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和朋友杰克在芝加哥基督教青年会（YMCA）参加了一场临时组织的篮球比赛。杰克比我年轻，精瘦结实、彬彬有礼。这种篮球赛最容易显现一个人道德方面的优缺点。在这类比赛中，有时确实很难分辨哪些是反常行为，哪些则是愚蠢的男性竞技意识的通常表现。那天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对手菲尔比赛时似乎处于一种毫无目的的盛怒之中，在那之前我们并不认识这位年轻人。如果他只是言语挑衅，那还算是一种有节制、文雅明智的做法——可他却对其他球员恶语相向，连对自己的队友也不例外：“你这笨蛋！”“你到底会不会打球！”而当别人指责他犯规或是抱怨他动辄飞肘或近似违规的进攻时，他反倒觉得受到了极大伤害。菲尔与杰克在赛场上互相掩护，尽管菲尔的行为和出口伤人让他的忍耐接近极限，杰克还是尽力保持冷静，提醒菲尔“别冲动”、“专心打球”。
几个月后，杰克和菲尔又一起参加了另一场比赛，可这次情形就没那么顺利了。菲尔还是猛拉队友、辱骂不断，而杰克的竞争冲动也被挑起，决定挺身而出教训一下菲尔，让他老实些。
转眼间他们开始相互奚落，而在杰克运球冲向球篮时，却被菲尔伸臂抱颈阻截——菲尔用肩头使劲撞向杰克的上半身，杰克跌倒在地。他从地上跳起，破口大骂。菲尔则毫不迟疑地朝杰克脸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杰克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几乎已被忘却的童年时代，处于他厌恶的一种状态中：“我十几岁后就再没打过架，而那时却不顾一切冲菲尔抡臂挥拳。”其他球员立刻上前劝架，将他们拉开。菲尔丝毫没有悔意。杰克飞快拾起运动背包，离开了球场。
杰克极为恼火：“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和人打起架来。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刚刚当选本地商会的成员，而我居然就向那家伙挥起了拳头。我对自己感到愤怒还有另一个原因。尽管我很爱父亲，非常钦佩他，可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做出类似斗殴那样疯狂的事，那让我十分尴尬。我正努力成为一名正直的青年律师，此时更不希望自己有那样的表现。那场打斗就像一个坏兆头，我没能像预期的那样超越这种行为。”
杰克没法就这么将此事件抛诸脑后。他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前台，坚持让他们暂时撤销菲尔和他自己的会员资格。随后他又给青年会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并再次建议暂时撤销他俩的资格，因为他认为“我们的愚蠢程度”不应得到容忍，“一视同仁和零容忍度应该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对待任何形式打斗的政策特征”。第二天，主席打来电话说菲尔的会员资格被终止了——因为关于菲尔的投诉一直都很多，而出于一视同仁，杰克的会员资格将被暂停3个月。
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在关注道德问题，因为我们无法从感动我们的事物、从我们的情感中将其剔取出来。情感是道德信仰与行为的根源。正面情感，诸如同情、赞赏与喜爱，有助于促进关爱与宽容。而某些痛苦的情绪对于道德规范也一样不可或缺。诸如羞耻、内疚和恐惧等情感保护着我们的社会——为了避免羞耻与内疚，我们便会遵循道德标准与规则，从而避免了敌对心理、残酷行为、傲慢或贪婪。这些情感还是人们进行道德学习的动力，它们能够激发出更完美更复杂的道德信仰。杰克对那场打斗心怀羞耻与内疚，反而促使他认清诚实的核心，明白怎样的行为才符合自己最高的道德本能。从这些方面来说，适量的痛苦情绪是积极的，因此，如果父母刻意避免孩子生活中出现此类情感，反而会导致危险后果。
但如果孩子或成人不得不面对大量的负面情感，同时又缺乏积极的应对策略，这些负面情感就可能变成一股持续的具有破坏性的逆流，有时会淹没他们的道德冲动和信念。哈佛儿童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Kagan）发现，那些旨在向孩子们宣传暴力将导致恶性后果的暴力预防项目并未起到多大帮助，“因为孩子们明白暴力是错误行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只是引发暴力行为的羞耻感和其他破坏性冲动”。杰克面对的问题不是缺乏价值观念或欣赏他人的能力，相反，他极为正直善良。问题是他发觉自己突然被羞辱和愤怒所控制（而父亲的行为又深深影响了他对此的表现）。
