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峰
小时候，有时被母亲叫作“馋痨丫嬷”的主要原因是贪吃，以及挖空心思寻找吃的那种德性。兑糖吃便是一例。
经常在门口吆喝的兑糖货郎其实是位老汉，他到底有多大年纪，我一直没有猜出来，只知道他脸上的皱纹是一道挨着一道，并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这是我记得最牢，也是最想看到的。
差不多隔三岔五的午后，他几乎会在同一时段出现在邻近我家的那条机耕路上，挑着的货郎担发出有节奏的“吱嘎、吱嘎”声。他边走边摇着小鼓朝着我们几家吆喝——“兑糖嘞！有糖好兑嘞！”一旦有人搭理，他便会拐弯进来，在门口放下担子，等候着那种以糖换物形式的交易。
他挑的担子是两只箩筐，箩筐用来放那些用糖兑取的各种各样杂物，这些杂物是那些可利用的废旧物，在农村，主要是一些零星的废铜烂铁、牙膏壳子和鸡毛、鹅毛之类的。现在看来，兑糖货郎应该是废旧物资利用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职业。由于这种交易的对象大部分是小孩子，因而，也不知不觉地培养了小孩们勤俭节约的习惯。当然，他收购的东西必须来路正当，绝不能是“偷鸡摸狗”所得。
用来兑换废旧物的糖放在两只箩筐的上面。一头是一块圆形的木板，用厚厚的布蒙着，揭开厚布便可见塑料布包裹着的整块软糖，像张硕大的“饼”。兑糖时，老汉用一种专门的工具一块一块地“凿”下来，凿下来的糖呈不规则的长条形，有点软，韧性很足，容易粘手，更容易粘牙，嚼起来要费一定的劲。另一头是一只方方正正的木盒子，木盒子被齐整地隔成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里放着不同种类的硬糖块，糖块呈奇怪的棱形，像小小的粽子。由于配料不同，所以糖块的颜色也不尽相同，既有奶白色的，也有棕色的，有的则叫不出是什么颜色。所有这些“房间”里的糖块，被整块可以横向移开的玻璃盖着，只有等到交易确定后，老汉才会小心地移开玻璃，按照能兑换的数量，供我随意选择。
要想吃到箩筐上面的糖，必须要有能放进箩筐的“宝贝”。因此，我平时极其留意“宝贝”的收集，包括家里用完后的牙膏壳，过节时杀鸡宰鹅留下的鸡毛、鹅毛等。当然，那些零碎的铜块、铁块是更好的“宝贝”，同样的质量能兑取更多的糖。可惜的是，过去的农村，这些“宝贝”往往可欲不可求，以至于我在野外玩耍时，也不时留意着地上可能出现的铁钉之类，有时甚至还会跑到村里的小工厂周围转悠，指望有粗心大意的工人将报废的螺母、螺帽丢到屋外。
我只知道手中持有的那些“宝贝”的贵贱，却不知道它的分量和价格。每件“宝贝”能不能兑糖，能兑多少糖，几乎完全取决于老汉的“裁定”，因此，在他将“宝贝”放入箩筐后，拿起凿刀和小榔头时，我便会提起精神，密切关注。因为凿刀放入糖饼的位置和其横向移动的幅度决定着我到手糖块的大小和多少。由此，我甚至学会了和他套近乎，企望他手中的凿刀尽量往里挪。老汉虽然嘴上说“够了，够了”，最终还是会顺着我意，多少将凿刀往里挪一点。此时，糖虽然还没有到手，但口里便已甜滋滋的了。我知道，那种死缠硬磨的功夫，应验了我“贪吃”的本性！
久而久之，我居然和兑糖老汉默契地成了“忘年交”。有一次，我像大人似的问他：“您的家住哪里？”他善意地看着我，咧嘴一笑，露出满嘴的黄牙。“我的家啊！就是这担子，它走到哪里，我就歇到哪里。”他的回答，让我很纳闷。直到他离开，我还是琢磨不出答案来。
天长日久，我便会在他即将到来的日子自然而然地想起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糖，还有他那慈祥的笑意。
有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约摸着老汉那一天应该会经过我家，甚至偷偷地跑到路边，朝远处的屋弄口张望，望着、等着，然而，他终究没有出现。这一天，我像失魂似的，揣摩着他没有出现的各种原因……
又过了两个多星期，他终于又出现了。我远远地看见他挑着担子朝这边走来。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加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我热情地迎上去，问他：“您怎么这么久没来了？”他说：“病了！”我仔细地瞅着他，发现他消瘦了许多，人也显得憔悴，心中不免产生一丝怜悯。我真担心，以后他还挑得动担子吗？那天，我没有了往常兑糖时的兴奋，而只是帮他整理好担子，第一次送他到屋后的桥头。继而，我默默地站在桥头，目送着他的身影和担子消失在屋弄中。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脸庞此刻挂上了两行泪水。
以后的几年，我渐渐告别了农村的童年、少年生活，外出求学。兑糖吃的经历也告了段落。
有一年暑假，我忽然又想起了那个兑糖老汉，便问母亲有关他的近况。母亲告诉我：“那个老汉已去世了。他可是个好人哪！真罪过！”听着母亲的回答，我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伤感。
那天，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货郎，走近一看，也是个兑糖的。此刻，我对兑糖的感受似乎也麻木了。
如今的农村已今非昔比了，往日农家门口的货郎担和那回响在耳边的吆喝声已不再，但是，用牙膏壳和碎鸡毛兑来的糖块依然带给我香甜的回忆。
孩提时代，那糖、那老汉、那老汉脸上慈祥的笑……带给我许多，也告诉我许多，包括人间真情！
（2009年6月8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