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魏救赵”之计在于化被动为主动，即形成以主待客的方式。曾国藩则“以主待客”，实为“围魏救赵”之计的灵活体现。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说：“守城尤贵于静，务深思深虑。”他评述双方将领的特点道：“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矩。己无声而后可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伺人形。”曾国荃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反复开导他“镇以图之”，“总作一坚守不战之计”，“不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濠”。为什么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故围城者必须“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认为，在挂车河一带打援的多隆阿部也应做“坚守之计，任贼诱敌搦战，总不出队与之交仗，待其晒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因为援军“军行人违，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只有一‘静’字可以胜它”。
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咸丰六年，他做《陆军得胜歌》，提出“陆军真秘诀”说：“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这是曾国藩从“以静制动”原则出发所做的规定。他说：“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他引述历史上的许多战例，来论证蓄气的重大意义：“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故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找，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信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围魏救赵”之计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样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赢得胜局。
曾国藩于同治二年（1863）11月起至同治三年4月5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说：“守城尤贵于静，务深思深虑。”
曾国藩的“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