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手牵羊”之计突出一个“顺势”问题，曾国藩就善于顺人势，以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十六计》第十二计“顺手牵羊”曰：“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想获得利益，不可硬从对手的手中夺，可以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从对手最易忽略的地方顺手摸一把。如果只会死拼烂打，则不但得不到利益，还会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顺手牵羊”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比喻乘便获得，毫不费力，有顺手取利、顺路取利、顺时取利的意思。现实中一些人没有自己的人格，时时做好见风使舵的准备。他们的绝招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了私欲，随心所欲。我们运用顺手牵羊计，要通盘慎择，且勿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顺手牵羊”之计突出一个“顺势”问题，曾国藩就善于顺人势，以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满怀希望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有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扳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招招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同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本领。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遂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也常常为曾国藩出谋献策。1860年6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围剿太平军事务。曾国藩率大营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鸿章则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乃是兵家之忌。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曾国藩没有接受李的意见。李鸿章反复力争，坚持己见。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见状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时，曾国藩军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使李鸿章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从心理上说，是其雄心壮志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绪冲动。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封一路诸侯，而不是屈居人后。他在诗中抱怨“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踞有一块地盘，对寄人篱下的状况感到不满。曾国藩为此曾安慰他：“观察阁下精明强悍的神色流露在眉宇之间，写字则筋骨胜于皮肉，像不会长期置身于玉堂，带玉器优游。假若要当四方诸侯，按图索骥，不是南方的两粤，就是东方的三吴。”曾国藩果然看得准，1862年李鸿章得以去抢三吴这块地盘。但在此时李鸿章却常因此而郁郁寡欢，或是吟“愁弹短铗成何事，为挽狂澜定有人”；或是叹“郁郁闷闷望不开”，“空将双泪寄泉台”，或是发牢骚！当时湘军内部门户之见极深，李鸿章作为皖人虽居高位，却被占据要位的绝大部分湘人所排挤。那种克制忍让、忍辱负重的生活，令他感到极不舒畅。为此，他常有“戈马飘零何必家？”“四海无家行路难”之叹。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驱使，而意气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鸿章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访了胡林翼，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就说：“君一定会发达，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君何以进身？”李鸿章听后，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我以为你是豪杰之士，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今天才知我看错了。”言毕，拂袖而去。归到下榻之地，整装将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鸿章脾气又来了，仍执意要走。后经胡林翼强留，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过后，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只是不提曾之事，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
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将发达，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3、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芭，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国藩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国藩。”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称：
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台施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6月6日赶至东流，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
李鸿章进曾国藩幕府等于进了一个高级研究班。在军事上，得以独当一面地招练骑兵，组建淮扬水师，温习他以前自学的步兵战术，故出幕时三大主要兵种的大部队指挥已相当娴熟。1862年上海官员惊奇地发现，李鸿章亲自动手绘图描型，改建了上海水师战船、战艇，十分在行。以前，李鸿章能浪战而不耐战，不善防守，在曾国藩身边，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站墙子”防御之术，学到了保饷道、粮道而无后顾之忧的坚守之法。李鸿章曾说：“我以为湘军有异术，今天晓得，不是别的，只不过听到长毛来站在墙子前罢了。”正是这站在坚墙壁前的防守战术，使当年淮军在关键的虹桥之战、北新泾之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变得成熟起来，从政事到立身处世均有长足进步。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沪后也效其技，并与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虽征询幕友，然决断善断一由己意。李鸿章更青出于蓝，来沪后不容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终其有生之年感谢曾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述曾国藩之恩：“我置之不较，自称彼时若斗笔墨，或竟奏请圣训，徒失和衷共济之雅”，甚至表示不为此而怪罪骆秉璋、左宗棠，“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俨然是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对胡翼更是慎之又慎，反复权衡。正如官文对幕僚所说“我辈之才皆不及彼”，“我无彼不能御敌”。这说明他深知胡林翼地位一动摇，就无人指挥湘军克敌制胜，他的种种地位和荣誉也就会落空，甚至身家性命也成问题。因之，他一直拒绝奏参胡林翼。现在胡林翼对他顿改旧态，他又有功可居，有誉可邀，有银可使，就一心依靠胡。正如薛福成所记，官文乐得。“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这样胡林翼就大体上如曾国藩所说“乃独得少行其志”，“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这种情况就像左宗棠在湖南那样，为当时“遐迩共谋”的秘密。
但是，官文并不是胡林翼的傀儡，正如曾国藩所说，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
看样子，曾国藩顺人势并非易事，那是因为人间关系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