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桑骂槐”之计用于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以下便为代表：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臻全盛的时候，犹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时惧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他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履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其实，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对待同僚及幕友的“劝进”，曾国藩更是多加规劝，不生妄念。为此，使晚清大怪杰王闿运心中生恨，引发一场文墨大官司。
王闿运二十九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身，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
王闿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王、杨师弟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王的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至甚，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咸丰六年（1856）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闿运在京既不甘小就，在肃顺府又受到士人的指责，因此咸丰十年（1860）八月，王闿运又南下至祁门访曾国藩，对军事有所建议，但曾不听，王又返回长沙。次年，咸丰帝奕讠宁死于热河，满族亲贵统治集团内部以那拉氏为首的一派与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一派遂发生陷夺权力的斗争。这时王闿运正在家守母丧，又致书曾国藩，劝其自请入朝，与满大臣共同辅佐幼主，阻止那拉氏掌权。但向来标榜理学并以“持重”著称的曾国藩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载垣、端华、肃顺等被杀，那拉氏垂帘听政。如果前引杨度所述一事可信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他的“纵横术”的第二次失败。
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同治三年（1864）因湘军攻破南京而失败了。垂危的清朝苟延残喘，封建士大夫奔走相告，欢庆“中兴”。当时王闿运正在做广东之游，闻讯也返回长沙。不久，出游至江宁（南京）访曾国藩。曾国藩刚成“平定大功”，宾客如潮，每日庆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国藩对王的到来，也认为是来祝贺，故未报即招之饮酒。王闿运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乃笑曰：“相国以为我是来求赏饭的吗？”遂整装而起。曾国藩追起致歉不及。但这次“胜利”并没有给王闿运带来什么，而一些他认为不如己的人却做了大官。因此，他原拟北上至京城参加次年的会试，却中途变计，仅至保定、恒山一游，就又返回长沙了。同治四年（1865）冬，王闿运迁居衡阳石门，开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以著述为事。至同治十年（1871），他不甘寂寞，又一度赴京参加会试，但仍见黜。因归途中遇到曾国藩在徐州阅兵，遂与同访徐州、镇江诸名胜，然后经江宁、安庆、南昌等地回湘。从此以后，王闿运就再未去应试，仕进之心也较淡薄了。
湘军部将劝曾国藩自立为帝的事，并非始于攻下金陵“大功告成”之日，也并非王闿运一人是“劝进派”。
一晃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宋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闿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闿运，并拿出联求王写跋语。王闿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而今后，乃全知。吾老矣，微君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这就是以霸才自称的王闿运，垂老始悔的一幕。可以看出，曾国藩并非主动求得让人人明白己意，而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悟，有所知。
曾国藩最初对清廷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颇为不满，以辞职相要挟。但是，他善于审时度势，认识到闹下去对湘军、对自己、对朝廷都不利。这时，他的“忍”字诀又占了上风，以委曲求全来寻找共同点。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臻全盛的时候，犹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时惧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他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履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其实，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对待同僚及幕友的“劝进”，曾国藩更是多加规劝，不生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