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常对抑郁的实际原因困惑不解，特别是当抑郁持续期很长时更是如此。调查事实的过程本身便能揭示病情的连贯性；而在一连串情绪反应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有助于减低病人对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在传统精神分析法中，治疗专家允许病人在一系列会面中逐渐诉说自己的情形，而不向病人提出任何问题，不去帮助病人理解这些事，也不把它们串起来，这在卡尔·罗杰斯提倡的对门诊咨询采用非指令性疗法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许多病人抱怨说：“你什么也没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向我提供些指导呢？”他们从医生那儿得到的答复是：“治疗不是靠那种办法所能奏效的。”一种极端的非指令性疗法，可能是在向病人提出忠告时使用选择法。但这一般不适用于治疗抑郁症。这种方法事倍功半。它仅仅因为病人未能意识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相关性便拒绝使用这些信息。最重要的是，它促使已经十分气馁、并往往是充满负罪感的病人，把他们意料中会得到的、他们感到由于自己“毫无价值”活该受到的怒气与冷落投射到医生身上。
沉默，被医生不恰当地用来与抑郁症患者交流，只会使抑郁加剧，并使病人作出许多不正确的假设。有位病人是这样描述自己和一位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医生在一起时的体会：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眼看着我。我觉得不舒服——‘不舒服’这个词太轻描淡写——我简直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此外我觉得迟钝起来，我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我觉得感情不能自然流露了。因此，我们两个在那儿坐上几分钟，这几分钟对我来说仿佛是无穷无尽的。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他实际上不喜欢我，他是在非难我。我问他是不是这样，可他就是不发表意见。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应与自己的女朋友断绝那种关系。他停顿了好久，只回答说，为我作决定不是他的事。如果我在开始治疗前感到被冷落，那么在那样的几次就诊之后则真正地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
抑郁症患者应指望医生以某种方式进行参预，但这种参预不能妨碍倾听病人自诉，也不应表现为以粗鲁的偏见与看法对病人的私生活横加干涉。治疗医生坐在那儿并不是告诉病人该做些什么。在医生对病人及其困难有足够全面的理解之前，医生不应当发表意见、指出问题或作出反应。他们应当主动与病人交谈一番，交谈开始后，以恰当方式对病人的需要作出响应。
病人提出的最初要求之一，就是想了解一下治疗本身的结构。通常，他们对于即将要进行的治疗有先人为主的观念。他们常常佯称自己多么没有时间，或者财政负担不起。
精神分析法流行时，一个分析专家每周要在8个病人身上共花费40小时，不少病人会这样向医生打听：“你还收新病人吗？你已经‘客满’了吗？”在这样的情形中，要是医生同意一个人来作初诊，那他前往时，通常预料自己是被医院当作病人收下的。现在人们对精神病专家还是这么看，许多内科医生和其他同行打电话问精神病专家能否同意“收”一个，这时，他们总是期待着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回答。但更加恰当的回答应是：“这要看情况而定。”这得取决于问题的性质。一两次咨询门诊能使精神病医生有机会对病性作出评价，并与患者共同决定应该做些什么。
虽然治疗是从病人决定作出努力来帮助自我的那一瞬间开始的，但最初的几次就诊必须被看作是带有咨询性的。直到医生有机会认识病人，了解病情，他才可能决定该采取什么途径，该向病人作何忠告。
一次就诊时间长短不一。有60分钟一次，50分钟一次，还有45分钟、30分钟、甚至15分钟一次的。还有3分钟的电话咨询。有在3年之中每周三次前来就诊的，但也有同样多的病人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总共只来十几次的。重点应放在灵活性上。病人应按其所需次数前来就诊，来完成他特定的治疗目标：解除抑郁，理解造成抑郁的原因，调整病人对付抑郁的方法以及对自身的看法，从而使患者尽可能从自己所患的抑郁症中取得最大受益。一次急性抑郁反应在几周之内可能就被成功地治愈，但如果抑郁症是慢性的，特别是如果在患慢性抑郁症的情况下，病人已为自己布下了陷阱，治疗就很可能长达数年之久。
医生与病人根据情形需要共同建立起治疗的格局与模式。当然在这一框架内，随着治疗的进展，会作些变动、调整与更改，病人对此应有思想准备。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就诊的次数、每次的时间长短上，还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上，以及医生治疗时采用的方法与技能上。
在治疗初期，精神病专家可能不向病人表示自己感情上的反应，这样能使医生多少保持一种中立的身份，便于病人将自己的体验投射到医生身上，并形成情感转移。但是当治疗进展时，医生可以进一步坦露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在有利于病人增强内省力的前提下，与病人分担自己的感情与反应。例如，倘若病人就诊迟到已成习惯，在医生心里激起了不耐烦的感觉，因为这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某些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他便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因病人经常迟到而感到的不满，与病人正面交锋。病人这种拖拉的倾向很可能在别人心目中同样引起愤慨与被冷落感，而在医生身上产生的这一反应，很可能为病人提供一个直接的机会，来理解并改变这种于己不利的行为模式。
