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与自己环境之间经常有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当个人所处的环境中发生事件时，他会对此作出反应；这一反应随即又在环境中产生反作用，对此他又将作出反应。
人们受外界影响的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挖苦实质上是一种贬低，它对于挖苦对象能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呢？这取决于对方的自尊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挖苦者的看法，以及该对象遭受这类攻击的次数多少。
抑郁诱发环境使人们的自尊心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事实上，它通常狠狠地削弱自尊心——或者一再激起各种情绪与冲突。对此，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唯一的应付方式就是抑郁。这种环境产生的效果可能十分微弱，也可能相当强烈，这要看抑郁诱发因素的强弱程度及其顽固程度大小。
除非一个人已经得了抑郁症，人们通常对于来自与已无关紧要的人挑衅不是宽容不究，便以短暂的发怒作为反应方式。但倘苦攻击他的那些人对他来说正是十分重要的人：他特别珍惜他们的爱和尊重，那么这种攻击造成的负罪感或无能感对他的冲击便格外强大。尤其是当指责不是针对争论中的主题，而尽是些与主题无关的人身攻击时，情况更是如此。
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自己信任的人对他的看法。通过这些人发表的意见，人们对于自己属于哪一类人的想法或是更加明确，或是愈发模糊。上司一句夸奖能印证他的自我评价：“我干得不坏。”相反，由于上司作梗痛失一次应得的提升机会，工作出差错时挨了当面批评，或者工作挺有成效却得不到赏识，凡此种种都会在大多数人心中滋生一种痛苦、怨恨和怀疑自己能力的混合物，并会导致抑郁。在夫妻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一方老是听到：“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话，这样的处境会粉碎任何人的自我价值。除非他与世隔绝，或者麻木不仁，以致于指责和抵毁无法触及他。
如果从关系密切的人那儿获得的评价既混乱又歪曲事实，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评价会对人的自我评价产生破坏作用。有时投过去的问题更象是非难：“你为什么总是发脾气？”“为什么你这样自私、不识好歹？”“你为什么不是个像样一点的妻子？”这类问题会在对方心头滋生困惑和疑虑。即使这种非难不无道理，它们更可能激起的也只能是对方的自卫情绪而不是内省力。假如这些非难不真实，缺乏事实根据，那它们与其说是反映指责对象的行为，更象是反映指责者的内心冲突或歪曲的看法，这时它们会严重威胁被指责者的自我性格意识。
抑郁诱发环境是由成千上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表达构成的。它们会在感情脆弱的人心中诱发自尊心的丧失、负罪感、无法表达的愤怒，以及一种得不到理解的持续感觉。
在家庭或组织内部，对一种人来说是抑郁诱发的环境，对另一种人可能不是。他在大学里是个尖子，不需要靠分数的印证来支撑自尊心。他还是个开拓型的人。他发现律师事务所刻板的章程使人很难施展才干。经过一段令人气馁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又跟顶头上司多次激烈地争论，他辞了职，来到一家规模较小的、也不算太有名气的公司任职。这里的要求规定得不那么死板，他可以直接去找任何一位公司首长，公司鼓励他承担力所能及的重任，他满怀新的希望与热情开始工作。
正如组织严谨的机构容易使自我实现型的人罹患抑郁症一样，结构松散的团体对需要严明的纪律并从中感到安全，从而能有效地发挥才能的人来说也极易诱发抑郁症。
个人的判断会屈从于形式和程序。当工作人员越来越适应这种体制，他们便丧失了原有的决策能力，应变能力也随之消失。建设性的行动被强制行为、迟疑拖沓和卡夫卡模式所代替，每项议题都必须通过这些模式，无论需要花费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种环境由于缺乏反馈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令人感到抑郁；它向环境内部的成员隐瞒他们的抑郁感。
有些忧郁诱发环境具有这一特征：它主要是由已经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却还未意识到这点的人所构成。他们的抑郁最初是由私生活中的冲突造成的，他们随即又将这些冲突带进工作环境：结果事情往往以干劲更足、独立意识更强的成员的退出而收场。留下来的人散发出一股碌碌无为的气息，似乎与环境中的气氛十分和谐，并不断地彼此加深内心的抑郁。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病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精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那几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还是很常见。换言之，抑郁症患者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忧郁诱发环境。
任何团体，不管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影响环境心理素质的最主要的人物是领袖。在企业界是总经理和他的直接副手，在宗教组织中是修道院长，在家庭里是父母。环境的基调是和他们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团体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团体领袖的特征。如果领袖是抑郁诱发型人物，环境也大同小异。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涉及的原则无论对大组织还是小组织——譬如家庭都一视同仁。在家庭中引起抑郁的最常用的手法包括以下几条：
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家庭成员掌握控制权，阻止其他成员享有一定的独立。
诱发对脱离家庭的焦虑心理，助长依赖性；使较为恋家的成员深信若无家庭的精神支持，他们连一天也活不成。
发送自相矛盾的信息来削弱对方的自尊心，同时阻止他正当的自我防卫，诸如：“我爱你，尽管你是这样的一种人。”
以迫使对方感到负有责任的伎俩不断诱发他的负罪感，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
曲解对方的目的和动机，从而使地位不太巩固的成员怀疑自己的看法，即使他们的看法更为正确。
以起源于眼红与妒嫉的竞争来感染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
制造单调、乏味的环境。
绝不允许任何成员公开流露感情，特别是正当的愤怒反应。
使用慢性抑郁来间接表达愤怒，在此过程中使他人不知所措、内疚和困惑。
阻止公开、直接的沟通。
医生必须与整个家庭打交道，治疗不能局限于被宣布为“病人”的人。十年来精神治疗专家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早期精神分析疗法中有一种假设：一旦抑郁症患者得以康复，那么除非遇到破坏力最强的环境，他便能够应付一切情形。但是事实越来越明显，在好转进程中，许多病人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从此再无进展。最初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病人的“阻力”。现在清楚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某种既得利益往往阻止病人摆脱抑郁的困扰。在这类病例中，医生们经常设法在治疗过程中让病人亲属也参与进来，目的是改变家庭内部的抑郁诱发因素。有时病人重新获得内省力，能自己改变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有时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完全中断，以至病人除了从中脱身之外别无选择。
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赌徒们看起来违反了因果律，因为他们明知最终的报酬是负值还继续赌。”换句话说，赌徒们有一定的赢钱次数，这一数目足以使他们明知自己会常常输，并且输赢机会是与他不利的——他最终总是输的，但还是继续赌下去。斯金纳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称之为强化作用的变量比率程式的影响。同样的过程在人际关系中也能看到。爱情关系中的一方可以用语言或行动表达“我爱你”，其表达的次数之多足以使另一方陷人这一关系不能自拔，即使他屡屡遭受冷落甚至偶尔遭到蔑视，并像赌徒一样终将丧失爱情。男女幽会中最有效的一招是以若即若离的表示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在爱得更深的一方心中激起焦虑，迫使他“入迷”。
有时，直到处境或环境发生重大变故时，人们才能看出原来它一直在诱发着抑郁。如果变化涉及面广，例如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开始土崩瓦解，这时新旧办事方式之间的冲突会使人产生困惑：一个人越是深深地受原先组织结构的制约，他在适应新形势的努力中体验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任何组织经历重大变革——哪怕是还有希望在新的、更有效的水准上重新组建——它内部长期患抑郁症的成员可能会头一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罹患抑郁症作为对这一变化本身的反应。对于无论哪一种人，动荡向他们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遇来解决各自的感情冲突，并从中汲取教训，与他人共同努力开创一个不再诱发抑郁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