有些孩子或成年人可能像菲尔一样几乎时时处于自以为是的愤怒之中，时刻不放过蔑视他人的机会，此时羞耻感通常是自我意识中无法摆脱的一个核心部分。愤怒掩饰了他们对自我的猜疑，使他们不至于为羞耻感所吞没。序言曾提到的16岁的比尔，他之所以参与用放屁机作弄别人的阴谋中，是因为他屈服于希望得到认可和肯定这一需求。13岁的马特潜入朋友家中行窃，他的解释是他无法容忍别的孩子比他有钱，此时作祟的便是嫉妒与自卑感。孩子们有时会向老师撒谎，不肯告诉老师有人要在放学后打架，就是为了避免被人视作告密者，担心受到排斥也促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此外，如果负面情感持续过度出现，孩子就可能产生原始的道德信念。因为学生害怕不及格且自卑心理作祟，现在许多学校作弊蔚然成风——一次调查表明，75%的中学生承认曾经作弊，而接受我们采访的学生居然找出各种借口来证明作弊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能进入一所好大学，这么做也值得。”“就算别人知道你作弊，那又怎样？”或是那种典型的反应：“大家都这么做。”有些孩子为偷窃行为辩解的借口是：“社会很腐败”，或是“人们只关心自己”。有些孩子所形成的整个道德体系可以帮助他们应对自己的羞愧感及自卑情绪。例如，某些帮派错综复杂的道德准则认为，将死亡作为惩罚怠慢者的手段是合理的。
显然，许多不同的情绪可以塑造孩子的道德发展，但有两种痛苦的情绪却令人不安：一为羞耻感，这是一种觉得自身毫无价值且很尴尬的强烈情感；二为害怕得不到认可或被人孤立的恐惧感。尽管处于正常水平时这些情感对人的道德品质至关重要，但是，无数孩子面对的是强烈的羞耻感以及担心无法得到认可的极度恐惧，这就可能导致孩子及成人的各种不当行为。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越来越多的父母热衷于维护孩子的快乐感，并竭力保护他们的正面情感，但结果却在无意中助长了这两种负面情绪。
那么，身为父母与导师，我们的哪些行为在进一步激起这些情感？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才能消除它们？如果孩子感到强烈的羞耻与受人排斥的恐惧，我们又要怎样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情感？
我们先谈谈羞耻感。
羞耻感与自卑感
25年来，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吉里根（JamesGilligan）的工作对象始终是重刑犯，他们的暴力罪行大都荒唐古怪。尽管犯罪原因各不相同，但吉里根发现了一个共同点：“所有暴力罪行都是由羞耻和屈辱引发的”。他注意到这些罪犯往往“一生都在受人轻蔑和鄙视”。对他们来说，受辱比死亡更加可怕。“世界上最危险的，”吉里根说，“正是那些害怕被人视为懦夫的人。”
所有情感中羞耻和自卑最具有破坏性。无数次战争和种族灭绝行为正是因为某种真实或想象中的自卑引发的——希特勒毫不讳言要一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所受的耻辱，那是“凡尔赛带来的屈辱”。然而由羞耻、自卑导致的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大多普普通通、平淡无奇。十几岁的孩子考试作弊，是因为担心无法被名校录取；向朋友隐瞒父亲的职业，是觉得他的工作低微；散播他人的谣言，是由于觉得自己的人缘受到了威胁。此时羞耻与自卑往往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人们对美国人普遍存在的自我陶醉已进行过不少研究——这是一种包括傲慢、自以为是和缺乏同情心的复杂感受，而心理学家早就认识到，自我陶醉源自幼年受辱的经历。因蒙羞而造成的伤害，正如希特勒恐怖的报复行为，经常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蒙羞的成人通常要发泄情绪——正如菲尔往杰克脸上吐了唾沫，而蒙羞的孩子可能再去羞辱其他孩子，而为人父母之后则是羞辱自己的子女。一些伟大的戏剧，例如尤金·奥尼尔（Eugine O'neil）的《长夜漫漫路迢迢》（LongDay'sJourneyinto night），讲述的正是家庭成员因为恼羞成怒而互相揭短，同时拒绝给予慰藉与关爱，而这本是拔除羞辱这根毒刺的最佳方法。
