购来后，装入特制的水果瓶，以一斤泥螺一两盐的比例撒上盐，盖上盖子，腌个三四个月即可出售。初加工后的咸泥螺很受欢迎。当时，有很多人是特意从上海、舟山等地赶来购买这种“半成品”。而二次加工则是在初加工的基础上，再浇上老酒，放些花椒、味精、糖等调味品进去，使咸泥螺更具色香味。二次加工后的“成品”则统销给镇海副食品公司，自己倒无需担心产品的销路。
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成立后的第二年，该做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完，加工厂里的机器才轰隆隆正式运转起来。“那时候加工的东西就多了，做虾片、黄鱼鲞，晒烤头等等。”陈邦安告诉记者，只要是梅山岛上产量高的海鲜，都被拿来进行加工了。“那时候的海鲜多啊，黄鱼不是大的不吃。在当时，多吃黄鱼是爱国的表现。”王步青笑言。
做得最成功的虾片曾让香港游客赞不绝口
农副产品加工厂开办几年里做得最成功的，还是虾片。“梅山的虾也多嘛，我们的虾片就做得货真价实了。”陈邦安说，别人做的虾片可能是淀粉加味精，而没有一点虾的成分在里面。他们做的虾片却是实实在在地加了虾的料进去，“而且加的是大虾，刚刚捕上来的新鲜大虾。”只是当时做虾片的厂不止梅山一家，整个镇海县做虾片的并不在少数。为了让镇海副食品公司也接收加工厂生产的虾片，受当时条件限制，陈邦安特意自带了锅、油和虾片到镇海副食品公司，在公司里现场炸虾片给大家品尝，“他们吃了后就说我们做的虾片确实比其他工厂做的更鲜更入味。”虾片自此也成了镇海副食品公司的统购产品。
说起虾片，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爸爸当时为了打响虾片的名气，特意定制了虾片的包装袋。找了两只大虾，拍了一张照片，作为虾片的商标。”王步青女儿王梅珍说。据王梅珍回忆，有一年，有个香港人来梅山一户人家做客，一进门，就冲着主人家喊，“快过来，快过来，看我带了好东西给你们，是我最近吃到的好吃的。”主人家开始以为是什么好东西，谁知香港人拿出来一看，就是加工厂生产的虾片，上面清清楚楚写了生产厂家：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倒是闹了一个好大的乌龙。当时那个主人家就笑言，劳烦香港人来了，专门从香港带了自家的东西过来。
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开办的最初几年，效益还是不错的，每年的纯利润都在近万元。厂里有工人二三十人，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就有20元，和当时的教师工资一样。作为厂长，陈邦安的工资更高些，有32元，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收入了。然而没过几年，农副产品粗加工已适应不了技术的革新，“那个时期很多这种加工厂相继倒闭了。”陈邦安说。1980年，畜牧场正式关闭，番薯加工完全停工，大家的精力转到了办罐头厂上。
到宁海参观时想到开办梅山罐头厂
王步青办罐头厂的念头是在去宁海白莲寺罐头厂参观时产生的。白莲寺罐头厂主要加工橘子罐头，因自身没有海鲜资源，特向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订购咸泥螺、虾片等海产品，算是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固定客户。因双方关系较好，王步青便组织厂里职工参观白莲寺罐头厂。“参观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他们做加工，我们也是做加工。他们做罐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罐头呢？海产品也可以制成罐头的嘛。”王步青说，当时农副产品加工厂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效益并不算好，这也算是拯救的一种措施。
王步青经过再三考虑，又与厂里几位负责人商议，形成了一个比较具体的罐头厂开办目标：办一家常年加工、全年无休的罐头厂。罐头的制作受原料限制较大，而原料又受季节影响较大，像是橘子罐头，就不能一年四季都生产，一年中总有几个月要停产。王步青却想改变当时的那种状况，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有些异想天开。
镇海县当时还没有一家罐头厂，王步青想要申请办厂，梅山公社还不能做决定，必须经过县里的批准。王步青去县里一说，却遭到了一片质疑，“‘梅山有什么啊，岛上连棵橘子树都没有，还想办罐头厂？而且交通又不便，运输条件也不具备，怎么办得起来？’他们当时就直接这样说。”王步青说。王步青向县计经委详细解说了自己的计划，并且再三保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将罐头厂办起来。计经委干部为王步青的决心打动，最终批准了王步青的办厂计划，只是所有筹备和资金却要王步青自己想办法搞定。“他们批准就很高兴了，当时哪还能想到其他的。”王步青说。
罐头厂筹备艰难，厂里员工上下一心创造条件
真正要将计划付诸行动，才发现面临的问题重重。“首先就是资金的问题。”梅山罐头厂原会计沈振康说，梅山农副产品加工厂那几年的效益已经不行了，厂里的流动资金非常有限。可是要想加工罐头，又需引进新设备，聘请新人员等等，需要大笔的资金。而因效益问题，银行当时也不愿贷款给农副厂。“没有办法，只好千方百计找人来投资。”罐头厂的老员工邬友财说，那段时间农副厂的一些老员工被领导动员出去拉关系。终于，通过一些或近或远的关系，王步青终于与一个曾在梅山当过知青下过乡的华侨搭上了线，并通过华侨的关系，认识了宁波华侨投资公司的经理。经该经理介绍，由深圳一家服装加工厂的老板投资了5万元到这个罐头厂。1980年的5万元不同于现在的5万元，这笔钱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了。这笔钱，在罐头厂盈利的第一年，就全数还清了。
