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北上燕京？ 借读长沙临时大学
雅礼中学的教学风格与生活学习条件和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多有相似之处（燕京大学的校园为环境优美的燕园，即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址），当时燕京大学是雅礼一部分学业优秀毕业生所向往的大学之一。因进入燕大的雅礼毕业生品学兼优的表现，也使燕大给予雅礼中学推荐保送高中毕业班学习成绩最优、品行良好的学生一名，可免试入学的特殊待遇。我以雅礼毕业班学业成绩第一名获得了这个由雅礼保送免试入学资格，在得到燕京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后，我决定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化学系，并预定在1937年秋北上。正待束装成行，却爆发了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入侵，我国展开了全面抗日战争，当时北平实际上已被日军占领。我在长沙得到燕大紧急通知：燕京大学当时无法继续在北平开学，让我暂时就近在南方大学借读。当时北京的清华、北大，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也因京、津沦陷，在长沙联合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陆续抵达，并开始学生注册入学。这对我这个长沙人特别方便，1937年夏我在长沙凭燕大录取通知和紧急通知，获准注册进入长沙临大借读。但不久长沙也遭日军轰炸，武汉告急。刚由清华、北大、南开这北方三所大学在长沙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也无法安心教学。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指令，到寒假时，长沙临时大学根据教育部指令，决定迁往云南。按当时具体情况，长沙临大师生西迁主要分为两路：一路由长沙随同学校图书、仪器设备等运输车队，沿湘黔滇公路步行前往；一路则绕经广州、香港，借道越南，经滇越铁路至昆明。
长沙临大西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长沙绕道越南前往昆明
我选择了由长沙经广州、香港、越南，由滇越铁路至昆明的路线。同行的同学不少，旅程住宿舟车均由学校统筹安排。到了广州，学校安排我们在暨南大学宿舍寄住了近一个月，当时当地人大多不能听说普通话，广东当时实际又为地方军阀割据，不接受全国通用的“法币”，而只允许使用广东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和银毫，令我们颇有身处异国之感。由广州去香港候船的几天，同样由于语言、货币感觉不便，但在香港会讲英语者较多，购物问路较广州还较略为方便。由香港乘船去越南途经海南岛海口市时，曾在海口市港口登陆，使我们欣赏了椰树林立的祖国南方的热带风光，当地人多会普通话，又通用“法币”交易，几个小时的逗留，使我对这个海岛大感亲切与喜爱。船到越南的海防港登陆，随即由海防乘车转至河内停留数日，当时觉得这两个越南城市非常美丽，街道绿树成荫，市内住宅多为浅黄色的两三层楼房，令人赏心悦目。当时越南还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人当道，改用了拼音文字，但街头用中文牌匾的商店和中医诊所用中文开药方的也多，深感两国关系的漫长历史渊源。之后，由河内乘火车至滇越边境的老街留宿一夜。老街与我国滇越铁路南端的云南河口市相隔仅有一条狭窄的小河，河上有一桥，两地人民从桥上自由来往。但两岸之间却因民族与国籍的不同，语言和风俗各异，服饰差别极大。越南妇女习惯以头顶物，她们因常年嚼食槟榔，牙齿全呈黑色。两方建筑物甚至厕所都极不相同。而河口与昆明虽相距千余里，但到昆明后，发现两地语言、风俗、习惯与建筑风格却完全相同，使人深感国家民族间形成的差别，远远大于地域远近的差别。乘坐的这条由法国人组织修建的河口至昆明的一千多里滇越铁路是条窄轨铁路，穿越丛山河谷，工程极为险峻，河口至开远一段几乎没有全直的一公里轨道，一路弯弯曲曲，而且常是刚出隧道就上桥梁，转而又进隧道，火车在这段路只白天运行，夜晚停运。河口至开远需运行两个白天，开远至昆明段地势较好，一天到达。据说，当年法国人修筑此路时，中国筑路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施工，而生活条件极差，疾病流行，死亡甚多，几乎相当每铺设一根枕木，就断送一条人命，足见外来掠夺者不顾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死活。这次长途跋涉中的所见所闻，使我深感国家统一强盛之重要。
大师云集享誉迄今的西南联合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后，学校受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常委，组成校务委员会进行统一领导。这三所国内最知名大学的教授也都先后云集昆明，他们中许多是极受尊敬的学术大师、专业泰斗，如陈容袼、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秦穆、陈岱荪、华罗庚、吴有训、吴大犹、钱思亮、钱复、刘仙洲等，诸多名师几乎屈指难数。名校名师的组合，以及开明严谨的教学风格，使西南联合大学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国内最负盛誉，培养人才最多的一所大学。西南联大1938年成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联大因而解散，存在仅8年。学校何以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迄今仍为教育学术界思考探讨。
