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常被称为“成功病”。当一位医生开业成功，生意人成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发明者在专利官司中胜诉，通常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们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抑郁汹涌而人。
彼得氏法则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便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在一个“向上爬”的社会中，以事业成功所提供的外部证据来证明人们本身的价值，这是不可缺少的需要，这与自尊心密切相关。无论我们的目标是爬到公司更高层，更多的收入，完成一篇论文或一部书，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或在一场政治角逐中取胜，在所有这一切成就之中，自尊心都能得到增强；一旦功败垂成，则自责心理赫然出现。
矛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越是取决于外部成就的证据，那么这种成就越是难以令人满足。一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家这样描述他对自己的抱负作斗争时的情景。“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起，我就觉得自己像被什么东西逼着似地努力地干。父母将我赶进学校，如果我不是门门功课都始终拿A的话，即使到了10岁或11岁时，我还会感到惊恐、绝望。我以最优成绩从大学毕业，我原以为这足够可以平息一下我的自我怀疑了吧，但丝毫没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生院是否能学得好，我担心是否能做值得一做的研究，甚至当30年后我获得了科学奖励中最高的一个奖赏，我仍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够格，总觉得自己工作能获得如此赏识，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偶然碰上的。”
尽管人们心中的“我”都反对测量，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到处寻找测量方法，能大致把自我价值核算成时、码或明之类的测量单位。每个社会有各自的尺度。
美国人历来用钱作为确定一个人价值的指标。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症剖析》一书中写道：“一句话，每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的至善即财富，我们崇拜的女神是金钱女皇，我们每日向她供奉，她驾驭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爱，我们的一切；最强大的女神，是她哺育我们成长，使我们忧郁，让我们欢欣，衡量我们的价值；她是我们行动的唯一统帅，我们为她祈祷，为她奔走，为她驰骋，为她来、去、工作、竞争，就像鱼儿为扔进水里的一块面包屑互相撕咬一样。贞操、机智、勇敢、博学、诚实、宗教以及除金钱、势力、官职、荣誉、权威之外足以使我们受人尊敬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
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与自尊心的密切关系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当人们在自己的储蓄中存入一笔可观的现金时，大多数人通常会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有些人的情绪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落而起伏，这类现象也不罕见。由于个人的经济问题是那么真实与直接，因此在精神治疗中要把患者自己引入金钱观中的那些感情色彩用十足的成分指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这些感情成分与眼前的事实关系甚微。
历来许多成功者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自己，他们不是通过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是对于本人才干与能力的肯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仔细地调查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得知，他们现在正在干些什么与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所表现的兴趣和自发性格倾向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
显然，众多实际原因阻止了人们去干最适合他们干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有某种选择时，他就应该力求满足符合他性格的兴趣爱好，如果看不到这一重要性，便会冒事业失败的风险。还有些尽管微妙但十分强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能使那些已为自己找到称心职位的人心中升起不满情绪。
许多成功者都付出了代价。在成功的过程中他们牺牲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家庭关系和友谊等。一旦他们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失去的一切。他们体验的抑郁向他们提供了一次恢复生活平衡的机会。
成功者之所以会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原因之一是成功者周围激烈的竞争气氛。它促使人们变得孤独，使他们难以找到知音。成功可能激起悲伤感，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几乎都包含着终从学校毕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终结，常常会带来失落感。一项工程完工之日也是终结到来之时。“完了”的感觉，与“我从这儿再接着朝哪儿走呢”的疑问结合起来便会激发抑郁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反思。
爱迪丝·格林22岁结婚时，知道丈夫亨利一贫如洗，两人不得不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亨利完成建筑学论文期间，爱迪丝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生活的匾乏。他们推迟3年要孩子，这期间，她在一所大学当秘书。亨利毕业以后在纽约的一家大公司里找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一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年轻的建筑师薪水不太多，所以爱迪丝找了个簿记员的兼职工作。他们住的是单卧室的公寓，婴儿睡在起居室。她想：“事情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不出一二年我们就能幸福了。”夏日他们去琼斯海滩度假，冬夜他们与朋友一块儿分享一瓶意大利红葡萄酒和一张意大意肉饼。偶尔一家人去佛罗里达爱迪丝父母家作客。他们每月上两回电影院，晚上在家看电视或下棋，爱迪丝和亨利在“等待”。
亨利39岁生日被任命为公司的合股人，他的工作获得了充分的赏识。他每年收入4万美元，现在是亨利、爱迪丝和两个已经上学的孩子离开闹市、搬到郊外去享福的时候了。
在他们迁入新居后的几个月中，爱迪丝有一种不敢迈出房门的恐惧感。她整晚睡不好，和新邻居打交道也十分勉强，她还推迟了室内装演的时间。夫妻俩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出了什么事？”她忧心忡忡地扪心自问。
多少年来爱迪丝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她必须和丈夫、孩子一起过好日子，不用再为钱不够、住房太小、没有时间等操心了。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她和亨利共同享受的许多欢乐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当初谁也未加注意，因为那时他俩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发财的那一天”。
大妇俩翘首盼望了15个春秋的时刻终于来临，可谁也没有为此作好准备。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忧郁窒息了爱迪丝的热情，以及她对亨利的性兴趣。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亨利，这个疑问多少年来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她是个好母亲吗？她能充分满足新邻居的社交要求吗？现在已不再需要她给婴儿换尿布了，不需要她赶着去干簿记活了，也不需要再给年轻的建筑师打气了，看来新的生活已经根本不需要她了。
《华尔街》杂志称成功的经理们的太太为“成功的牺牲品”，并报道了她们很高的酗酒率。家庭中的孩子也被卷入这场伴随成功而来的抑郁困境。他们通常公开反叛，否定父母向他们灌输的勤奋加成就的生活模式，宁愿离家出走去“干他们自己的事”。
看到父母亲沉溺于竞争及种种物质享受，并将此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许多年轻人大不以为然。他们在怀疑的过程中挣扎着寻求自己的目标。他们否定父母的生活目标，并迫使父母们也对自己的成功痛加反思。
引起抑郁的原因不论是与孩子的冲突还是什么其它事情，抑郁通常都在人们经过奋力拼搏终于实现自己目标的那一刻降临。正是在这一时刻，人们必须对自己是谁、生活是怎么回事、从此该何去何从等一连串问题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