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湖北襄阳古隆中的十年，诸葛亮认真研读史籍，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冷静地观察与分析各个政治集团实力的消长和斗争的成败。诸葛亮认为自己辅佐刘备，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抱负。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欣然应允出山辅佐刘备，并针对刘备集团的处境，向刘备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三分天下、建基立国和北伐中原的战略方针——《隆中对》，确立了诸葛亮军事战略家的地位。整篇《隆中对》的中心是诸葛亮明白地提醒了刘备战略目标上的错误。刘备的问题在于他始终把曹操当成主要对手，其他当成盟友，可是诸葛亮却告诉他，其他势力都不是刘备的盟友，反而是刘备主要的对手，曹操才是盟友。这就是《隆中对》的伟大之处。到底谁是对手，谁是盟友，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基辛格也曾经说过：“所谓好的领袖，就是在事情发生前，对此能作出适当判断的人。”
所谓对手，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相见互厌或者水火不容的，相反应该是这个世界上自己最了解的人，否则就不配称为对手。其实，对手就像是镜中的自己，或者说就像是双重人格中的两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所谓对手，也许是上帝赐予的最特别的礼物。
安倍晋三自从步入政界以来，就不断遇到这样的对手，例如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和前财政大臣谷垣祯一，以及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等，就连那些口口声声自称是“安倍粉丝”的人，如山本一太等，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谁知到他是“安倍”的粉丝，还是首相宝座的粉丝。除了国内，国外的最大对手可能就是朝鲜的金正日总书记了。
由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朝日积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1945年朝鲜光复前，日本肆意吞并朝鲜，强迫当地人民信奉日本神、改日本姓，残酷地实施了36年殖民统治。殖民地统治失败后，日本对朝鲜又一直采取敌视和遏制政策，使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没有邦交的非正常状态。在朝鲜被分裂成南北国家后，日本政府更是露骨地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敌对态度。在1965年《日韩关系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承认韩国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这实际上等于关闭了日朝政府间交往的大门。
在朝鲜战争后的冷战时期，日朝官方的正式往来屈指可数，前后共有三次，分别是：1972年1月，日本以久野忠治为团长的超党派访朝议员团访问朝鲜，并签订了促进贸易备忘录；1987年9月，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访问朝鲜；1990年9月的超党派访朝团。当时自民党党内大老，副总裁金丸信和日本社会党前副委员长田边诚等组成超党派代表团，访问平壤，与金日成主席举行会谈。除公开的正式会谈外，金丸信还与金日成单独会谈。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开始进行恢复邦交谈判，并发表《三党联合宣言》。宣言表明“三党共同认为，对日本在过去36年期间，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灾难，在战后的45年中，应该对朝鲜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谢罪，并进行充分的补偿。”当时日本政府同意向朝鲜政府提供2万亿日元补偿。在这一期间，日朝关系也曾因1989年竹下登首相就朝鲜半岛问题表明了对“过去”的深刻反省和遗憾之后，出现了改善关系的曙光。竹下登的发言以及日朝三党的共同声明，标志着日朝关系的极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超党派代表团回国以后，《三党共同宣言》的内容受到日本右翼的激烈反对，再加上金丸信因佐川急便（物资流通）公司5亿日元贿赂案而下台，社会党的解体和金日成主席逝世，这一交流也就嘎然中止了。但是双方约定的政府间谈判机制于1991年1月起动，朝日双方举行谈判，讨论处理历史问题和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以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到1992年11月，朝日政府间的谈判，虽然紧锣密鼓地进行了8次，但几乎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朝鲜坚决要求日本彻底清算侵略历史，对过去的侵略罪行诚恳道歉，并提供充足的赔偿。而日本虽然口头上承认对朝鲜进行了殖民统治，但否认对朝发动侵略战争，并拒绝按朝鲜的要求提供战争赔偿。在历史问题上，双方均坚持各自的立场，互不退让。最后，由于爆发大韩民航机爆炸事件（1987年11月29日，一架从巴格达飞往首尔的大韩航空公司KAL858航班在缅甸附近的印度洋海域上空突然爆炸，机上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幸存。后据巴林警察调查，事件为北朝鲜特工所为。根据原北朝鲜特工、大韩航空民用客机爆炸事件罪魁之一金贤姬的供词，她曾在平壤的“特殊机关”接受过一位朝鲜名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的“日本人化”教育，与她同吃同住，而“这位日本女性是被北朝鲜从日本海岸地区绑架来的，”日本名就叫田口八重子。）日方向朝鲜提出追查一个叫“李恩惠”的女人的要求，朝鲜代表团表示抗议，并当场退出会场，谈判就此夭折。
与“李恩惠”有关，日方提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有十几名日本人失踪，并指控这些失踪人员被朝鲜方面“绑架”。据报道，朝鲜谍报机关在两国关系紧张时期绑架日本人，这些人大都来自沿海地区，他们专门被用来教授朝鲜特工日语及日本日常生活习惯。日本政府坚持将解决失踪人员问题作为朝日建交的先决条件。朝鲜方面一开始否认有关绑架日本人的指控，指责日本政府故意倒打一耙，有意将水搅浑，而逃避对侵略历史问题的清算。
1998年9月，日本政府以朝鲜发射人造卫星（日本称发射导弹）为借口，对朝鲜采取了强硬的“遏制”政策，不仅暂停建交谈判、中断粮食援助、停开定期航班，而且还借题发挥为扩大军事活动范围、修改宪法、实现“战后总决算”寻找借口。日朝关系的紧张与倒退不仅中止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势头，而且影响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与此相反，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方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反思和调整，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旨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建立半岛永久性和平机制的“四方会谈”，为结束对抗、改善关系、和平共处，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美国一改以往对朝全面“孤立和遏制”政策，并部分解除对朝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制裁，朝美关系出现改善转机。韩国总统金大中坚持推行“阳光政策”，半岛南北方民间往来和贸易合作开始活跃。金大中欢迎并支持朝美、朝日改善关系，这种形势使日本政府对朝“遏制优先”的既定政策受到巨大挑战。
