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渡陈仓”之计的重要提示是：在时机不成熟时，切忌草率行事，因为草率是鲁莽的一大表现。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往往因牵一发而未考虑到会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也陷入被动的局面。曾国藩主张，做一件事要想到它的前因后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结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受到牵制。”此所谓“曲折交汇”，即与“暗渡陈仓”的计策有很大关系，因为“暗渡陈仓”之计解决的问题是：虽然此处不通，但如何摆脱各种牵制，到达另外一个可通的地方呢？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往往会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覆没，就是思虑不周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嘱，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盛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详细周全。
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发生了争饷之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曾国藩所思所想不可谓不熟不深。他在给人的信中说：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而兵溃，固属可虑，胜则求利之名尤著，亦为可虑。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
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催促曾国藩上书争饷。曾国藩心里不愿同沈葆桢闹翻，但迫于湘军用饷太急，只得具疏力争，要求仍把江西的原款发给湘军，“不可遽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奏疏寄出后，清廷以户部“部文”的形式答得曾国藩，采取折中的办法，劝告二人和衷共济。曾国藩一再思忖：“部文”的内容，一定是沈葆贞“恶人先告状”，他断了湘军的饷还不算，还硬给自己加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罪名，自办湘军以来受了不少窝囊气，但都比不上沈葆桢给他的这个气大。大家商量着如何对待沈葆桢和这个“部文”，多数人主张上奏弹劾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力，丢失城府，吏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他不顾大局，断绝湘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幕僚们还认为，过去的陈启迈因不供湘军饷械被罢了官，沈葆桢的下场不会比陈启迈好。
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狠狠地抓起笔来。他知道要参沈葆桢的确不难，以现在自己的身份，以朝廷急待让湘军攻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然而，他思忖再三，又慢慢放下笔。他考虑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量。再者，自己所争之饷，正好又是为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目睽睽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他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
曾国藩功成于“慎”！一个“慎”字，就点明了他“暗渡陈仓”的高明。如果你缺乏这一点，当以曾国藩为榜样！实际上，曾国藩运用“暗渡陈仓”之计，讲的是不能死守一法，要学会变法，才能巧妙成事。
太平盛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
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而兵溃，固属可虑，胜则求利之名尤著，亦为可虑。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几害取其轻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