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余姣姣 通讯员 郑雪雅 王美娣
平整土地，建设园地化农田，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国大形势背景下，镇海县持久地组织开展了农村土地平整和园地化建设，而霞浦公社镇东大队的土地平整正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1974年开始，镇东大队发动全体社员扎扎实实开展了土地平整的工程建设，并且在1976年被评为镇海县先进单位。
“这是我们老年人常常在回忆的，使农田旧貌换新颜的一件大事，是很有意义的。”说起往昔，原镇东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根来记忆犹新。
“塞水田”多，有的要靠“梯车”车水，产量低，大队痛下决心搞土地平整
镇东是个大村，有下李家、石桥头、宫后头、小洪舍四个大点，包括下李家、鲍家、贺家、顾家、石桥头、乐家、王家、吴家、七架屋、於家、桥墩、桥下、下塘、小洪舍、浦下等十多个自然村。芦江河在镇东蜿蜒流过，还有分叉。1975年，整个大队分为十三个生产队，有465户1880人口，土地面积有近3000亩，这里面包括了五七海塘围垦进的海涂地。镇东大队在公社化前是属于下洋乡的，水稻田多，棉地比例小。
“以前的农田不是像现在这么四四方方、平平整整的，都是大一块、小一块，高低不平，形状也各式各样，田塍路更是弯弯曲曲、又窄又细。”张根来回忆说，几乎每块田、田塍边的一边或两边都有“拆埭（本地话与‘大’同音）”。“拆埭”的长度不等，形状是多种多样的，呈三角形或不规则形，干农活，尤其是耕耙，极不方便，要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烂涂地水太深，不宜耕种，地势高的地方又难以灌溉；拖拉机等用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到田间操作十分困难。这样的土地粮食产量自然不高。
镇东的水稻田，大部分是低产的“塞水田”。所谓“塞水田”就是灌排水很难的一类低产劣等田。大部分的水稻田，是在永丰塘内的，在280年前（其中永丰塘外的在230年前）都是海滩地，至今土壤仍然有点咸碱性。尤其是离河较远的“塞水田”，土壤严重干裂时，表面会出现一层1毫米左右的盐花（靠河的田畈盐花少，或隐约有点盐花），粘重板结；灌水后虽经过拖拉机耕作和耙田，仍然有很多硬邦邦的土块。“然而到了早稻插后返青期，尤其是绿肥田，耕作层的土壤就变得如同水磨后放置几天的糯米粉一样黏，绿肥腐烂发酵产生的气体释放不出来，使水稻根系受到伤害，稻苗返青慢，容易发僵；分蘖发棵差，稻秆矮，穗头小，成熟期推迟，产量低，也使晚稻不能早插而减产。”提及此，原镇东大队农技员李志强印象深刻地回忆起，并且不管是早稻和晚稻，到了结实中后期因不能搁好田，会使根系由于土壤通气性差，在稻谷未完全成熟时就发生腐烂，导致倒杆而严重减产，很难青秆黄熟的。
这类“塞水田”的很多田块不能种大麦、油菜，只能播种绿肥，但生长也很差。那时公社对生产队水稻田种植计划是带有指令性的，必须按照水稻田总面积的一定比例，搞三熟制种植。可是很多生产队因“塞水田”多，难以落实公社下达的三熟制种植指标。因此，有的生产队队长会受到公社领导在大会上不指名的严厉批评，压力是很大的。
此外，在未搞好园地化农田建设之前，离河道较远的那类田畈，有好多田块的灌溉，仍然沿用自古相传的牛车盘，靠牛力提取池塘水，也有只能靠双手用“梯车”车水的，社员很辛苦。但池塘的蓄水量很有限，连续多晴几天，池塘就见底，容易受到旱情旱灾的威胁。同时，此类田畈离大路较远，干农活的往返要走很多狭窄的田塍路，在下雨后的一两天内，是一溜一滑的。农用手拉车无法进出，畜肥、人粪肥、稻谷、稻草等都要肩胛挑，打稻机要两人抬，拖拉机耕作要不断地过田。为了不在中途压坏未成熟的作物，有些田畈拖拉机只好不开进去。
“当时，镇东大队下决心发动全体社员搞土地平整、园地化农田建设，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上述阻碍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农田状况，为增产增收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也能给干农活带来轻松和方便，是符合全体社员心意的一项较大的工程建设，大家是齐心合力、协调一致地干的。”张根来说。
整个镇东大队全民参与，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田成方、路成网的农田布局
