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擒故纵”之计表明收放结合的作用是——可以避免蛮干。蛮干是直来直去，巧干则是收放结合。曾国藩是从教训中体验到“欲擒故纵”之计的益处的。
《三十六计》第十六计“欲擒故纵”曰：“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追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其大意是：逼敌过甚会遭其反扑，让敌逃跑能削弱其势力。追击宜尾随而不迫近，消耗其体力，消除其斗志，等到敌人溃散时再去捕俘，可以避免流血战斗。所以，暂缓过急行动，小心行事，瓦解敌人，便会有利于自己。
“欲擒故纵”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这些人本来把能想得到的东西而在表面上不闻不问，表现得无为，任其自然，但暗中却在老谋策划，紧紧跟踪，一旦捕住有利时机，就进行激烈竞争，以达到自己欲擒先纵、欲揭故掩的目的，这正是“欲擒故纵”之计的应用。
“欲擒故纵”之计表明收放结合的作用是——可以避免蛮干。蛮干是直来直去，巧干则是收放结合。曾国藩是从教训中体验到“欲擒故纵”之计的益处的。
曾国藩初到长沙办团练的时候，按照皇帝的原旨只是让他至省城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团练并非正规部队，其职守也只是“帮办”，归根结底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关键之时要率领团练守卫地方。但是由于曾国藩为了实现像他给皇帝上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要“成一劲旅”，即实质上的正规军的目标，以及他对大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便做出了几多干预地方“公事”的蛮干之举。
其中一件事，就是开一新衙门——湖南审案局。曾国藩在办审案局期间，对地方不良分子实行严酷手段，下令不论是盗贼、土匪、游勇，捉一个杀一个。湖南百姓士子都知道长沙出了一个残忍酷毒的团练头子曾国藩。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委员也表示不再干这份伤天害理之事了。但曾国藩见严刑酷法对待骚乱确有成效，于是还变本加厉，拟定“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的告示，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的紫花官钤让团丁四处张贴，弄得长沙城及湖南全省一片恐怖。按他给咸丰帝的奏报，说他的“审案局”不满四个月就杀人137名，由他批示各县“就地正决”者更多，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之数远不止此数。这种做法虽然暂时得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赞同与支持，但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人们送给他“曾剃头”、“曾屠户”的浑号，表示对他的强烈愤恨。等到张亮基因太平军攻下武汉被调往武昌接任湖广总督之缺，湖南巡抚由布政使潘铎署理，不久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重任旧职、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陪，都由外处调来后，这三个人都不买曾国藩的账，曾国藩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
发生的另外一件重要事情是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
按照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更无权过问，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骄将惰兵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早对曾国藩干预绿营不满，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再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随即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的事。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皆言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曾国藩知道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1853年9月自动离开长沙，移驻衡州。
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到处自以为是，因此曾国藩初办团练困难重重，如果继续留在长沙，显然已是十分不利，他自己已明确地感到居人之室、借人之军难以立足，必须发愤练成自己的一支军队才有成功的本钱。于是决定离开长沙，到衡州独辟山林。
关于曾国藩移师衡州，在他1853年10月写给他的老师吴文的信中也详细谈到此事，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训练乡勇的时候，我常常与塔齐布将领谈及驻守在长沙城内的八旗兵也可加以操练，四五月间八旗兵与乡勇联合操练，阵营整齐，纪律严明，因此时常给予一些小小的赏赐以示鼓励，并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兵勇养成为国家、为君长献身的气概，以惩戒奸滑懒惰、飞扬跋扈的恶习。因为塔将勤劳奋发，我因此十分器重他，而清副将本来就不被湖南百姓所拥护，而且贪图逸乐、碌碌无为，我因此十分厌恶他。从此，清副将对塔将心怀不满，且恨之入骨。六月初，提军来到省城长沙，清副将便在提军面前诬陷塔将，千方百计想煽起提军对塔军的不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局面。我认为如今这种黑白颠倒、董获同器的状况，大大违背了民心，于是为保护塔将，弹劾了清副将。恰巧张亮基中丞为保护塔将也在这时写了弹劾清副将的奏状，真可谓是不谋而合。
七月十三日，湘勇在试枪的时候，误伤一提标长夫。标下的兵卒于是打出旗帜，吹起号角，荷枪实弹来到城外操练场，伺机寻乡勇开仗。因为该乡勇是湘乡人，长夫是常德人，为了避嫌，我只将该乡勇推至城墙上，责罚二百军棍，而那长夫则不予治罪，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的部下，来使别人信服。八月初四，永顺兵与辰州勇因赌博的缘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我认为，如果部队经常发生内哄，将来怎么能够抵御贼匪呢？因此决定依军法治罪肇事者。告示刚刚贴出去，却发生了初六夜之交乱，他们毁坏馆室，杀伤门卫。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将实际情况奏明圣上，自己身为地方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家消弥大乱，反而以琐碎的小事亵渎圣上的视听，心里实在有些不安，如果隐忍不报，大事化小，那么平日镇慑匪徒的威严将会损于一旦，那些不法之辈就会肆行无忌，正因为我左右矛盾、进退两难，所以抽身转移，匆匆忙忙开始了衡州之行。因为我在今年二月的奏折中，曾经向圣上奏明，衡、永、郴、桂匪徒极多，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衡州驻扎数月。
后来，曾国藩终于在衡州实现了自己练成一支“劲旅”的厚望。
人生境界越大越好。何以委蛇故能远，要成功，必当学会迂回。人生许多峰回路转的佳境都在此中产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用得不当，则会成为愚蠢的固执。人生如此，事业也如此。曾国藩移师衡州，便属此举。因此，不可忘记“欲擒故纵”之计，不要蛮干，要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