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敛
说起北仑的老照相馆，锦云、新华、光华、积善堂、北仑等这些店名，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不会陌生。作为曾经的时尚中心，这些老式照相馆用影像记录了北仑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如今，虽然它们已经消失在北仑的街头，但它们的过去依旧留存在北仑人的心底里。
上世纪70年代末，新碶最好的照相馆叫北仑照相馆
找老店，去老街。上午10点左右，走进新碶西街，耳边顿时传来摩托车、电瓶车与汽车彼此争道互鸣的喇叭声，煞是热闹。听上一代北仑人讲，西街又叫老街，曾经是新碶最繁华的街区。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这里百货商店、照相馆、饭馆、服装店等店铺林立，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引领着北仑的时尚潮流。现在这里冷清了不少，大多数商铺也因店主疏于打理而显得“黯然失色”。
然而，有一块崭新的招牌，以它鲜亮的色彩，吸引了过往人们的眼球：深蓝的底色、五颜六色的烟花点缀、白色的大字。顺着招牌的指引，记者拐进了街边的小巷，找到了这家“阿六照相馆”：店铺面积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分成接待和拍摄两块区域，摆放着相机、相片、照明灯、小木马、绒毛玩具等器械和道具，装修简约而充满童趣。
店主叫周和康，在家中排行第六，人称“阿六师傅”，是一个沉稳又不失热情的中年摄影师，经营这家店已近二十年。问及目前的经营情况，他笑了笑说，照相馆的主要业务是拍家庭照、儿童照和证件照，这两年数码相机普及了，业务量明显减少。
“想当年，我在照相馆当摄影师，一到过年，门口肯定排队。”周和康边说，边将记者一行领到了老街与东碶路的交汇处：那里有一幢两层小楼，外墙装饰已经发黑，底层是几家略显凌乱的小店。拾阶而上，向左略拐，便看到一家台球房。他告诉记者，70年代末，这里曾是北仑照相馆，“是当时新碶最好的照相馆”，里里外外的布置是他的叔叔周梦星设计的。
那时，馆里配有一台笨重而古老的黑白座机。机身常年用一块一面红一面黑的厚布罩着，底部安装有四个小滑轮，可以自由移动，用来对焦。“长得和我那老宝贝一模一样。”他狡黠地眨了眨眼，带着记者回到“阿六照相馆”的库房，一脸神秘地揭开角落里的一块黑布，一台老式座机赫然在目。
“这是暗盒，这里装镜头，这橡胶皮球是用来控制快门的。”周和康忙前忙后地将相机推到房间中央，兴致勃勃地演示起当年拍照的情景。他把这台从1991年起就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座机称为“老朋友”，言语间透露出一股亲昵。在离黑白座机不远的地方，3盏看上去和它一样古老的光源灯，也哑然地拥挤在一旁。“舍不得扔哪，都是老伙计了。”他边说边摆弄了两下暗盒。
照相只是副业，开照相馆的人有的会修钟表、镶牙齿，甚至还卖橘子
周和康出身摄影世家。“我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是搞摄影的。”他扳着手指说，自己算是传承家业，不过，对于北仑当地照相馆的起源，他坦言“真说不清”，只知道过去大家想拍一张类似全家福的照片，通常会到柴桥、大碶、新碶等地的照相馆，“1958年我去宁波做工，工会证上的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现年85岁的柴桥街道洪岙村村民李明康将记者领到柴桥老街老柴桥边上的一间商铺前，商铺门口竖着一块泛黄的招牌，上面刻着“柴桥照相馆”五个大字。店主叫郑裕荣，1972年进入该照相馆工作。在他的记忆中，柴桥最早的照相馆应该出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叫新华照相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老一辈人讲起过。”
那么，北仑最早的照相馆究竟在哪里呢？经多方打探后，目前能够追溯到的便是上世纪30年代初，大碶下街头那家不知名字的照相馆。它位于新新商店二楼，主人名叫杨信伟，慈溪人，除了照相馆和商店，还经营着一家钱庄。
据了解，那时候的照相馆里还没有令人炫目的仿真道具和专业器材，没有各种花色的背景布，也没有营造舞台气氛的人造灯光。相机和冲印设备缺乏今天这样简练的精巧设计，而且还全是手动，相当容易出岔子。陈列橱窗只有几张黑白的照片。不过，看着摄影师从房顶天窗洒落的自然光中捕捉微妙的光影变化，倒也足以使顾客们兴奋和好奇。
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照相馆不同，自开业之日起，这里的摄影师便将镜头对准了普通老百姓，证件照和全家福是最常见的两种服务。不过，旧时的人们，尤其是老人对这种陌生的庞然大物并没有什么好印象，甚至一度流传着照相会收人魂魄的说法。前来光顾照相馆的人也不多，经常是两三天才有一个客人，生意萧条。大多数照相馆不得不采用“兼项经营”的办法来摆脱这种窘境。