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充分利用农业生产机械提高生产效率，从1974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整个镇东大队全民参与，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最终完成了田成方、路成网的农田布局。“镇东大队园地化农田建设搞好后，最具有农业现代化景象特色的田畈，是下李家与石桥头西侧直线相连，由东向西一直延伸到与下张大队、亚南大队田畈的交界线，将近700亩的一片大田畈。”张根来一边画简图一边向记者介绍，这片大田畈，东边是靠近石桥头、鲍家、下李家新屋的大机耕路和主渠道；西边是与下张大队田畈交界的一条南到“十亩塘”河、北到“七河跟”桥靠近的又大又深的总排水沟。自北至南分成8排，每排地自东向西共有14块，一律南北方向，长度66.7米，宽30米，每块稻田可种植的净面积为3亩（其中南边靠河的田块除外）。两排田中间是排水沟，另一边是机耕路和支渠道，显得平平正正、整齐一体，很美观。“此次土地平整，初步实现了农业园地化的田地布局。”张根来说。
原来每块田都有名字，那名字是土改时分到土地的村民的名字，叫“张三田”“李四田”等。
“园地化建设后，每块田的名字就改为第几排第几号了，如城市里的门牌号。拖拉机可以通过机耕路开到每块田边，就像城市里汽车能开到家门口一样。”李志强说。
机耕路是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具，出入田间地头进行农田操作的通道。它能否有效投入使用，直接涉及农机的推广速度、普及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当时的镇东大队同样重视农田的主道——机耕路的建设，并将每条机耕路设计为大约2米宽，为普及农机和输送肥料、粮食提供保障。
土地平整完成后，根据原镇海县委书记段宏章提出的“裁弯取直”的河道整治目标，从1977年下半年至1978年上半年，镇东大队又与兄弟大队一道开挖从林大村笔直通往大湾碶的下洋河。鲍家这一段是杨木大队过来开挖的。镇东村负责开挖顾家——王家之间这一段。
“北仑靠海，雨水天气特别多。当时农田水利工程跟不上，一遇大暴雨的天气，农田里水都满了却排不出去，直接影响水稻收成。”原镇东大队第四生产队副队长贺德如说，那时如果遇上恶劣天气，最少的时候才500斤一亩地；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好之后，情况就大大不一样了，亩产量多达1000斤。三熟制种植面积也扩大了，机耕和干各种农活也方便得多了。
当然，土地平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有面貌，多数池塘，几段末端老河道和一些弯弯曲曲的小沟也被填掉了，田、河、路、沟都被“修”成方方直直的。据从小在镇东村长大、后来考上大学的李先生回忆，以前的孩子可以在河流或是小沟渠摸到鲫鱼、河虾、毛蟹，在池塘、河塘里能捞到菱角、芡实，还能看到革命草、蕴草、小刺菱、乌鳢鱼、蝌蚪在一起的样子。“相比后来人工挖掘的笔直的下洋河，当然是弯弯曲曲的老河、形状不规则的池塘更适合我们小时候玩。”原生态美景的改变，也给李先生这样怀念旧风物的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年人留下了些许遗憾。
缺少水利专业人才，缺乏田畈方向角度的确定和渠道设计的科学依据，大队里的农技员通过请教和钻研，圆满完成了测量和规划设计任务
“那个年代，我们大队没有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在当时也让我们大队犯了难。而李志强是当时大队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之一。”张根来说，在土地平整运动中，镇东大队领导集体商议决定让李志强负责新建渠道的测量设计、园地化主要田畈的方向角度的确定，并要协助大队领导在建设过程中做些统筹分析思考，对施工进行检查。
当时40岁左右的李志强挑起这一担子后，遇到了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难以确定与下张大队交界的那片大田畈自南至北的方向角度。因为确定这片田畈的方向角度，要考虑到的不仅是下张大队，还关系到亚南大队。在他们开展平整土地时，田畈的方向角度必须与镇东大队相一致。下张大队的田畈西边是下张山山脚，亚南大队的田畈西边是岗头山山脚，两个大队的田块是相连的。如果对这片田畈的方向角度确定得不够恰当，会使他们靠近山脚的很多田块，成为大小不一的直角三角形，这会给机耕和干各种农活带来不便，尤其难以与下张大队协商谈成必须拉成直线的新交界线。