资金的到位让大家很兴奋。“自己原来厂里的设备是1吨的锅炉，要加工罐头，必须得5吨的蒸汽锅炉。”王步青说，当时镇海县内还没有5吨的锅炉卖，他们特意去宁波将锅炉拖了回来。
随后是“招兵买马”，“相应的技术人员也需到位。”厂里从娃哈哈的前身——杭州罐头厂招了四名退休的工人，一人当车间主任，一人做杀菌，一人搞配料，一人做封口，让四人各展所长。与此同时，厂里还组织工人去其他地方的罐头厂参观培训，确保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到位。
1981年，镇海梅山罐头厂正式挂牌。同年，原来的农副产品加工不再进行，工人们开始专做罐头。
罐头厂实现承诺全年不停产，业务员分跑四方收原料、销产品
镇海梅山罐头厂成立后，真正实现原先承诺：全年不停产。“虽然有分淡季和旺季，但确实整年都在做。”罐头厂老员工王国夫说。每年年后从2月、3月开始，先做剥皮鱼罐头；4月、5月笋上市季节就做油焖笋罐头；6月做杨梅和桃子罐头；7月杨梅落市专做桃子罐头；8月、9月是禁渔期，就做少量的海鲜罐头；10月做带鱼和剥皮鱼罐头，10月、12月做橘子罐头。
要保证罐头厂一年四季不停产，就必须保证一年四季原料充足。为确保这一点，厂里商议，招了几个业务员，去不同的地方收购原料。业务员也分短程和长途，短程的就只是在周边附近跑跑进行收购。橘子的季节去宁海象山收购橘子，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梅山岛上也开始种橘，就不用再跑象山宁海了。杨梅上市时去慈溪收购杨梅。桃子上市去奉化收桃，春天又去鄞州收笋。海鲜货源不充足了，就去舟山、衢山、岱山等地收购最新鲜的网货。长途的就需跑省外，去河南、山东等地收购花菜、萝卜等蔬菜，同时也要顺带洽谈业务，推销厂里生产的罐头产品。“罐头厂生产的水果罐头都是由镇海烟糖公司收购的，但海鲜罐头、蔬菜罐头等则是需要自己找销售渠道的。”曾经跑长途的老员工梅守清说。
跑长途是辛苦活。去河南、黑龙江、山东等地出差，最起码要1周到10天的时间。“当时的条件并不像现在这样好，交通不行，住宿也不行。”曾跑过长途的王国夫说，去外地出差，只能坐火车，火车一般都要坐个一天一夜才能到达目的地。住也只能住最便宜的小旅馆，条件差，有时还没得洗澡。王国夫记得自己最辛苦的一次是1988年去河南收账，回来时恰逢年前，火车上人非常挤，连座位底下都躺了人。空气不流通，王国夫受不了，火车从河南出发后，在到达徐州时下车宿了一晚，到杭州时又下车宿了一晚，愣是将原本一天一夜的旅程拖延到了三天。“在外地出差，我们都是没什么心情游玩的，只想着早点做完事，早点回家。”王国夫说。
罐头厂较好的经济效益保持了5年，当时在梅山14家社办企业中居第二
因为经营有方，加上当时市场有需求，镇海梅山罐头厂开办的第二年，就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一年的产值达到36万元，纯利润13万元，当年单交税就交了10万元。”王步青笑着说。效益好，让厂领导满心欢喜的同时，也让厂里的员工士气大振。此后的近五年间，厂里的效益一直维持在相当水准，人员规模也在逐年扩大。1985年撤销镇海县，设立镇海区，调整扩大滨海区。罐头厂生产的罐头就不再供货给镇海烟糖公司，需要自寻出货渠道，但这并没对罐头厂的发展造成多大影响。镇海梅山罐头厂做得最大时，厂里有正式职工80余名，因生产需要招来的临时工有350余名。最繁忙时，工厂一天要加工杨梅20吨，全体员工分三班制流水作业，连厂长等领导也需下到车间里参与加工生产。“那时候的人都想得单纯也简单，大家的心很一致，就是认真干活，一门心思将厂做好做大。”罐头厂的倒数第二任厂长朱忠位说。梅山乡原主管工业的副乡长沈金花回忆当时罐头厂盛况，“当时乡办企业一共14家，罐头厂的效益一直保持在全乡第二。”
“那几年的罐头厂是梅山人眼中的‘香饽饽’，一般人进去还得托关系。”王国夫说，因为厂的效益好，工人的工资也相对都比较高，三四十元一月的工资在当时已能生活得很好。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这话用在镇海梅山罐头厂上似乎再贴切不过。1986年，王步青老人满60岁退休，王国夫接任厂长。从1986年开始，厂里的效益开始逐年下降，“可能与当时别的罐头厂相继办起有关吧。”王国夫说，当时罐头厂办得越来越多，且因为别家引进了新设备，实行了新举措，就被拉去了大部分的生意。“别家罐头厂生产的罐头已经是易拉罐了，一拉开就可以吃，我们却还是玻璃瓶，要吃还得先用刀撬开，不显麻烦吗？”王国夫说，而且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水果等的保鲜期变长，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就不再那么热衷。“当时也想过适应时代更新设备，只是更换设备的投入成本太大，厂里当时并没有那么充裕的流动资金。”王国夫说。
王国夫接手不到一年时间，感觉自己力不从心，又将厂移交给了朱忠位。朱忠位接手四年，也想竭力扭转局面，终究改变不了经营上的颓势。前期已有一些货款收不回，1989年有一段时间，厂里本来有三个车皮的货要发出，但装货的车皮一直批不下来，货物只能堆积在仓库。后来因为期限已过，合同作废，货物滞销。同时，另有10余万元货款迟迟未到账。至此，罐头厂的整体负债已达20余万元。1990年，罐头厂由集体转私营，朱忠位退任，由最后一任厂长陈祖元接手。然而不过三四个月，镇海梅山罐头厂就彻底关停了。
（本文摄影：袁晨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