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15日，家住日本北部新泻市的中学生横田惠放学后，与同学练习完羽毛球回家，在途中下落不明。其父母虽然八方寻找，但仍然杳无音信，横田惠时年只有13岁。此后，各地不断都有人员失踪的报告，如在福井县，有一对年轻恋人在海岸边散步时突然失踪；在石川县，新泻县的柏崎市和日本南端的鹿儿岛县，宫崎县等地先后都有类似情况发生。更为可怕的是在富山县有对年轻情侣在海边差点儿被人绑架，他们惊魂未定地报告警察说，他俩正在卿卿我我时，突然有一伙蒙面人从背后扑上来，将黑麻袋套在他们头上，绑上他们的手脚，就要将他们拽走。他们拼命挣扎，大声叫喊。正巧这时路边有人经过，远处传来了狗吠声，那伙人才扔下他们逃跑了。接到他们的报案后，警方紧急出动大批警员进行搜索，这批人早就不见踪影。各地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也曾多方调查、搜索，但是无论怎样调查，都找不到像样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线索，只好当作悬案挂了起来。
1997年1月，被北朝鲜绑架事件受害者家属在新泻率先成立的“救出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会”（简称“救援会”），联络新进党的众议院议员西村慎吾，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平泽胜荣等在国会中煽风点火。同年3月成立全国性组织“被北朝鲜绑架受害者家属联络会”（简称“家属会”），后又成立“为早日救出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而行动的议员联盟”（简称：绑架议联，首任会长为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前建设大臣中山正晖），“救出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会全国协议会”（简称“救出会”），“早日救出遭绑架日本人的行动议员联盟”（新绑架议联，会长石破茂，会长代理米田建三）等组织，展开活动。这些组织的成员不断出入首相官邸，还在国会周围频繁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对北朝鲜施加压力，进行制裁，立即夺回被绑架的日本人。绑架问题一天不解决，日朝邦交就不能恢复等”。他们还在各地的大中学校，大小剧院、会所、饭店、码头、广场等公共场所，到处开展游说活动，以获得人们的支持。同时他们走访了日本大大小小的政党，向各党派首脑和名人诉说，陈情上访。尽管人们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有时甚至会落下同情之泪，但是一听到他们的要求就表示不敢苟同，所以他们几乎四处碰壁。正如外务省的官员所说：“不能因10几个人而停止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努力。为营救绑架人员而不惜牺牲邦交正常化，这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都曾就绑架问题发表过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同时强调事情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急于下结论，重要的是要搞清事实真相，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就是这样的态度招致了这些援救活动家的仇恨，就连“绑架议联”会长中山正晖也没能幸免。但是安倍的家庭教师，前警察长官平泽胜荣却认为这是件可以利用的事件，极力撺掇“家属会”成员向政府和政治家施加压力，逼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公开表态。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曾窜上钓鱼岛张开“太阳旗”向中国人民示威的新进党议员西村慎吾更是公开叫嚣，为“夺回”被“北朝鲜绑架去的同胞，不惜与北朝鲜开战。”这两位议员是“家属会”成员最为信赖的政治家。而“家属会”秘书长增元照明公开宣称，“家属会”信赖的政治家只有3人，除了这两人外，第三位就是安倍晋三。而安倍晋三也正是通过支持“家属会”，到处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觉得他十分强硬，属于不折不扣的“鹰派”。
安倍晋三与绑架事件有着很深的关系，据他自己介绍说，当年他父亲安倍晋太郎还在世时，“有一天绑架受害者有本惠子的母亲有嘉世子（有本惠子，女，1983年到伦敦留学后下落不明，时年23岁。到1988年时有人发现她在平壤。是与她在一起的日本人，托到平壤旅游的波兰人带了封信到日本，其中提到有本惠子也在平壤。）来到安倍晋太郎办公室上访求助。安倍晋太郎当时正在竹下登内阁担任干事长，安倍晋三在给他当秘书。安倍晋太郎的秘书饭冢洋负责接待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警察厅和外务省，但是，结果在那两处都碰了钉子。”安倍晋三为此专门到警察厅和外务省去交涉过，但是在警察厅负责此事的，正好是曾经做过他家庭教师的平泽胜荣，平泽胜荣当时任警察厅保安课长，他回忆说：“1988年时，安倍晋三听说了有本惠子的情况后感到义愤填膺，从那以后就非常关心此事，2002年小泉访朝以后，张三李四都开始争相插手绑架事件，说老实话，真正关心此事，并为绑架受害者着想的，只有三个人，即安倍晋三、西村慎吾和我。”