针对朝美、朝韩关系的进展，日本开始寻找打破日朝关系滞后与被动的时机。1999年8月1日，朝鲜方面先主动就朝日关系发表政府声明。日本认为，这是朝鲜方面向日本发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遂决定抓住这一时机，派遣高层次的代表团访问平壤恢复两国之间的谈判。同年12月3日，前首相村山富市率日本政党代表团访问平壤，成功地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会谈。这次会谈的成功，不仅为两国改善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同时也为日朝两国重开邦交正常化谈判扫清了道路。日朝关系的这一进展体现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符合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大局。日本政党代表团与朝鲜劳动党代表团通过会谈，就改善朝日关系达成协议，一致同意要求各自政府尽早重开邦交正常化谈判。这是时隔7年以来日朝关系出现的一个转机。
日朝关系能够得到改善，除了有上述的国际环境大背景外，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和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90年以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第40届国会大选中丢了席位，几经大起大落，自民党内部大裂变，终于从执政党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日本新党与其他七个政党联合，建立八党联合政权，致使对朝鲜的政策也有所好转。
本书的主人公就是在日本政局进入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联合政权时代当选议员，步入政界的。根据资料表明，1993年大选中新当选的议员是1955年自民党建党以来最多的一次，共有134名新人当选，这表明自民党内新旧交替的加快。问题是如此动荡不安的政局，给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人留下什么影响。自民党正在经历痛苦的内部抗争，昔日的盟友一夜之间反目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而以往日的宿敌又会在片刻握手言欢，成为利益共沾的盟友。作为自民党的议员，安倍晋三首先尝到的是手中无权的在野党的滋味，而后又是一连串短命政权的走马灯似的内阁变换，这使他在最初的阶段感到不知所措。但是外祖父和父亲留下最大的遗产——人际关系，使这一个刚啄碎蛋壳出世的政治小雏很快地羽毛丰满，振翅雄飞。
日本国会议员，尤其是自民党的议员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如何在大选中当选，因为只有选上才是人上人，而一旦名落孙山，那可就是一文不名。然后就是如何在党内争得职位和在政府内阁中捞取官衔。也只有弄个一官半职，才能在媒体上露面，给选民留下强烈的印象，使他们能在下次选举中把票投给自己。而这些席位是按派系分配下去的，不加入派系的议员是无法在组阁或党内职位中分得一杯羹的。而且自民党章程规定，竞选总裁的参选人，必须有10名以上的国会议员党员的推荐。同一派别的议员是不会去推荐别的派系的人参选的，否则等待他的就是被本派系开除。被派别开除就意味着单干，而单干在国会中是一事无成的。自民党总裁任期两年，由国会议员和各都道府县自民党支部选出的大会代表投票选举产生。
安倍晋三在1993年的大选中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理所当然地加盟清和政策研究会。清和政策研究会是自民党中的一个派别，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森（喜朗）派”，是从岸信介派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当年福田赳夫与田中角荣闹分裂，自己拉了一帮人独立，成立清和政策研究会，围绕总理人事安排，与田中角荣展开所谓的“角福大战”，安倍晋太郎、三冢博、森喜朗和小泉纯一郎都先后担任过清和政策研究会会长。
因为安倍晋三曾长期担任外务大臣的秘书，所以当选的第一年，他就被破例地推选为自民党外交委员会委员。在众议院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在社会保障委员会学习，不久又被安排到众议院厚生（健康福利）委员会，后又调入负责政策立案的政务调查会，1999年10月升任政务调查会社会部会长，即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组长。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就爬到了一般普通议员可能要一辈子才能达到的高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可算是扶摇直上的“风筝型”的人物了。
进入21世纪，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两次访朝，日朝关系有所进展。而安倍晋三虽然还不是自民党领军人物，但是朝鲜问题给他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使他一举成名。
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选择之一，也是日本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长达10年的岁月里，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之所以能断断续续地进行下来，但又未能最终解决问题，主要是由于日朝双方都从解决燃眉之急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而在重大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从目前情况看，日朝关系正常化仍将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
应该说，冷战的结束为日朝关系改善提供了良好的时代背景，而日朝双方的合作意愿则为日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主观的动力。但遗憾的是，朝日两国结怨太深，互相猜疑，更加上朝鲜国内盲目的个人英雄主义泛滥，不断制造“绑架日本人事件”和频繁出动可疑船只在日本海面活动，以及核武器开发等事件，明显地影响了日朝关系的改善。而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则乘机兴风作浪，肆意炒作和扩大这些事情的影响，使朝日关系雪上加霜。而本书的主人安倍晋三则正是通过这一事件，确立了自己在日本政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