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到达昆明至1941年夏在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毕业，因经济与交通原因，寒暑假从未回过湖南老家。联大毕业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回湖南老家看望阔别了三、四年的祖母及父母等亲人。当时日寇虽一直未能侵入长沙，但湖南省会已较早从长沙临时迁到湖南偏南的耒阳县，我家祖母、母亲及弟妹则迁居到邻近耒阳的茶陵县。父亲自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担任副军长的28军，最初抗敌于浙江东部，后退守浙江西部金华兰溪一线与日军对峙，一直不在湖南。
我由昆明返湘只能利用花费最低，搭乘战时条件很差的公路便车与低档铁路客车。在云南境内，由昆明至霑益可乘一段短途火车，但火车行至中途遭遇大雨，列车前后两端都有山坡塌方，进退不得。加上低档车厢结构恶劣，车外下大雨，车内落小雨。就这样，我在饮食全无，饥寒交迫之中度过了大约两天。所幸发现离铁道不远便有公路，我与同车一些年轻人，肩扛行李到公路边等候去贵阳的过路运货车，请求搭乘，并付给司机一些钱。获得同意后，趴在货物上当乘客，这样的乘车人当时被称为“黄鱼”。我有幸在小等之后爬上了一辆去贵阳的货车，当了一回“黄鱼”。这是一辆用气化罐烧木炭代替汽油的卡车，行车困难比较多，经常要下车帮司机处理他的气化罐，添木炭，摇风机鼓风等。到贵阳，我又搭乘了一段长途货运车到达广西金城江，那里就有了经广西通桂林和从桂林到湖南衡阳的火车，余程较为顺利。但总体上由于路况极差，客货车辆破旧，且汽车多用木炭气化作燃料，汽车抛锚和乘客推车是经常的事。这样一段路程，我确是经过千辛万苦，耗时十多天才得以到达目的地。现在，人们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期间后方内地交通之艰难。我对这段行程迄今记忆犹新。
回到湖南，我首先到耒阳看望了当时在那里族中迁居耒阳的一些亲属。当看到当时担任省建设厅厅长的叔祖父余籍传时，他留我在湖南参加筹办建设战时急需物品的工厂。我应承探望父母之后即可应命，随即先去茶陵看望祖母、母亲，并陪同母亲去江西看望在上饶的父亲，当时，他任第28军副军长兼饶梁师管区司令。其军部在浙江前线，师管区司令部则在江西上饶，他两地兼顾，但上饶距前线较远，可带家属。我与母亲到达上饶第四天，父亲才从浙江前线军部回到上饶，父亲询问了昆明学习情况和我的工作打算，勉励我谨慎工作，在抗战后方多做利国利民的实事。与久别的父亲相聚仅一周，留母亲在那里照料父亲生活。自己单独返回耒阳到省建设厅报到开始工作，这次在战乱中与散离各处的家人的见面大多是小聚即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