有一家叫“积善堂”的照相馆，位于新碶老街，主人名叫顾延令，会修钟表，会镶牙齿，照相只是副业。还有家“锦云”照相馆位于大碶下街头，主人叫梅正荣，除了拍照，他还兼卖橘子。这对今天那些处处讲“专业”，人人求“艺术”的影楼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然而，民以食为天，生存这件事决定着一切。
对一些人而言，照相馆是他们“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所
虽然承受着蛮大的生活压力，但这些馆主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到了1938年，日寇开始向老百姓发放“良民证”，要求每一张证件上都贴有本人照片，于是，大家不得不到照相馆拍照。抗日战争胜利后，照相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拍全家福、团体照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照相馆的生意蒸蒸日上。
这样的繁盛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那时，在绝大多数的顾客眼中，老式照相馆是一个放满照相机、道具、布景、服装和灯光器材的、带给人快乐和温暖的地方。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照相馆是他们“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所。
据柴桥照相馆店主郑裕荣回忆，上世纪中后期，除摄影以外，暗房、整修、上色等其余三大工种，均分布在一般顾客看不到的房间。店员深知，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工作都比较稳妥，但即便只是一丝细细的光线，也可能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像损失，因此必须全神贯注地才能完成。
“太累心了。”在区委党校的办公室里，原北仑照相馆经理贺可展露出了一抹释然的微笑。他从旁边的柜子里翻找出数个纸袋，里面装着大大小小各种照片和底片，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冲印的。他一边拿起底片对向光源，眯起眼睛仔细辨认，一边回忆起亲身经历过的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突发事件”。
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为了服务农村地区的人，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也下村拍证件照。在村里搭建临时暗房后，村民会时不时推开暗室的门，试图看一看师傅们究竟在干什么。结果冲洗到一半的胶卷全部曝光，只得回头补拍。另有一张原区政府办公大楼的照片，因为一不小心而印反了。
类似的“小事故”还有很多，北仑照相馆的工作人员几乎都遇上过。彩扩师虞萍儿讲起了上世纪90年代初，照相馆从上海购回的二手全自动彩扩机。那台机器小毛病特别多，其中最让人头疼的是传动齿轮容易坏，胶卷冲到一半卡住了。于是照相馆就派专人守在机器边上，一旦听到“嘎啦啦”的警报声，立马用黑布将机子盖住，再摸索着将胶卷“抢救”出来。
探究老照片的制作过程远比翻看老照片来得枯燥，但也让人对照相馆工作人员的一丝不苟深感钦佩。“修照片是一个细活，照片尺寸越小，上色越难。”贺可展说。用铅笔、刮刀等工具一层层修去顾客脸上的皱纹；用棉签将大面积的颜色推开，用毛笔一笔笔地画发梢，用手指将需要虚化的地方慢慢擦出来，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随时保持着这份专注，随时准备着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力图让每一张相片都反映出引人入胜的个人特色——这姑娘皮肤白皙，笑不露齿；那小伙子红光满面，浓眉大眼——又能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现在这些活儿都交给电脑了，光线啦、人物啦、背景什么的都可以改，我们那时候的技术都没人要学了。”郑裕荣略带自嘲地摇了摇头。
凡遇到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人们通常会选择到照相馆来留影
然而，精湛的技艺只是一种更好地展现影像的手段，老式照相馆之所以吸引人，更多的在于其向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和记录感情的场所。上世纪30年代，锦云照相馆的年轻摄影师，现年97岁的梅正荣谈到，在以往的年代里，去照相馆拍照对一个人来说通常意味着人生某一阶段的结束或开始。婴儿满月、小孩过生日、学生毕业、年轻人结婚、离家出远门等等，凡是遇到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人们通常会选择到照相馆来留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不能化妆，也根本没有婚纱可穿，但新人们会换上干净的军装或工农装，来到照相馆，坐在墙壁前，肩并肩地拍上一张半寸黑白照。在那个工作需要为先、个人感情靠后的年代，新人们对着照相机露出的羞涩笑容成了彼此爱情的最好表达。