竹下登掌权时，自民党内是经世会派的天下，特别是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主张对朝鲜实施融合政策，谁也不敢跟他对抗，所以，自民党内没有人对绑架事件感兴趣。整个社会舆论都倾向于日朝友好，新闻媒介对绑架问题也没有兴趣。安倍晋太郎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坚持关注绑架问题，并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孤军奋战。耳濡目染父亲对绑架问题的关心，安倍晋三在晋太郎突然去世后，自然就把这件事当作父亲未完成的事业继承了下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援救绑架人员运动与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势力汇合在一起，“家属会”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他们甚至解释说，正是由于日本战后一直“不能摆脱自虐史观的阴影”，造成“国民羸弱，国家无力保护人民”而遭致北朝鲜绑架。在他们的煽动下，“夺回”被绑架的人员成了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他们公开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中止对朝鲜的一切经济援助，禁止朝鲜船只停靠日本港口码头，禁止旅日朝人向朝鲜汇款等，一句话，就是要切断与朝鲜的来往，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北朝鲜就范。谁要胆敢不支持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行动、主张稍有一点不同意见，那就是民族的叛徒，是大逆不道者，“家属会”动员一切力量对他进行围追堵截，直到将他封杀为止，连新闻媒体都对他们唯唯诺诺的。日本外务省的外交专家，负责朝日外交谈判的外务审议官（副部长级）田中均等，都是在“家属会”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外务省的。而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由于在对待“被绑架的日本人”问题上态度不坚决，最终被自己的政治盟友小泉纯一郎挥泪斩马谡。以致有的外国媒体在评论日本那段时期的外交政策时曾幽默地写道，“日本的外交被‘绑架’了”。
在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原来一直不承认有绑架事件的日本警方也正式宣布重新进行调查。1997年5月，日本政府初步认定涉及10人的7起失踪案件属于“被北朝鲜绑架的事件”。此后朝日双方的红十字会就此事开展会谈，进行交涉。但是，1998年6月，朝鲜红十字会方面否认了此事的存在。不过，到了2002年3月，日本警视厅在追加认定了一件北朝鲜绑架案后，日本民众群情激昂，“绑架日本人质事件”，在日本国内继续发酵。3月15日，为了加强各部委之间的联系，对朝鲜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内阁成立了由外交、司法、财政及国土交通部等有关部委副部长组成的副大臣专案组，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任组长，负责专门处理这一事件。安倍晋三在该专案组成立后的3月17日，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政府从没有把绑架问题放在一边。”3月19日，专案组第一次会议在首相官邸召开，会上安倍又再次强调，“专案组的成立，其本身就表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十分坚定，不解决绑架问题，日朝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化。”
当然，朝鲜方面也在不断摸索，寻找打开朝日关系大门的途径。2000年3月，朝日红十字会举行会谈，朝鲜红十字会方面表示，它将应日方要求对失踪人员进行调查，一旦发现失踪日本人，将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并且及时向日方通报。2000年4月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平壤重新开始，日本旧话重提，朝鲜方面表示，如果日本再用“绑架”这个词的话，朝方将不再与日本举行进一步的对话。2000年8月，双方在东京举行第二次恢复朝日关系正常化会谈，再次涉及这一问题，这次朝方的答复是，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朝日关系的头号问题，况且朝鲜红十字会正在调查失踪的日本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