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文革”期间被迫销声匿迹的许多学会都重新恢复活动，新的学会和协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中国造纸学会成立于1964年，我是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负责造纸方面的学术交流和科普活动，自1966年“文革”开始学会停止活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学会召开扩大理事会，我仍被选担任常务理事（以后被补选为副理事长），并担任普及和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我当时的在职工作繁忙，但对造纸学会的工作仍付出了相当的精力。
大力开展造纸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在一些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协助下，我在北京、天津、广州、青岛等地组织了当时应用最普遍的“圆网造纸机技术”、“纸板生产技术”、“白水回收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等对纸业职工的短期培训班，又与华南理工学院合作举办了十多期较长时间的“工程师培训班”，介绍普及造纸工业的先进知识和先进实际经验，这些活动旨在提高造纸行业在职职工的技术水平。但是鉴于我国地域辽阔，生产技术工人众多，光靠办培训班进行普及是很不够的，编写技工教材也是一个职工提高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我组织编写的有当时使用人数最多的圆网造纸机技工专用读本。1981年，我在四川轻工业学校和四川造纸学会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造纸学会的科普期刊《纸和造纸》，亲自担任该刊的主编。这个刊物侧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以普及提高为基点，受到业内人士的欢迎。《纸和造纸》自创办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出于对它的特有感情，加上编辑部成员的坚持，我从1999年80高龄以来担任该刊主编至今。
在普及造纸知识和发展的努力中，媒体也为我提供了多元讲台。我有机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听众讲解许多特种纸的作用、造纸纤维原料以及造纸工业的环境保护等问题；还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造纸知识的短文，同有关工作人员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有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工作部邀请我参加他们举办的热心科普人士座谈会，钱学森同志也到场。这位知名科学家在会上作了简短和启发性的发言，他说：专家们大多精通本专业，而对其他领域知识往往相当贫乏，在当前各学科和专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情况下，单一发展自己从事专业的知识很不够，在丰富多彩的现代世界里也会显得愚钝，因此适度关心非本专业的科普知识很有必要。他本人受益科普工作匪浅，他的具体方法是，每天早六点半至七点在床上先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普广播节目再起床，这使他增加了对自己专业以外许多其他知识的了解，使他的知识能不过于狭隘，也不显得过于无知。他的发言，使我感到利用广播宣传，不仅是专家们向别人介绍本行的方法，也是使我们扩大自身视野和知识面的一种便捷途径。
当时国内造纸工业出国考察人员不多，对于国外造纸工业技术发展的动态了解甚少，因而1981年造纸学会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在天津举办了有百余会员参加的“国外造纸技术发展动态报告会”，十多位出国考察过造纸工业的学会会员应邀介绍考察情况与体会，并且进行答疑讨论，这项活动开阔了国内造纸工作者的视野，促进了造纸行业的国际交流，引起企业对技术改造和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视。
“文革”结束不久的这段时间，新建学会较多，除了参加中国造纸学会工作之外，我先后被选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理事和常务理事，并担任中国环境工程学会的副理事长，因此参与了起草轻工业环境保护规划的工作。新组建了中国轻工学会（后改称协会），我先后被选为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当时国家科委的武衡副主任联系我们各部科技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四十多人，联名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得到政府领导部门和重要企事业的热烈响应。协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成立，作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我登上了大会堂的主席台，并被选为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此外，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我又被选为该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于个人精力与时间有限，我在这些组织里的具体活动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