“虽然我对这两座小山自南至北的方向角度比较了解，并且这两座小山的方向角度也大致相同，但不能凭过路看到的和平时在自己村上看到的山形，作为确定田畈方向角度的依据。”李志强如今还深感为难地说，同时，还要兼顾到下李家通往霞浦的一条重要机耕路，最好能对准下张小山北端的通道，以使全大队大部分人去霞浦靠近下张时，不必沿山脚转个大弯头，不用走“冤枉路”。对此，李志强多次站立在下李家西边的大路上，仔细观察下张山和岗头山的方向角度状况，然后经过翻阅书籍和认真思考，最终确定了最为恰当的田畈方向角度。
这一大片稻田以下李家通往霞浦的一条主要机耕路为中心线，一边向南、一边向北，分排自东到西丈量好后，就要与下张大队商谈将原本两个大队间凹凸相交的交界线划成新的笔直的交界线了。张根来、李志强和下李家两个生产队队长李建民、李永全等几个人，很快与下张大队商谈成互相交割稻田的事。大约过了一年，下张大队就按照镇东大队确定的田畈方向角度，自南至北开挖了一条河，并在合适位置造好了一座可开拖拉机的水泥桥，那个桥的方向也是对准了下李家通往霞浦的机耕路；还在桥的东西两端，各筑了一段机耕路，准备跟镇东大队一样搞园地化农田建设。
第二个难题是建造新渠道要符合科学依据，使得建成后能合理地自流灌溉，而镇东大队没有具备这样知识的专业人才，更没有渠道设计和使用仪器测量的知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李志强就向原是柴桥区水利会搞工程技术的、当时在霞浦公社对园地化农田建设做辅导工作的吴云财请教。“吴云财很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把一本关于机灌设计和机灌设施建设的小册子送给我学习。于是，我做这项工作就有了科学依据了。随后，我又到柴桥区水利会借来一架水准仪和标尺杆。”李志强说。经过学习、试用，李志强掌握了测量地面高程的技术，终于很快确定两条新建大渠道分段基底合理的标高，渠道建造就可按照基底标高桩动工了。
“当我背上水准仪，和一个手握标尺杆的社员、一个打标高桩的社员，还有负责拉皮带尺的社员等几个人，一起来到大机埠，放下水准仪、撑开支架测量时，很多人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我，而我自己也有点情不自禁地自豪感——竟然一霎时当上了工程技术员。”李志强笑着说，一个一个距离很近的标高桩高度，是根据合理的流水倾斜度依次分别确定的，测量和立桩都必须很仔细而严格。等到测量工作完成后，就可搞渠道建设了。
与石桥头芦江河东岸大机埠配套的那条往东后又拐南拐北的大渠道建造过程中，据说有社员提出疑问：这样的渠道能使抽水机抽上来的水流到小洪舍那边的东塘角吗？东塘角的田畈，是这个渠道灌溉流程的末端，并且渠道水一直向东流过去之后还要转弯再转弯。这位社员还打赌声称，如果水能顺利地流到东塘角的田畈，他就在地上爬三圈给大家看。“后来事实证明，渠道建造是符合标准的，没有发生过远程田畈灌溉水不足的问题；也没有发生过灌溉水流速过快、冲坏了渠道和远端田畈流进太多的水而必须随灌随排的情况；更没有发生过因渠道流水截面过小而致灌溉水向渠道两侧溢出，造成渠道损坏、机耕路积水后难以行走的情况。”张根来笑着说，而这位对渠道设计有质疑的社员后来有没有按照他的赌约在地上爬三圈，就不得而知了。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没有不出来参加集体劳动的，劳动的场面十分壮观
张根来说，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实际施工时，没有机器，就凭着愚公移山的精神，用手搬、用肩挑，全靠人力，全民参与，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短两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了。
据张根来介绍，当时的劳动工具很单一、简陋。挖土的有铧锹、“笙”和锄头三种工具。“笙”是专门切割土块的，仅用两根木头和一根钢丝做成。钢丝强韧锋利，可以将田地或河底的泥土切割成“火油箱”一样的一大块，很省力气。当时，社员们尊称用“笙”切土的人为“笙师傅”。铧锹则用一根木头和一块三角铁片就可以做成，能熟练地用铧锹从上往下切土块的被尊称为“锹头师傅”。这两种都是用来翻挖泥土的。用来装载泥土的也有两种工具，土箕和“三角石络”。土箕绝大多数人还比较熟悉，一直是农民生产劳动必不可少的工具，现在的农村还能见到它的踪迹。贺德如还给记者展现了他家的土箕，是用竹编制而成的，比家里使用的簸箕大。张根来给记者形象地描述了“三角石络”，它是用三根木头扎成三角形状的，专门用来放土块和泥块的工具，故称“三角石络”，成本很低。
