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有一种拖延耽搁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活动与决策时，还表现在对刺激的反应上，这便成了又一个沮丧与怒火的发源地。
治疗是一系列反思，是用新眼光再度评价感情与经历。当包围着急性抑郁症的感情湍流退潮时，病人与医生便有机会来共同探讨病人看待本身经历时所依存的核心依据。一种由阿德勒发明的技术可用来迅速发现这些原因，并能释放一部分附于此上的情感。这种技术是问病人生活中最早能记起的是什么，此时此刻他能回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必须小心地在如何满足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不能造成过分的依赖性之间确立起一种平衡。不然只会延长恢复过程，并使之复杂化。任何人在害怕或感到束手无策时必然比平时更具有依赖性。由于他们要求医生帮助解除自己的痛苦，他们很可能将依赖需求投射到医生身上。治疗的本身结构——按时与一位理解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人见面——加上有机会集中精力解决伤脑筋的问题，这两者都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自发的依赖性。
病人每周就医次数与逐渐增加的依赖性之间是有联系的。一位每周就诊一两次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性不会高于每天就诊的病人。认真确定病人与医生一起相处的时间数量——一小时还是半小时——能给以安全感，并限制可能增长的依赖性。
前后自相矛盾，态度暖昧不明，会损害任何联系，包括精神治疗在内，这时依赖性也被破坏殆尽。有位女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地更改与医生的约见，并且往往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见。她下意识地不让自己过深地卷入精神治疗中去。矛盾的是，她却在制造新的不稳定状态，这进而加剧了她的恐惧感，从而使她感到更加束手无策。
开始时，一般的抑郁病人每周就诊一至两次，而就诊时间一般规定为45分钟。一旦良好的气氛充分地建立起来后，接下来的就诊频率便可依据有多少事情可谈、病人生活中仍有多少动乱、病人还剩下多少内省力而定。在治疗的全过程中，由于病人容易对自己依恋的人产生强烈的需要，因此抑郁症患者常常要同自己想多看几回医生这一欲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得与尽早结束治疗的冲动作斗争。
治疗专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鼓励病人与那种危害自身、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这就要求医生必须进行大量的规劝，需要高度的耐心。有些病人一旦意识到某一种行为危害性很大，便会停止那种行为。但是许多人往往一拖再拖，因为他们还没看清医生忠告的意义，或者因为他们不愿舍弃一种错误的想法：这种行为会带来某种满足。
一个医生仅仅建议病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常常是不够的。他必须向病人指出，这种改变会诱发一些抑郁，但是同时能宣泄感情，这些感情可经几次就诊加以解决。例如一位病人一贯强迫自己发生一系列毫无感情的性关系，他可能正在隐瞒内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全感。
许多抑郁症患者可以成功地恢复健康而不需要他们家人过多卷入。但是，如果病人及其家属同意治疗专家能与家庭中关键成员见见面，让专家来决定家属与病人之间关系中的某些性质，这样做总是有帮助的。毕竟，家庭是一群相互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能够使病人感到抑郁，也会受病人抑郁的影响。没有人会在封闭的真空中得抑郁症。病人通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病理状况。他的康复必然会引起波动——整个家庭集团的价值观与权力平衡的变动。
通常有两种情形使得治疗专家更加积极地参与病人的家庭。一是接受治疗的患者因婚姻方面的纠纷造成了抑郁，或者由抑郁引起了这方面问题。其二是治疗青春期少年。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便与家庭进行一些接触，对于评价环境、掌握问题的全部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医生治疗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时很少与家长商讨，因为病人自己更愿意倾听医生这位不寻常的成年人的意见，医生与家长多接触就会慢慢地、无可挽回地危及病人对于医生的信任与信心。如果与家长接触过多，丧失这种信任的危险性就太大了。必要时，家庭成员往往被介绍到一位社会工作者或者治疗专家的同事那儿去进行商讨。
但是医生与抑郁病患者的妻子或丈夫合作则是很常见的，这样不仅能使病人的配偶明白怎样更好地与患者相处，同时还能够调整可能最初造成抑郁的态度与行为模式。偶尔，在病人的抑郁症消除之后，夫妻双方可以再共同就诊几次。
有时候患者亲属根本不愿出场，当婚姻开始恶化、濒临离婚的地步时，产生这种阻力是常有的事。有时，患者的配偶觉得有些事他不能或不愿泄露。他也许会以为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病人的抑郁负责，从而，往往毫无根据地感到羞辱和内疚。他也许害怕医生也会在他身上“找出毛病”。也许他不愿意放弃婚姻中那种“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优势。在许多场合，他们并不懂精神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也不懂自己干嘛非要卷入不可。
当患者一旦从抑郁中康复，最后的决定是何时终止常规就诊。病人可以这样问：“我可以停止来您这儿了么？”医生也可以建议：“我想该是终止我们会面的时候了。”病人对外面事物的考虑，往往会影响这一决定，譬如，离开这个城市，外出度假，因为公务太忙无法按时就诊等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决定明确表示出来，而不要采取推迟、违约的做法。
精神治疗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病人与医生间关系的结束，任何一方对对方都应该依然保持开放，一旦将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病人再度前来就诊——如发现某种问题，有某个想法或体会要告诉医生，医生要随时准备为他排忧解难。弗洛伊德的《终止的与未终止的分析》一文写于一个不同的时代，描写了一种不同的过程。他强调，在精神分析中应该达到这么一点，在这点上分析终止了。他认为可以运用人格的改变，或出现无法克服的阻力这两条标准，若两者中出现一种，分析家就应中止精神分析。够了就是够了。
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停止精神治疗的观点多少有些失之武断。除了病人考虑重新恢复精神分析外，通向精神分析诊疗所的大门已经牢牢地关闭。这种决策的后果是：对于许多病人来说，长期精神分析之后，生活又出现了种种危机，需要去拼搏；可这时他们被拒之门外，不能进行短期咨询，本来这能使他们更加灵活地应付各自的特殊困难。预防精神病理学——包括使康复病人保持良好状况——当时还未诞生。
当前，治疗专家鼓励病人与自己保持联系的做法日益普遍。这样一来，医生能追踪病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从而万一将来产生危机，他便有了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时所必需的资料。
精神治疗究竟应该持续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三年都有。
众多因素决定了治疗期的长短及其效果：开始治疗之前，病人得抑郁症有多久了？他因设置了陷阱，使生活复杂到了什么程度？他目前生活处境稳定吗？财政上有保障吗？他的灵活性如何？他学习速度快吗？治疗专家处理抑郁症的熟练与有经验程度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患者的治疗期限。例如，倘若他有严重婚姻纠纷，或者置身于一个压根儿令他灰心丧气的职位上，这时，治疗的时间要大大超过治疗那种由于年迈的父母去世时的紧张境遇所产生的单纯的、不太复杂的抑郁。
精神治疗向患者提供一个使自己从抑郁中解放出来的机会，患者同时还能获得有价值和有益的内省力。近年来这一过程由于三环抗抑郁药的问世而大大加快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