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陈陈）：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编年史》，将细节描写发挥到了极致。《编年史》撷取了女主人公人生中的几个片段，描绘了她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令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难以忘怀。请您谈一下此文的创作过程。
徐慧芬（上海市作协会员，以下简称徐）：《编年史》创作于1993年，那时我已步入中年，生活有了一定的积累，对人生、对女性命运有了一定的思考。恰时，我又重拾了“文学梦”。该文虽是讲述了一个女性命运的故事，而实际上更是表述了一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因为人物命运的时间跨度很长，所以我采用了“编年史”的写法，一个一个年龄段的变化与呼应，串起了人物的整个人生，这样写比较节约篇幅。捧着童话书的九岁女孩的故事，源自我真实的人生经历，其他则是想象。小说写完后，开始没有用“编年史”这个题目，后来给一位懂文学的朋友看了，他认为小说采用“编年史”的写法，干脆题目就用“编年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改用“编年史”为题。
陈：您的小说《爱的阅读》获奖后，有电视台记者采访您，问您小说的立意是什么？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篇小说？您的回答很简单：是悲悯，人要有悲悯情怀，悲悯既度人也度己。现实世界中没有的、稀缺的，那么就在小说中创建一个。尽管我知道自己手中的笔是那么微不足道，但还是希望能发出一点微光，给人带来暖意。我们想知道，您的悲悯情怀除了与您的性别和职业有关外，是否还有其它因素？
徐：人的悲悯情怀也许与性别、与职业，有一点关联，但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人的悲悯精神，与性格、与周围环境的熏陶，也有一点关系，但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自身对道德高度的追求和个人自我完善的向往，这是需要靠后天的不断修炼。一个作家，他用眼睛观察世界，用心灵感受万物，更需要有一颗悲悯心，对人类、对人生周遭的苦难与困顿有广博的爱心与同情心，对世间万物，包括一草一木，也有理解与包容，有了这样一颗心，你才可能有兴趣关注周围的一切，才能做到敏感。我自己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不断修炼。
陈：文学与其它艺术之间既有区别，更有联系。作为中学美术教师，您是如何将美术与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徐：好的文学作品有共通处，那就是都有较高的美学追求。古人评论诗与画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就是文学与美术的通融。比如咱们中国的一部《红楼梦》，其中的视觉美时时处处通过文字来展现，这已有众多红学家研究，无需我赘言。再如美术作品，俄国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美国画家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一个表现群体，一个表现个人，画面都呈现了催人泪下的极强的文学性，它们的艺术感染力绝不逊于一部优秀的小说。我很庆幸自己能当美术教师，又热爱文学，但无论是日常从事美术教学，还是业余从事写作，我都没有刻意地将美术与文学一定要怎么怎么地联系起来。而实际上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熏陶以及爱好，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到劳作上。比如我上课时向学生教授色彩，往往会将杜甫的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引入教学，因为这两句文学性很强的诗，画面很美，有多种色彩。再如我写作时，一些绘画法则，如构图、节奏、韵律、空白等也会渗入到作品中。如《编年史》一文，韵律和节奏感就较强，而《生命切片》中构图感、空间感就随处可见。
陈：您在《我的文学梦》一文中写道：“我告诫自己：在积攒年纪的同时，更应该积蓄足够的理智和清醒，要坚持文学创作的真正意义，要坚守写作者的道义与良知。面对读者，笔下宁可少些，也要好些。”请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结合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二是谈一下您近期与未来的文学理想与思考。
徐：写作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已变得非常普遍，作家的写作取向也变得多元化。有的纯粹为赚钱，什么来钱快就写什么，有的为快速出名，瞄准写哪些能快速出名，就朝那方向奔。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有时的写作，也许不得不为稻粮谋，但作家的担当、作家的社会责任心、作家的良心道德感、作家的人格魅力应该贯穿在他的写作理念中，渗透在他的作品中。是作家，就应该向世人奉献有血有肉的精神食粮。这样的提法，在当下，也许有人会觉得过于沉重，或不合时宜。但请看，无论古今中外，能够作为经典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无一例外，概莫如此。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虽不能至，也应心向往之，朝这个方向努力。对我来讲，写作是一种业余爱好，不需要作稻粱谋，应该更为纯粹。因此，我要求自己，写作每一篇作品都应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和心血，力求要有作者灵魂的显现，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至于以后使自己脸红。我的不少小说，一千来字，成篇时很快，但成篇前的酝酿、思考，则花了很长的时间，有的长达几年。如《编年史》、《美丽的谎言》、《爱的阅读》、《小米》、《生命切片》、《取暖》、《芒女》等。我从发表作品起，已写了将近二十年，但时至今日，对写作，仍心怀虔诚，时有惶恐，仍在磕磕碰碰摸索，一直写得很慢，这就注定了做不到高产。
在经济大潮裹挟的今天，作家的面目在世人眼里，确实少了庄严神圣感，变得可疑起来，因此有人断言，文学已经死亡。而我却不那么悲观，并坚信“文学就是人学”，只要有人，文学就不会消亡。不过，要指望当下产生象《红楼梦》那样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已变得非常困难，需要走漫长的路。如果从此以后，从事写作的人，都能怀着朝圣者般的心情仰望文字，都能像苦行者般实践文学创作，那么，诞生伟大作品的时间将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