“在挖深、疏通河道时，要将河床的泥土挑上河岸需要一定力气，所以用土箕装好泥土后，男的力气大，就用扁担往上挑；女的力气小，就让她们采用手和手传递的方式，将泥土递送到河岸上。”贺德如说。
说到生产队的劳动时间，“起早贪黑”用在他们身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早上天没亮就起来，村民各自在家里吃完早饭后，就出来参加集体劳动。“参加土地平整劳动时，村民都各自回家吃饭；挖河道、建海塘时，为节省时间，镇东大队有专门的人做好午饭，并送到河边、海塘，所有人就在劳动的地方吃午饭。”原镇东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社员李安康说，吃的都是大米饭，还有青菜、大白菜、土豆等蔬菜。那时候伙食很清淡，吃不起荤的，买肉还要凭肉票。
那时候干的都是力气活，分配的粮食都不够吃。男的一餐就能吃掉一斤米饭，都觉得还没怎么吃饱；女的吃掉半斤米饭，那也是不在话下。一到冬天，原本热乎乎的饭菜送到河边圩塘时，都已经冰凉，甚至有些时候上面还冻上一层冰。“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这句话就是当时镇东大队所有社员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真实写照。
当时土地平整的任务重，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没有不出来参加集体劳动的，最小的有十岁的儿童，最年长的有六七十岁的老人。小孩参加集体劳动也就搬搬小泥块、跑跑腿什么的，也做不了多少农活，可是给所有村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增长了他们的士气。张根来说，当时的人们很朴实，没有其他想法，想着只有搞好集体生产，才是他们生活的唯一保障。
那阵子，原霞浦公社党委书记沈志邦和公社驻队干部经常来镇东大队，经常亲临各个生产队的工地指导工作。在新开挖下洋河期间，沈志邦几乎天天都来一次镇东大队，关心工程进度、指导工作、慰问社员等，有时候晚上还来一趟。
1977年底，当镇东村完成公社分配的下洋河开挖任务后，沈志邦独自一人骑车来到张根来家。张根来请邻居来帮忙“塌”了个蛋，请沈志邦吃了中饭。张根来问：“书记上门定有任务吧？”沈志邦说：“确有重要任务。因为潮水、天气的关系，三天内要放好大湾碶碶底。能否请你派些社员挖好碶底？”尽管这是额外增加的任务，大湾碶也不在镇东村地界内，张根来还是一口应承下来。于是，各个生产队抽出社员，早出晚归，三天里突击完成了任务。
“镇东小学学生成立了一些‘晚呼队’，天气好的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组长会带领同一个自然村的同学边走边呼喊口号，进行宣传，营造氛围。组长带头喊一句，我们就跟着喊一句。”现在办着私营企业的李剑刚回忆说，趁大人们放工回家做晚饭的时间，他所在的晚呼队，会在下李家新屋、乾房、老屋三个地方屋弄里绕一圈，当时具体喊的是哪几句口号就不记得了。那次全校学生集体去参加土地平整劳动时，他在镇东小学读五年级。当时来镇东参加土地平整劳动的还有霞浦中学的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力气小，可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振奋人心，越干越有劲儿。”贺德如说。
“参加土地平整的还有下乡知青，有将近30人，多数来自宁波，有些名字还叫得出，周元芳、陈小懋、沈明浩、茅国荣等等。他们是1970年前后来镇东大队的，1977年后，陆续分配工作离开大队。”张根来回忆说，当时这些知青跟孩子一样，基本农活都不会干，他们一边学一边干，有的女知青晒得漆黑的，他们的吃苦精神令人钦佩。
回忆起当时没日没夜、拼着老命工作的场景，这些八旬老人都纷纷感慨，当时千人参战的宏大劳动场面，现在的人难以想象。
那时，镇东大队所有干部、社员都是一心投入的，挑土的挑土、打夯的打夯、掏沟的掏沟。到了后期，还要一条一条做好新田塍，投工量也是很大的。而回报是把灌排不畅的“塞水田”都变成稳产高产田了，还可扩大三熟制面积，机耕和干各种农活也方便得多了。
镇东村完成土地平整后，一半土地种水稻，一半土地种棉花、甘蔗、番薯等。