改革开放后，由于人们外出务工或做生意极为普遍，因此逢年过节，到照相馆拍全家福成了父母与孩子欢庆团聚的一种方式。每当这种时刻，照相馆里便充满了小辈对长辈的问候声、大人们的聊天声、小孩子的嬉戏声以及家长们的训斥声，闹哄哄却不失温暖。
有趣的是，尽管每个家庭的成员人数、生活经历各不相同，轮到拍摄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老人簇拥在中间，儿孙绕膝，其余人按照各自小家庭依次站好，其乐融融，仿佛唯有这种形式才足以表现“团聚”的喜悦。
于是，春节期间，别的商店、公司、单位可以关门休息，照相馆得照样开门营业。尤其是年初前三天，从早上7：30开门到傍晚5：00下班，都是排队等着拍照的人，其中大部分是来拍全家福的。
近乎仪式般追求完美的拍照过程，为的是幸福的等待
照相馆里有快乐，也有悲伤，但那不是沉重的悲伤。就如电影《八月照相馆》里的那位老太太，白天被儿子哄着拍了一张不太满意的独照，得知自己生命就快要走完，便在下雨的晚上偷偷独自来到照相馆要求再照一张。在男主角的建议下，她摘下了眼镜，竭力把最美的笑容留给家人，哪怕这是遗照。
这样的时刻，正是梅正荣再熟悉不过的。“掖掖鬓角，整理一下服装，坐在相机前，按照摄影师的引导，看着镜头微微一笑。”在他缓缓的讲述中，老人拍摄遗照时所展现出的从容和庄重感不禁让人动容，或许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一种练习如何面对死亡的方式。而数年之后的某一天，他们的孩子们也将通过这些凝固的影像回忆起老人曾经的模样。
事实上，不光是老人，任何人，不管曾经多么孤傲冷漠，不论曾经多么满腹惆怅，终究希望给自己和自己重视的人留下一份最美好的影像。于是，在来照相馆之前，人们总会花点时间收拾一下自己，洗脸梳头，换上干净的衣服。到了照相馆之后，先去服务台登记缴费，接着走进摄影室，选好背景、道具，在照相机前坐下或站定。
灯光直直地打在脸上，摄影师前前后后地调整着对焦，空气中满是热烘烘的气息。尽管身体有点僵硬，眼睛不知道往哪里看，耳朵却“全神贯注”地接收着来自摄影师的信息——人再靠紧一点、头再往右靠一点、右边不是左边、好好、头稍微抬一点、很好、不要眨眼睛、笑一笑、咔嚓、不要动、再来一次、咔擦、拍好了——所有的声调都是低缓的，仿佛“催眠”一样引导着人们坐下、站起，拨来弄去地摆着姿势。
突然间，被拍的人对将会出现在相纸上的影像产生了不安：按快门时好像眨了一下眼睛，要不要紧啊？刚才好像没笑，出来后会不会很难看？这种忐忑不安的感受让人在等待取片的日子里备受煎熬，让人禁不住一再回忆拍摄时的种种，想象照片出来后自己的模样。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了取相片的日子。人们兴冲冲地赶到照相馆，从黄色或白色的纸袋中抽出照片，再三端详：这次照得真不错，每个人都在笑！至此，照相馆终于以近乎仪式般追求完美的过程——安静地照相，花数个小时的修片，用一个星期来等待——赢得了人们下一次的光顾。
科技的发展为原本属于“奢侈消费”的照相手艺画上了句号
“一个星期不算长，生意好的时候，从拍到拿，是要等上半个月的。”梅正荣慢悠悠地说，用老方法冲晒照片非常考验耐心与技术，每一张老照片都是在几多焦灼和几许欣喜交织而成的心情下诞生的。
虞晓东，“现代经典”摄影店老板，聊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在北仑照相馆工作时发生的两件小趣事：为了能尽早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某天凌晨4点，一位刚从温州楠溪江旅游归来的港务局工作人员不顾旅途劳顿，赶到照相馆门口，等待了整整3个半小时，在7点半照相馆开门后第一时间送上胶卷；另有一位顾客，从女儿出生开始，每月都会为其拍一卷照片，在每月固定的日子送到店里冲印。
为它费心、为它惦记、为它等待，隐藏在老式照相馆中的仪式感是一种奢侈品。然而，科技的发展为原本属于“奢侈消费”的照相手艺画上了句号。上世纪90年代后期，数码相机、手机等影像工具陆续出现，照相成为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即拍即看及时上传，人们对仪式感的需求越来越小，冲印成为照相馆的主要业务。大碶、柴桥、霞浦那些老式照相馆也渐渐走向事业的“黄昏”，直至消失。
柴桥照相馆在1995年转制后，并没能挽回经营下滑的趋势。“现在也就拍点证件照，有时候修修老照片。”郑裕荣有一搭没一搭地接着腔，手中把玩着一把二胡。店铺深处垂挂着老照相馆遗留下来的三幅背景画，他说已经很久没有用了，权当作摆设。
经历过照相业兴衰的虞晓东坦言，传统照相业务虽然很美、很有趣，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需要耐心和沉静，通常情况下，单单培养一个合格的彩扩员，就需要三年。可是，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时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于是传统照相馆的消失终于变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
（2012年4月24日4版）
§§第三册（怀旧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