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里藏刀”之计的要诀是：一定要把明白放在心里。曾国藩在处理“笑”与“藏”的关系时，重在把握权变之道。当曾国藩不得不笑的时候，可能并非真笑；当曾国藩不笑的时候，可能并非不愿意笑。这是因为他乖巧握权，极尽人臣之本分。
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因此清廷便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面子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湘军造反的原因，实基于此。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事实上，仅仅给予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一闻此讯，多说侯爵太细。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清廷乃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是湘军造反运动的近因。
再看一些具体情况：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集团发展是二多一快。所谓二多，一是人数众多，二三年之交湘军总兵力约有40多万，以后续有增加，如左宗棠就扩充至6万人，至1864年攻下天京时，总兵力当达50多万，即已接近过去绿营兵力。二是督抚大帅多，1860年夏至1864年夏，先后有23人，其中1864年夏同时为总督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鸿宾、骆秉章、杨载福六人；为巡抚者更多至八人。这样，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都被湘军集团所控制。当时东北、青海、新疆、西藏未设省，全国只有18个省，而湘军集团竟占去13个省，占总数的72%。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为罕见。这说明湘军集团拥有的军事政治力量，与满族贵族为主导的清廷，已经形成双峰对峙，甚至有驾凌而上之势。所谓一快，即是膨胀速度快。1853年至1864年，湘军集团出任督抚者，前7年多时间只有5人，其中曾国藩可以不算，江忠源也只为时3个月，罗遵殿到职时间也约只5个月，骆秉璋任湖南巡抚时还不能算作湘军集团的成员，实际上只有胡林翼一人。后4年多时间有23人，为前7年的23倍；如以4人计算，也高至6倍。湘军集团兵力，经过前7年不断扩充，至1859年冬约有14万人，后4年却扩充至50多万，增加4倍左右。
打了十多年烂仗，花了许多老百姓的钱，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不是十二道金牌是什么？这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4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
当曾国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熄，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目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休，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30余人忽然来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见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纸笺，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联说：“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如！”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用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对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如王运、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曾国藩不入场，只准各贺一联，李次清第一个撰成，有“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句，曾国藩见到立即撕毁，并斥责了李次清。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以诗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其后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笑意微露，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为不工整，曾国藩勃然曰：“你们只知拉上我上草窠树，（是句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窠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干。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盖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至于王运的劝进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有载于《投笔漫谈》。据说王运，说个不停，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曾国藩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有所点画，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运站起来窃视几上曾写的什么，只见依稀尽是一个“妄”字。
后来王不得意于曾幕，有“我惭携短剑，只为看山来”句。王在衡阳及成都讲学时，则对学生大骂：“曾大（指曾国藩）不受抬举。”王晚年撰自挽联有：“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句，不无耿耿。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曾送曾国藩一联，联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胡亲将此联给曾，曾对胡联大为赞赏，胡告别后遗一小条在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到这一字条，惶恐无言，悄悄地撕成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专差送给胡林翼，请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易，加封转曾。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给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曰：“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改了左宗棠的下联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因为“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以致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的时候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船上众人眼见彭玉麟的一名心腹差弁，送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船来，曾国藩把信拿到后舱去看。但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文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候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内巡抚官倪人垲，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又亲眼目睹曾国藩面色立变，急得不遑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
曾国藩的心目之中，决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所有的只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偏狭国家思想，他一味“效劳朝廷，忠君报清”，不过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地位和利益而已。他的孔孟之道，实为他处变不惊的源泉，使他受益匪浅。
曾国藩为官不露锋芒，忧谗畏讥，时常以谏政谦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时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曾国藩能接受他人的诤谏，可以说是能“听言”；他认识到身处高位，不可骄傲和奢侈，可以说是能“明察”。曾国藩既能笑纳人言，也能笑迎权党，这是他成功的基本功。
要想进一步探讨曾国藩的“笑里藏刀”之计，必须要讨论曾国藩的“伪”与“变”的关系。否则就会流于浮泛。
曾国藩一介书生，赴考中第，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可谓变化万端，尔后更是恰遇太平天国浪潮席卷湘湖大地的变乱，他创湘军，几经艰辛，平定天下是他的不变之心。纵观曾国藩一生，他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变幻动荡中，或因自身刻意追求，锐意进取；或迫于时势动荡，以变应变。然而伪装了自己，则救活了自己，真是变则通，变则活，变则灵，曾国藩竟然崛起于这动荡不安的乱世，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风云人物，他可谓唯变而生。生活的奇妙就在于看破尘世、看破关系、看破脸色后的巧妙变化，一个变术则有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美好效果。
曾国藩这位变术宗师，于“伪”与“变”字确有着很深的研究造诣。一则他具备应变之智，在变乱横生、波折频出的千钧系于一发之际，能灵机一动、机巧百变，或冷静、或韬晦、或奋起、或循势。行动无一不合节合拍，恰到好处，宛如庖丁解牛，顺势自然，游刃于变乱漩涡之中；二则，他更兼变通之谋，于乱世中不但能察变、知变，更是能谋变、求变、用变，以积极、主动的态势来修身、处世、治家、从政、督军。不拘泥于陈规旧矩，不迂腐于书山学海，而变则通、变则活、变则灵，巧握“变通”这柄利刃，而纵横于天地之间。古人所谓“时势造英雄”，曾国藩身为开变术学说先河的一代大师，身怀绝世之技，当然更能把握“英雄造时势”这一至理，玩弄天下大势于股掌之中。他的变术思想无处不在，无时不用，伴随着他走完显赫的人生长途，并为今人树立一面鉴古察今的变术明镜。这就是曾国藩面具的特色。他完全懂得“抹脸膏”的作用，其意念是：管他世事有什么样的面孔，自己要给自己抹匀了脸膏，是最主要的。曾国藩这样做了，并且也成功了。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