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成功，无所谓“懦”与“勇”，关键在于把握好“懦”与“勇”的时机。该“勇”的时候“勇”，该“懦”的时候“懦”，而“勇”与“懦”并不一定需要以众人的标准为标准。大家都敢做的事，并不能说你勇，而大家都不敢而又该作的事你敢，才能叫做“勇”。
曾国藩说：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他还说：“樊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显然，在这里，曾国藩是把这种“阳刚”当做一种“大勇”来谈论的。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原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萌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镛，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镛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为其以后声名及发达创造了一个机会。
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在这些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风”。曾国藩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上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至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伉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当乾隆皇帝即位时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伉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
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曾国藩其庶几乎！
行军打仗，是否唯上命是从，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作为臣僚应无条件服从清廷的调遣，这才于仕途稳当。但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他主张，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草率出征，势必导致失败的结局。在这种场合，与其从命，不如准备充分再主动更稳当。咸丰三年（1853），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皇帝急于让湘军出征，而曾国藩坚持认为，时机未到，不可出征。于是与清政府产生了严重分歧，面对朝廷的一催再催，曾国藩的逆从与否，则显得十分关键。而曾国藩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不避斧钺”的“韧”劲与“敢”字终于赢得了朝廷的理解与赞同。也使自己的军事行动迈向了成功的一步。
曾国藩在衡州编练水陆两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本打算在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之后，再出省作战，去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深知太平军绝非以往的农民起义，自起义开始，从广西一路北上，过关斩将，使清政府苦无良策，频频更换钦差大臣和军中主帅，致使清军不敢贸然与太平军交锋，只能尾随其后。在兵多将广，日益壮大的太平军面前，没有形成一支劲旅而轻易与之交战，那必将是以卵击石。况且在太平军率先取得长江中下游水上优势以后，没有一支技术先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军，是无法与拥有帆如叠雪，所向披靡的太平军相抗衡。因此，在此期间，成丰皇帝两次下令湘军出击太平军，都被曾国藩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曾国藩为坚持其断断不能草率出征的原则，不仅拒不执行咸丰皇帝的谕旨，同时也对处于危困之中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等的求援于不顾。
曾国藩在局势急转之下的情况下，即使千呼万唤，仍坚持不可草率出省作战的原则，使他赢得了编练水陆两军的时间，为其日后独立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基础。当然，也使曾国藩付出了当前利益的巨大代价。然而“忘其小丧而志其大得”。这也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在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该是静思谦退，保泰持盈的时候，而这时，偏偏有些人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让欲望的火焰障住了双眼，总想再越雷池一步。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着实给曾国藩出了一道难题。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闿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元度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一个人进入社会，行事之初，大多要带有几分懵懂，但是有的人总是被客观条件不具备的畏难情绪而左右，不能够立即去做想做或该做的事，从而蹉跎岁月，一事无成。而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担当敢为，不避利害之人。
当敢为，不避利害，这也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
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正是这样一种担当敢为的气概，才支持着曾国藩渡过一个个困境，走向一步步高峰，最终走向成功。
曾国藩说：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他还说：“樊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