抑郁如何影响病人思维与感觉的方式，医生通常是可以预测的。一般来说，病人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自己的抑郁感以及盘踞在他们心头的忧患上。
在抑郁症患者同样常见的是念念不忘自己“也许”会失去什么东西，这种念头破坏力很强。丧失财政保障常是担心的原因，无论这一危险是真是假。例如，股票市场跌风盛行、利率直线下降时，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惧怕某些贷款必须偿付，从而使他失去维持自己新企业必不可少的流通资本，甚至使他无力支付自己住房的抵押款，这一担忧是情有可原的。他感到思想压力不胜负担，开始变得暴躁与抑郁。他睡不香，爱发火，蛮不讲理，思想上老压着唯恐蒙受损失的忧患，使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防止这一损失。
精神病医生向他指出，他对问题的担忧剥夺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恐惧的根源是害怕失去控制权，而他想保住控制权的努力反而越来越弄巧成拙。他那惊恐的怒气已使好几位同事疏远了他，本来他们也许能助他一臂之力。治疗专家放手调查了他问题中的实际情况，包括财政境况。他同意病人的看法：风险确实不小，但接着他便向病人揭示一些有利因素，这些因素病人自己不曾注意。在他的帮助下，病人开始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强调病人那种为重新掌握控制权铤而走险的做法对自身起了不良作用。由于对最紧迫问题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病人的恐惧与绝望得到了缓解，使他不仅感觉良好，还可以考虑更实际的抉择。
在分散抑郁焦点的过程中，医生往往不得不采取一种典型姿态——承认患者特殊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便能成为患者的同盟军。然后，医生才能超越眼前的问题，探索病人的情绪如何使病人丧失应付能力、并使之日益恶化的原因。
感情的发泄，负罪感的释放，自尊心的回归，是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课题。
在精神治疗中，一定量的幽默感是一种极其关键的资本。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警告说，在精神治疗中不要轻率地使用幽默，他担心这会伤害患者，使患者消沉的自尊心更加消沉。但他同时指出，幽默也能“表达真正的温暖与感情”。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对方一块儿笑还是嘲笑对方。“在有经验的治疗医生手中，幽默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工具”这里，库比告诫人们必须警惕一种特殊的幽默，它不是贬低医生，便是贬低病人，特别是当一位新医生使用它时，或是一位医生将它用于用作发泄自己敌意时，尤其如此。这与弗洛伊德关于“敌意是妙语的基础”这一论断是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幽默是对某些处境一种关键的和必不可少的反应，对于抑郁更具有一种重要的抵消作用。幽默使人恢复并扩大视野。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治疗会发生什么情况，很难用言词来描绘一幅精确的图画。这样一来，公众很容易对治疗的过程产生误解。他们以一种多少有些简单化的方式抓住精神治疗的若干方面不放，认定这一些就是精神治疗的本质：譬如，使病人消除性的负罪感，帮助病人能外向地、及时地表示自己的愤怒。这两个目标实质上都是与治疗抑郁病人密切相关的，但是公众却以为一个治愈的人应能与任何人一起跳上床睡觉。这是他从禁忌中获得解放的结果；或者认为他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向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怒吼或嘶叫。这未免离题万里了。
一般来说，抑郁病人在受到挑衅时，表达内心愤怒确实存在障碍。有时因为紧张，心情十分暴躁，对事物的反应常采取发脾气的方式。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鼓励他寻找更好的新方式来处理敌意——这些方式在必要时能理智地保持自我控制。如果病人完全不熟悉自己的感情，那么通过治疗他就能够在自己体验某种感情时更加意识到自己体验的是什么感情。如果发怒有正当理由，那么他就开始懂得如何以发怒来为某种实际的目标。
只要时机得当，并实实在在受到了挑衅，那么因此而引发的愤怒就能为重要的目标服务。但是治疗并不是旨在使原先感到抑郁的人成为一包炸药。病人逐渐意识、并在治疗中宣泄的大量怒气，是由于起先未能正确对付抑郁而储存起来的，或是曲解了周围的事件而产生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从环境中获得的正面反馈有很大的依赖性，因为这些反馈能一次次支持自身价值的完全感。学校是这类反馈的理想环境。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年轻人能努力学习并获得好分数。如果有体育才能，他就能全力以赴，把自己培养成篮球明星或足球明星。求学的岁月一旦流逝，一个人想从环境中获得自身价值的证据就难得多了。如何测量？根据挣得的钱吗？根据每一天妻子或丈夫对自己说“我爱你”的次数吗？根据收到的社交活动的请柬数目吗？
当正面的反馈机会逐渐减少时，遭受拒绝的机会增加了。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繁忙了，它无心顾及人们正当的敏感心理。对那些比一般人更需要自我印证的人来说，它更加漠不关心。抑郁患者的自我关注使他将冷淡看成是冷落，而冷淡有时实际上是相当程度的尊敬与爱。因此他容易受伤害，容易疑心遭人冷落而发怒。
在治疗过程中，关键在于能使敏感性的愤怒得以发泄，不过医生当然不会鼓励病人在别处撒野。治疗的重点放在帮助病人更准确地决定自身价值。病人往往身不由己地依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议论。而治疗就是要将其自尊心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样，伤害减少了，发怒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