当时在云南省当局的大力支持下，校部设在昆明西郊临时建筑的草棚和铁皮顶的临时校舍，又借用了昆华中学等部分学校宿舍。当时多数同学因家乡沦陷，失去家中经济接济，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晚间自习都要抢占挂有煤气灯和光线较好的自修室桌椅，潜心学习。困难之中，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里的学习机会，加上来自三所学府的精英学者和名师，联大在这个困难的非常时期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后来卓有成就的人才。
刚到昆明不久的1938年11月，传来了家乡长沙市被守卫者自行放火全城烧毁的恶息，举国震惊。当时入侵日军尚被阻击于二百余里之外，此种自毁行为更令人民愤慨，迫于众怒，蒋介石下令处决了当时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棣、下辖保安二团团长徐昆、长沙公安局长文重孚三人。湖南同学则更痛心家园被毁，对当时担任湖南省主席达五年之久，对火烧长沙应负重责的张治中未受重处，极为不满，用他的姓名为首字，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治湘五年、三大政策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是“张皇失措”，以此表述了部分湖南人民当时对张的愤慨之情。
在大二时，因为考虑将来愿望从事具体工业建设工作，我由理学院化学系转入了工学院的化工系。系里先后三位系主任张大煜、张克忠和苏国桢都是当时化工界颇有声望的学者。大三时，在联大借读学生，凡愿放弃原有学籍，正式转学联大者，经过评审考试合格以后，可转为联大正式学籍，据此，我放弃了燕大学籍，取得联大正式学籍。联大虽属草创，但教学质量高，理工学院仍有虽简朴但尚较完备的各种实验设施，各系应做的试验几乎一门不缺。化工系的实验课特别多，这是因为除化学化工方面的许多实验课外，还有大量机械与电机的实习课程。我在大三时，每周竟有五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实验或实习，有些试验如定性定量分析，错了的要重做，还要交实验报告或者实物，上午总是课堂课程排满，有些还要求交习题，同时有些课程课前15分钟的小考不断，学生不可能为应考作任何准备，化工系的同学们着实有些累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拼劲较差的同学，实在坚持不下去，不得不中途转系。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比其他学院的课业都重而累，大家学习得很扎实。但文、理、法各学院虽课业不如工学院紧张，却有少数天赋较高、又重视自学钻研的同学，在名师的指导与较自由的学习气氛下，在相关学科往往能成为取得更高学术成就的人才。
联大校部在昆明市城西，而工学院三、四年级则集中在城东拓东路的几个会馆，由于工学院课业与实习繁重，不堪重负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多在念完二年级即不少转入文、理、法等学院，因而进入工学院三、四年级的人数远少于一、二年级。拓东路男生宿舍是原来的一个盐仓，能挤住百人左右。三、四年级仅有拼劲十足的女同学十余人另住一个较好的小宿舍，当时工学院的课程对女同学来说着实太重太累。有些实习如金属加工制作的全套制模、翻砂铸造、车、钳、铣、刨之类，就连强壮的男同学都累得直不起腰。1941年夏，我从联大化工系毕业时，同班仅剩的14名同学中，当年只有8人取得毕业文凭，原来的许多同班同学或转入他系或延期毕业，这使我们几个能按时毕业的同学颇感幸运。
我在校期间，战时纸币急速贬值，依靠固定工资与助学金为生的联大师生生活日益困难，如名师闻一多先生就靠为人刻图章补助家用，靠抽空兼职、打工贴补生活的师生极为普遍。但当时昆明有两大优越条件是让师生们感到庆幸的。一是昆明气候极佳，几乎四季无严寒酷热，夏不需挥扇、冬无需供暖，课室与宿舍可不需安装窗玻璃御风寒，衣服有学校发给的单薄校服与一件棉大衣即可应付四季，可谓得天独厚。二是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军政大权在握，对联大师生活动极为开明，除尽可能照料生活外，极少干预，使联大的学习与政治气氛极为生动活跃，非当时其他地区可比。联大同学们大多家在敌占区，经济困难、交通不便，寒暑假都基本留校，除温习课业外和打工外，也自找一些极少花费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打桥牌、下棋和放唱片组织跳舞，看电影要花钱买票，就比较难得看一次。
昆明虽在大后方，但日寇飞机仍常侵袭，1940年有一次听到空袭警报后，我与不少工学院同学从拓东路工学院跑到东郊经常预防空袭市区的田地躲避，不久看到27架日机分三批从头顶飞越，首批9架在我头顶投下第一批炸弹，离我最近爆炸的一枚，相距不过40米，我戴的眼镜被震落，依附卧下的田埂全部崩塌，将我全身掩盖，避免了弹片伤害，这是我在昆明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空袭。当时工学院躲避空袭的这片田地落弹较多，田间输水渠两侧树丛停留的大量乌鸦，大多被炸弹弹片和气浪震害死亡落地，而工学院同学，虽饱受惊吓，仅有一人耳被震聋，没有其他伤亡，实属万幸。来袭敌机的另两批18架将炸弹全部投入昆明城内，扬起几股直冲云霄的黄色粉尘，情景凄凉，由于缺乏防空力量，只能无可奈何地任敌机逞狂暴于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