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为上”表明：进进退退是一种战术。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一个成功者的智慧，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位成功者。
《三十六计》第三十六计“走为上”曰：“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其大意是：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局势极为不利，保存力量全军退却是避敌待机、转劣为优的策略，也是正确的灵活用兵原则。
“走为上”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指做人者在自己的力量远不如竞争对手的力量时，在其他各方面也均不利自己的情况下，不要和对手硬拼，以卵击石，自取失败，应该采取“走”，即回避的策略，避开竞争，转劣为优。要知道，“走”不是消极逃跑，其真正目的在于“进”，伺机东山再起，以退为进。一旦有机会再战胜对手，就重新站出来再度竞争；没有机会，可保存自己，免受失败的伤害。
“走为上”表明：进进退退是一种战术。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智慧。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责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军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
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意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谕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9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地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分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廖廖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这里面潜藏着进退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