挖泥、挑土、打夯，社员们干得很苦，懂事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后会预先做好饭菜
“当时什么农活都要会干，挑土、打夯、挖泥等等。挖河时，从河底往河岸上挑泥土，很费力气，每一脚落下去要站得稳，还要侧着身向上走，不然很容易重心不稳。建新渠道时，还要用木拍子用力拍实渠道的边沿。到了后期，还要一条条做好新田塍，投工量很大。要是遇到冬天结冰天气，冰融化后的泥巴地又滑又泥泞，那时要站稳更加不容易，干起活来很费时费力。干完一天活后，回家休息反而觉得浑身酸痛，可在干活的时候还没感觉到。”李安康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不禁摇摇头说，“你们现在这一辈，根本想不到那时候的日子有多苦、有多累。那时候年轻，白天干活干累了，回家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又有力气干活了。那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地干活。”
据原镇东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於伟峰回忆，挑土、挖土、打夯等都是轮流换着做的，比如上午挑土，那下午就挖土，如果挑土挑一天下来，再强壮的身体也吃不消。另外，渠道地基夯得实不实，一担泥土挑得够不够分量，他们的劳动做得合格与否，都有专门的负责人检验。用来打夯的木头至少有60斤，一般要四个男劳动力合作来打夯。“要将挑过来的泥土夯得实实的，每天做完工后，都有大队的负责人来检查一天的劳动质量。”於伟峰说，如果夯得够实，第二天就继续往上面挑泥土，再将这些新加上的泥土夯实。如果夯得达不到标准，第二天再继续打夯。“一担泥土至少要挑满80斤，每挑满一担泥土，大队指挥部的人就发给你一根筹棒。如果发筹棒的人看到你这筐泥土不够80斤，他会对你说：‘这次分量不够，下一担要多挑点。’”於伟峰说，当时，大概拿到30根筹棒算1个工分，所以根本没得休息，要抓紧时间挑。
10个工分算一个工，一个工在当时仅相当于一元钱工资。最能干的男劳动力一天记10个工分，最能干的女的一天最高才7个工分，小孩人小力气小，最多也就3个工分。当时最能干的标准是所有农活都会做，并且承受的劳动强度也比一般人大。因此能够达到最高工分的人为数不多，而当时一斤米的价格是1角几分钱。
“基本上没有休息的，雨天也要穿着蓑衣去劳动，蓑衣被雨水淋湿了后，足足有10斤左右，穿着蓑衣挑担子很不方便也很不舒服。冬天下雨我们都把裤腿卷得高高的，否则裤子淋湿了会更冷。”说到此，於伟峰还将当时他们穿的两件蓑衣拿给记者看，“这件蓑衣是我爷爷穿过的，有6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这两件蓑衣看起来依旧很新，於伟峰一直保存得很好。
於伟峰妻子李彩仙说，那时候由于劳动量大，爬上爬下，一天要走很多路，而且雨天路滑，草鞋穿不到一天，鞋底就被磨坏了。所以他们穿的都是用轮胎做的鞋，称之为“胎鞋”，可是这种胎鞋在雨天却很滑，冬天有时候都是光着脚干活。“挖河的时候，人站在河床上打夯、挖土，河岸比较高，一般上半身会被寒风吹着，比较冷。可是河床的泥土是热热的，所以挖河的时候，虽然光着脚，却感觉不到很冷。”於伟峰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很懂事，我们每天要劳动到很晚才能回家。孩子们放学后，会早点回家自己煮好饭，冬天会烧点萝卜羹、炒青菜等，夏天会做点冬瓜汤、红烧冬瓜、红烧土豆之类的素菜。”原镇东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张凤琴说，“劳动一天回到家，我们就可以吃上热乎乎的饭。又忙外又忙内，实在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孩子们帮我们做了不少家务活。第二天要起早参加劳动，白天根本没时间做家务，吃过晚饭、洗好澡，接着将换下来的沾满泥巴的衣服洗洗。孩子的衣服早已自己洗好了。”
“放学回家后，我和哥哥会从河边挑水回家，洗好澡、做好饭等着爸爸妈妈从工地放工回家，一家人一起吃晚饭。小时候我们只会煮饭，都不太会做菜，有时候就只是把菜弄熟了，现在真的难以想象那个菜的味道，不过好在家里永远都会有咸菜。”今年50岁、原镇东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吴永华说，有时候家里大米不够吃，父母会在米饭里放点番薯干，拌在一起吃。可是，他们总是让孩子吃纯米饭。
