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造纸工业辉煌发展的改革开放年代，使我常怀念几位献出毕生精力，创建早期国内造纸企业的前辈，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对事业的执著努力，值得尊敬与学习。他们中如金瀚、陈晓岚、陈彭年都是我有过接触了解，年龄比我大二十岁左右的长辈，他们的事业心都很强，都对我国早期造纸工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非常遗憾，由于他们年事较高，都没有能亲眼见到我国造纸工业在新世纪的辉煌发展。
金瀚先生出生于1896年，比我早24年毕业于美国缅因大学研究生院的造纸工程专业，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创建国内新闻纸厂，先在浙江筹办温溪造纸公司，因抗日战争爆发中断，随后转入四川大后方继续筹办了中国造纸厂生产了国产首批新闻纸。他是国内外知名的造纸专家，抗战胜利后，转到福建，担任建设南平造纸厂的技术负责人，建成了主要采用国产设备，日产百吨的新闻纸厂，我在1962年到南平造纸厂考察时，他已年过花甲仍担任该厂总工程师，亲自陪我巡视了整个生产车间和他创造使用的水上储木场，边看边作扼要介绍，使我非常感动。他退休后仍一直关心全国造纸工业的进一步发展，1980年年过八十犹亲自由上海自购机票到北京参加中国造纸学会举办的造纸工业发展规划研讨会，晚间还邀我个别讨论。他于1989年去世，享寿93岁。1996年福建造纸学会编辑了纪念他百岁诞辰的专辑，我为专辑撰写了《风范长垂不老松》一文，表达我对金老的追念哀思。
陈彭年先生出生于1900年，早年留学法国，专攻造纸技术，重视工厂实习，掌握应用技术，回国后，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创办建国造纸厂，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曾担任江南造纸厂厂长。新中国的轻工业部成立后，一直被延聘为轻工部造纸局总工程师，他对岳阳造纸厂的厂址和工艺路线的选定，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我国高档钞票纸的研制，也做出了一定贡献。1961年我开始担任造纸局副总工程师与他同室办公，我们两人都喜爱抽烟，经常满室弥漫烟气，我对他很尊敬，他对我很谦虚并多鼓励，经常相互交流工作与生活经验体会，他是我这段时间的重要师友。1969年，他69岁高龄与我一同在接受“文革”期间的批斗后，都被扣发工资，并都分配到固安干校养猪。他精神体力都难承受如此重负，一代纸业宗师，终于精神失常，卧床难起，于1976年病逝。他和我同样，一直被扣发了八年工资（每月只给100元生活费），1976年补发被扣发的八年工资时，他已告别人世，哀哉。
陈晓岚先生出生于1900年，早年留学德国攻读造纸专业，回国后主要致力于创办卷烟纸工厂，对我国卷烟纸生产的发展，贡献卓著，如嘉兴民丰造纸厂的成功业绩，即其明证。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被调到北京，先后担任轻工业部造纸设计公司和轻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主要从事造纸厂的扩改与新建项目的设计工作，大多承担项目的设计总负责人。我是在广州造纸厂执行扩建项目时开始认识他，以后在轻工业部工作，参加他负责的援外项目设计审查又有较多接触。他为人谦虚谨慎，善于采纳不同意见，尽力完善所承担的设计任务，对造纸工业前期的建设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他在“文革”中也被揪斗，并于古稀之年，下放设计院的五七干校养猪劳动，备受折磨。1973年，我们都住在右安门轻工业部宿舍的同一门楼，成为楼上楼下的紧密邻居，偶过从请教，他都热情交流指导，但已劳累成疾，于“文革”终结的1976年病逝。我深深惋惜两位陈老前辈都未能目睹改革开放后我国纸业的辉煌发展。
1988年我年满70，从轻工业部科研院总工程师的岗位退休，退休后，轻工业部还先后聘任我担任部技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部参事室参事，意在安抚新离退休人员的心情，让我们有个挂名的咨询性职务，不致感到突然无事可做的变化。但实际上，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效果日益明显，各项事业欣欣向荣，造纸工业发展突飞猛进，我自感精力仍很充沛，手头可干和心中想干的事情非常多，退休能更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能更方便参与造纸有关的学会、教育、调研、论证、编著等多方面的各种活动。这20年也是国家社会安定，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令人高度振奋的时期。我能在晚年逢此盛世，并有机会奉献个人绵薄余力，深感幸运。由于参加各种活动较多，特别是造纸有关方面的活动，20年间我几乎足迹遍及全国（仅未到过青海和西藏），还三次出国，多次获得某些荣誉奖励。在此期间，由于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由完全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走向多元化，因而不断摸索改革上层管理组织结构，撤销了不少原设的工业部，我长期工作过的轻工业部也先后被改为“中国轻工总会”、“国家轻工业局”，现在更改变为一个非行政管理单位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但国内所有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都大大发展了，中国产品走向世界，“中国制造”震惊世界，可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当成功。同时，对许多不愿休闲的离退休人员，也提供了很多为国家社会继续献身服务的机会。我的亲身体验说明：身处盛世，催人振奋。为推进造纸工业的辉煌发展，继续学习、服务，是我老年能身心健康愉快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