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桑骂槐”是一种御人术，即言在此，意在彼；手指甲，心在乙。曾国藩惯用此术，他采取的是不越式“御人术”。什么是不越？就是不超越可以超过的对象，守住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事。曾国藩以“辅”为主，故有“不越式御人法”。
《三十六计》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曰：“大凌小者，警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险而顺。”其大意是：强大的要想慑服弱小的，可以用敬戒的方式去诱迫他。适当的强硬态度，可以得到对方的拥护；实施果断措施，可以获得对方敬服。
“指桑骂槐”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的方式树立自己威严，坚持原则，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时要予以还击，及时挽回影响。
曾国藩坚决不越群臣的名份，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兴名臣”中的首脑地位。但是，你发展到鼎盛时，台面越来越大，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了，尤其是羽翼丰者争求自立门户，而清廷巴不得湘军内部出现矛盾，好从中驾驭。对此，曾国藩自有“指桑骂槐”式的对策。
湘军集团作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是由思想相通、利害相关、地域相同、社会关系（家族、亲朋、师生）相近的人，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和封建时期其他士大夫政治派别一样，并无组织纪律，更谈不上组织纪律。曾国藩作为这个集团的最高首领，只是由于他既是湘军的创建者，又是当时所有成员中地位最高，声望最隆的人，而其他成员，包括胡林翼在内，又是他一手提拔保荐的。这就是说，首领与成员、成员与集团之间，完全是靠个人感情、道义和一时利害关系而纠集在一起，这自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早在1853、1854年之交，王就因为欲发展个人势力，与曾国藩大闹矛盾，终至公开决裂；不过，当时王地位低下，力量单弱，这一分裂没有发生多大影响，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湘军集团仍然保持着一体性。
十年后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官位相近者多达20余人。这就是说，湘军集团已由1855、1856年一个司令部、一个中心的格局，变为真正的多中心。这虽然促进了湘军的发展，但多中心的通病，即内部矛盾加剧，甚至公开分裂，也将不可避免。这些大头目气质互异，与曾和集团的关系，也有深浅亲疏之别。如阎敬铭与胡林翼虽有知己之情，保举之恩，但胡一死，此情就不复存在。而山东距湘军集团势力范围又遥远，彼此并无密切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任山东巡抚后，就实际上脱离团体，向清廷靠拢。为此，他在奏折中称赞僧格林沁“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的主张，是“老成谋国，瞻言百里”，并且表白：“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各有辖区，各有部队，所处环境局势又不相同。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演变，湘军集团各督抚，势必利害不能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从而导致各行其是，乃至明争暗斗。而清廷虽然全面依靠湘军去镇压革命，但对湘军集团因此而急速膨胀壮大，也不能不怀着隐忧。湘军集团的裂痕，正为清廷分而治之，甚至促其公开分裂，提供了可乘之机。
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当江西巡抚沈葆桢与曾国藩掀起争夺江西税收的明争暗斗时，清廷就大力支持沈葆桢，不顾曾的反对和困难，批准沈的截饷请求。当沈与曾大闹意气，以告病假与曾相抗时，迎承意旨的御史上奏说沈“所以力求引退者，特以协饷用人两端与曾国藩意见不合，而营员每次间伺隙，饰非乱是，是以沈葆桢知难而退”。清廷即据此下诏，表面上是训诫沈、曾两人，实际上对沈多方维护，对曾则加以责难：“恐有耳目难周之弊”，要曾“毋开小人幸进之门”，不要为人“任意播弄”。这样，就把沈、曾纠纷完全归咎于曾国藩一人。得到那拉氏信任、管户部的大学士倭仁责备曾：“岂贤如幼丹（沈葆桢字），而不引为同志者。道途之口，原不敢以疑大贤。”1853年，沈又奏请截留江西厘金。户部在奏议中对曾又进行明显刁难。正如曾所言：“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以致“寸心抑郁不自得”，深感自己“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从而使曾感到很大的压力。
这种情况表明，环绕着沈、曾纠纷，在北京已经形成上自大学士、尚书、御史，下至一般舆论，对曾国藩横加非难的浪潮，而清廷正是这一浪潮的中心推动者。那拉氏、奕当政以来，虽然进一步扩大与湘军集团的合作，给曾国藩以很大的权力。但同时，也在讲求驾驭之术，察看曾国藩等所作所为，力求既要重用，又不使之跋扈犯上。护沈抑曾正是为此而发。这不仅仅是向曾泼一点冷水，使其不要忘乎所以；更重要的是，这还可以分化湘军集团，使沈成为其中敢于同曾对抗，向清廷靠拢的引路人。沈自然有恃无恐，更倾心于清廷。正如沈自己所说：“且余知有国，不知有曾；予为国计，即有恩亦当不顾，况无恩耶？”这样，沈终于与曾闹到公开决裂，“私交已绝”的地步。明白个中原因的曾国藩自然愈益“藏势收声”，谦恭对上，以求自全。
曾国藩最初对清廷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颇为不满，以辞职相要挟。但是，他善于审时度势，认识到闹下去对湘军、对自己、对朝廷都不利。这时，他的“忍”字诀又占了上风，以委曲求全来寻找共同点。与沈的关系果然也和好如初。这是曾国藩在处理“多山头”时的一种策略。内部一定要团结，别人才无机可乘。
曾国藩的御人法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能忍而别人不能忍之事，在不能逼近对手的时候，或者逼近对手就有危险的时候，则退到自己的安全地带，从而防止被对手驾御，这就叫反驾御。如果被人驾御，你的御人术就出了问题，至少曾国藩不是这样！因为他精通“指桑骂槐”，懂得不从正面点击而从侧面敲击对手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