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 就读初中
1930年夏，我在长沙修业小学毕业后，当时已离开军职闲居的父亲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率我们全家老幼一同临时迁居上海。上海当时殖民地地位非常明显，较繁华地区都是列强割据的所谓“租界”，除英、法、日租界外，还有由多国共管的公共租界。租界内经常看到的是全副武装巡逻的外国巡捕（警察），当时并不懂得这种租界与巡捕就是中国被作为殖民地国家的最明显的标志与耻辱。这时我应进初中，最初让我进了租界内离家较近的民智中小学走读初中一年级，仅念了半年，父母便又决定让我转到名气较大但离家相当远，不在租界内的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住校就读，时为1931年。当时发生了日军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全民极为愤慨，我与同学们参加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学校有一位教地理的老师，特别着重讲东北的丰富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让同学们填写东北空白地图的各地地理名称与资源特征，课堂上他讲解收复东北的意义和中国人应有的决心，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这位爱国又善于诱导的初中老师，迄今仍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记忆与怀思，迄今仍能牢记他那在课堂上爱国热情奔放的感人形象。
当时的初中同学都被编组为“童子军”，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每逢星期日我跟随许多同学，身着童子军服，分为几人一组，手执募捐竹筒到各大饭店旅馆为尚在东北坚持抗日的英雄马占山将军的部队募捐。面对我们这些爱国少年，所到之处人们几乎没有不向竹筒投款以表其爱国之意的。但是这些捐款如何集中，东北抗日军是否能收到这些捐款用于抗日，则是我们这些年轻爱国学生无从知晓了。
返回长沙进入雅礼中学
在光华附中只念了一年，日军侵沪的风声日紧，我父亲又率全家于1931年冬——日军入侵淞沪前，回到长沙。同年，在父母的主张下，我考入了当时教学和管理都很严谨，为余家子弟就学首选的长沙雅礼中学。这所中学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毕业同学会（简称耶鲁协会）于1906年在中国创建的学校之一，初办的是一所大学（雅礼大学）和一所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可能由于维持大学所需经费困难而停办，其后在原有的校址上，改办了这所中学，因而师资与教学和生活设施成为长沙各中学中的佼佼者，几届校长都是留美的教育学博士或硕士。学校管理严格，学生一律住校，入寝、上课与自习均有规律，周末才可回家一次，学习期间不得离校门一步。教师也大多居住在校内的教师宿舍（每家小楼一座），对学生亲近了解，但也要求严格。学生成绩差，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的必须留级重读，品行不好又屡教不改的（如爱打架斗殴、考试作弊等），校方往往在学期终了时，通知家长告以雅礼中学难于施教助其成长，而劝其退离雅礼，转学其他中学，改换环境。
雅礼创办的美国背景，使之相当重视英语，从初一开始，即由美国耶鲁大学选派的优秀语文学士来校教授英语课，这些年轻美国教师完全不懂中文，采用所谓“直接教学法”授课，使学生根据老师的语言行动，直接用英语思考，因而听、讲会话能力较强。进入高中后，生物课、西洋史课，都用英语教材讲授，对准备上大学学习理工科的同学，则高三的物理、化学课本均采用美国大学一年级教材，完全用英语授课。因而，英语如果不好，在雅礼的高中是很难读下去的。
雅礼很重视学生体育锻炼，校内各种球类、田径体操场地设施相当完善，为激励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学校每年都组织校内班际球类竞赛，积极参加市内的中学校际体育竞赛。良好的环境，使我从进入雅礼初中到高二期间，就热心参加篮、排、足、网各种球类和田径运动的锻炼，代表本班参赛争光。我还被选为雅礼篮球的校队参加市内中学竞赛，获得过长沙市中学篮球竞赛亚军，我还练习了较为冷门的撑杆跳高，参加长沙市中学运动会获得该项亚军。这是我一生中仅有难忘的爱好体育运动时期，因到高三后课业过于繁重，几乎完全放弃了体育锻炼活动，非常可惜。
在雅礼中学期间，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很少；但西安事变时，学生与市民无不担心在日本步步入侵、国势濒危的情况下，国内再发生内战，因而在听到蒋介石获释消息传出以后，市民们都感觉内战可以避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是大势所趋，因而当时长沙市民为此由衷的兴奋，自发上街游行放鞭炮。参与游行人数之多，气氛之热烈，实属生平少见，我们这些平时不准越出校门一步的雅礼同学们，也未经学校许可，几乎全体冲出校门，跻身在热烈的全市大游行队伍之中，与市民同庆。返校后，学校领导并无责备，这些难忘的群众自发奔放的爱国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这一事件的解决，也形成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新局面。脱离部队近6年的父亲，于当年冬接受了他保定军校同期校友，当时担任统帅湖南部队的第四路军总指挥刘建绪的邀约，担任了其主力部队第28军的参谋长，再一次离家到28军军部所在地湘西沅陵就职。
我在小学和中学学习都比较用心课业，在课堂都选坐第一排，潜心听课，晚间用心自习，学习成绩一贯较好，1936年冬，以全班学习成绩第一名毕业于雅礼中学高中。
全国首届高中学生的集中军事训练
1934年我在雅礼读高一时，看来是政府为了准备抗日战争，培养后备军官，长沙市作为国内首批中学生集中军训试点，对全市的高一学生全部组织参加了湖南学生军训总队的集中军训。我有幸和长沙市的千余名高一学生一同集中在市郊一个名为49标，能容纳近两千人的大军营，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军事训练。这个军训组织相当正规和受到社会重视，总队长由湖南省主席何键亲自兼任，副总队长除由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兼任外，还由一位毕业于美国诺维基骑兵军校，当时担任湖南国民军训处少将处长的何浩若任专职副总队长。总队下设大队、中队、分队三级，分别抽调由出身军校具备上校、中校和上尉军衔的在职正规军官担任，按严格的军校进行管理和训练。除军官学校的常规军事操练、强行军和实弹射击、课堂的军事典范课程外，还由当时担任副总队长的留美学习过的副总队长朱经农、何浩若等集中全总队宣讲民族英雄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人的爱国故事，又有当时国内唯一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第二大队大队长王之，介绍他在西点历尽艰苦磨炼学习的经历，以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不畏艰苦的精神。记得王之曾说，西点军校是美国将帅的摇篮，入校要求极高，他是在体格与学识经严格审查，由中国政府推荐，被西点接受入伍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但入伍不等于入校，对入伍生要施加超常规体能锻炼，适应操场和野外的高危险活动锻炼，凡在这种被称为“魔鬼考验”中，表现出胆小怕苦的入伍生都一律淘汰，淘汰率很高。他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唯一的中国人，拼死也要为中国人争气的决心，就很难挺住这种“魔鬼考验”而未被淘汰。他告诉有些认为当前军训很艰苦的同学们，作为入伍训练，我们当时实际是过于轻松的，为了将来献身救国，应该接受更艰苦的锻炼。这种精心安排的军训，不仅增加了我们的基础军事知识技能，习惯了逐级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基本军人要求，更重要的是启发提高了我们青年人的爱国抗日激情。这是一次非常成功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学生军训，如果当时就爆发全面抗日战争，我相信我和许多参加军训同学都会积极投身抗日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