大队、生产队干部们肩上的担子也格外重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是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名言，干部和党员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并充分调动集体的力量。张根来说：“当时，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不搞特殊化的这种作风，值得永远保持。”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一些老年村民讲起“根来书记”不一样的“苦”。
张根来，今年80岁了，自1966年担任镇东村党支部书记起，就整天忙着大队里大大小小的事，根本没精力顾得上家里，家里所有的事都压在了妻子身上。身为大队领导，张根来亲力亲为，忙于到各生产队座谈、开会、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还要在下塘自己所在的生产队里做农活。1972年，妻子由于疲劳过度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当时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才十岁。自此以后，张根来不仅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忙碌着大队的事。在大队开展土地平整运动时期，开会商议、组织协调安排人力、调动队长和社员积极性等等工作铺天盖地袭来。“土地平整那段时间，根来书记像铁人一样，再苦再累他都能熬过来。他的工资也都是生产队分配，还得养活一大家子。别人还可以搞搞副业赚点零钱，可根来书记完全没有这时间和精力。”贺德如敬佩地说。
当时镇东大队一共有十三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一般有五名干部，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各一名。各队生产队队长除了白天参加集体劳动外，晚上有时候还得加夜班劳动；村里、队里一有事情，干部都要冲在最前头。每当生产队里开始分稻草、分粮食时，为确保全队每家每户都能拿到，生产队长都亲自看着村民领完分发的东西，通常到很迟才能回家……而报酬低、劳动强度大，再加上根本顾不上家，有的生产队长会萌生辞职不再担任的念头。
“如有生产队干部消极退缩要‘垒倒’（躺倒）不干了，根来书记和王根才大队长总是利用晚上时间，去生产队长家里进行家庭访问，劝导做工作，希望他们都能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带领社员搞好集体生产，把他们‘挡起来’（扶起来）。当时还没有自行车，他俩总是步行到各生产队。根来书记从下塘家里走到下李家，要花大半个钟头。又没有电光灯（手电筒），办完事情摸黑回家。”原镇东村第一生产队队长陆宝才说。
当时，每个生产队通常会在晚上开会，安排平整土地和耕种、施肥、培育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补贴，只算工分。当时大队、生产队干部投入工作中的精神，真可谓‘夜以继日、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废寝忘食’。我记得工作最突出的两位干部就是副大队长张惠裕和第一生产队队长陆宝才。”张根来感触良多地说。
今年85岁高龄的陆宝才，当他再次回忆起土地平整时期的情景时，虽然有些模糊了，可是当时与根来书记一起熬过来的日子有多苦，陆宝才依旧记得。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以前真不能跟现在比，都无法想象那时是怎么熬过来的。更没想到，如今的新社会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做梦都想不到的。”陆宝才的老伴丁金翠告诉记者，由于实诚本分、能吃苦，大队里经常会抽调他去别的岗位，记得有一次他被抽调去了镇东村大队牧场，负责相关工作。
青壮小伙子积极报名参加“青年突击队”，支援进度慢的生产队，后来每人获奖一件白汗衫
到1976年下半年，镇东大队的土地平整全部完成，当年大队被评为“镇海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这份荣誉是整个镇东大队所有村民实干拼搏换回来的。
镇东大队共有十三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工程进度都不一样，有快有慢。“任务重、时间紧。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规定的任务，可就是全队全天超时劳动、一天最少干十二个小时，还是有的生产队跟不上整体进度。土地平整任务完不成，就会误了耕种时机，进而影响粮食收成，到时候就没有粮食上交。”张根来说。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全村的土地平整任务，1976年上半年，镇东大队组建了“青年突击队”，派他们去帮助土地平整进度慢的生产队。在当时，镇东大队此项决定是开了先河。
“当时参加‘青年突击队’的有一百多人，都是全村青壮小伙子。跟‘抗美援朝’志愿军一样，都是自发报名、自愿申请加入。”张根来兴致勃勃地说，只要大队一提要求，“青年突击队”二话不说地服从指派，并高质量完成任务。当时，镇东村土地平整进度和成效都优于邻村，因此，按国家标准上交了粮食后，还有剩余的粮食作为储备，以防遇到自然灾害作为不时之需。
在被评为镇海县先进单位的同时，镇东大队召开“青年突击队”表彰和奖励大会，奖励“青年突击队”队员一人一件白汗衫，白汗衫前面还有一排红字，上面写着“青年突击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奖励一件衣服是相当不易的。”张根来意味深长地说。
原镇东村第四生产队副队长贺德如，正是当时受此嘉奖“青年突击队”队员之一。“当时很多人都很羡慕，都希望能受此表彰、有此奖励。白汗衫穿在身上很自豪，村民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专门奖励给‘青年突击队’队员的。”贺德如自豪地说。生于1943年的他，断断续续地读了四年书，自十岁起就开始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22岁时，劳动一天的工分就被评为10工分。如此年轻就能达到1工一天，这在当时也是为数不多的。突出、超强的劳动能力，让他在28岁时，就当上了第四生产队副队长，负责该队的水稻种植工作。
土地平整之际，镇东大队派出近百名社员参与建设五七海塘，也获先进
镇东大队所在的下洋片北部靠海，建造海塘，围海造陆，一直是霞浦的镇东、董王、礁碶、林大和柴桥的养志、大湾几个大队增加耕种面积的途径。如今的五丰塘、军民塘、五七塘三条海塘上都有他们在上面开垦的足迹。
据村民们介绍，五丰塘是1953年左右，由劳改队开辟改造而成，当时约有1000余亩地；军民塘是1967年霞浦公社董王、林大、礁碶、镇东四个大队进行围造的；1968年，部队来到了这里，也参加了造海塘的劳动，由此而得名“军民塘”。改造结束后，总耕种面积近1000亩。
1969年到1976年，霞浦公社和柴桥公社合作建设五七海塘。建五七海塘的后期，与土地平整在时间上有些重合。在土地平整任务如此繁重之际，每个大队还要安排劳动力去参加海塘建设。“由于是两个公社合作建设的，按照霞浦公社的指派，每个生产队抽出四五个青壮劳动力去造五七海塘，整个镇东大队有近百人参加，主要力量还是留在大队搞土地平整运动。”张根来说。
“当时镇东大队建造五七塘的负责人是於彩丰，工作很负责。在改造圩塘时，我们大队再次被评为‘先进单位’。”张根来说，冬天天气很冷，改造海塘也没有防水的鞋子穿，就只有赤着脚下去，用手搬泥块，手上的冻疮肿得很大，破了就流血。“下半年，风大浪大，海塘经常被浪潮冲倒，我们要赶在潮涨起来之前，将海塘建好。”於伟峰说。
“两个公社大概有一百多个生产队参加了五七塘的围垦，当时的场面可想而知，人山人海。最后总共改造了3689亩土地，加上河下100米宽的范围，共有4000余亩。由于参加的生产队数量多，分配到我们生产队大约有20亩，都种上了棉花。”贺德如回忆说。
据张根来介绍，刚刚围垦的土地，由于土质太咸、土壤贫瘠不肥沃，根本种不了水稻，只能种棉花。以前五丰塘在改造后，劳改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种叫“咸青”的种子，种上去可以改良土质、淡化土壤。不过当时的军民塘和五七塘都没有种植过这种“咸青”，就直接种上了棉花。
“那时候种田又没有化肥、复合肥等肥料，土壤土质提不上去，产量自然低。社员们将沟边、田边的草皮泥削下来，晒干了后烧成焦泥灰，当肥料。还将捻上来的河泥拌上青草沤熟，做成‘小塘河泥’。”李安康感慨地说，多开辟新的土地，扩大耕种面积，成为当时提高粮食产量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
（2013年1月29日4——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