只需将羞耻感和它的近亲内疚相比，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危险性。内疚是指我们违背内心准则时感到的自责——诸如欺骗配偶、暗中诋毁同事或对犯罪行为瞒而不报。内疚感强烈到一定程度时，比如杰克遇到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做出补偿。若不能弥补过失，这个世界就看似一团混乱、无法继续。纠正这种状态的办法往往会自然浮现——内疚感持续，通常也就带来了解决办法。
从这些方面看，羞耻感就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克服的。研究羞耻这一情感的专家罗伯特·卡伦（ROberTKaren）指出，人们通常不会因为某件事或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而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尤其在感到自己的缺点被曝光，并被人看见或以为被人看见之时。著名精神学家海伦·布洛克·路易斯（HelenBlOck Lewis）说：“我们说，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我对某事感到内疚。”羞耻与内疚通常难以区分，而人们减轻羞耻感的一种方法就是将其转化为内疚——就像杰克因此而写信给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无意中他这一行为弥补了破坏规则和侵犯他人的内疚感，以及当众如此表现的羞耻感。但这种转换或弥补通常很难实现，因此容易加深内心的痛苦。当羞耻感越来越强烈，或者在幼年时期就已经铭刻于自我意识之中，当人们缺乏应对策略时，羞耻感就极可能削弱欣赏他人的能力、破坏道德动机，并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然，孩子可能因为不同原因遭遇不同形式的羞耻感。有些孩子从幼年开始就可能因为身体残疾，或是因为经常接触种族、民族或社会阶层等成见而容易受到羞耻感的影响。但身为父母，我们应当尽力保护孩子免受羞耻感的伤害。例如，美国黑人作家兼儿童律师玛莉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 Edelman）说，小时候她生活在最保守的东南部地区，那里种族差异主义者言论猖獗，多亏她父母与社区其他成年人的庇护才使她得以安然度过成长期。令人忧虑的是，也正是父母，可能在孩子身上留下最强烈、最难消除的羞耻感。正如卡伦所言，如果我们没有教授孩子基本礼貌，只是一味鼓励他们自我膨胀，或者没能注意或控制他们某些令人反感的性情，我们就可能间接地使孩子陷入羞耻之中。如果父母给予孩子太多自由——例如常常让步于孩子的冲动，或是过早赋予他们过多自主权——也可能增加孩子感到羞耻的几率。
然而，即使我们无法避免某些直接引发羞耻感的行为，也至少应该尽力减轻这种负面情感。作为一名临床治疗师，多年来我最为关注的是一种直接羞辱的行为。有位40岁的患者，姑且称他为山姆，他一直无法忘记11岁时发生的事。那时他一尿床，他母亲就有意将床单晾在门前草坪上，让邻居的孩子们明明白白地看在眼中。即便30年之后，这些记忆一样使他无比愤怒——他说就像丧失理智一般，那种记忆简直就是一个黑洞，他对母亲的所有同情都从中流失殆尽，即便她已年老体衰。孩子成长过程中并不鲜见的是某些父母更具破坏性的行为。他们直接告诉孩子他们让自己觉得丢脸，或指责的不是孩子的某种行为，而是他们某一明显且无法改变的性格本质：例如孩子不够漂亮，不够聪明，或不像邻居孩子那么出色。我的一位朋友年已80，却仍对18岁时感受到的强烈的羞耻感无法释怀：当时因为她无法应征入伍，而父亲说这是他头一次因为她是个女孩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这样的羞辱会对孩子造成极大的伤害；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受的羞辱，因为羞耻感的生命力顽强得可怕，所以往往就会阻碍我们尊敬或原谅那些也许曾以其他方式尽心照顾我们的人——山姆与他母亲的关系便是如此。如果这种羞耻感长期无法消除，那就可能导致一种持续的过失感或冤屈感，聚集的怒火就会不断削弱孩子的同情心及欣赏他人的能力——就像吉里根采访的那些囚犯那样。而在某些社区，这种直接的羞辱相当普遍。例如，为了唤醒孩子们身上最强烈的表现欲望，一些体育教练会露骨地使用侮辱与轻蔑的方式。
这种羞辱行为确实使我们不安，但至少在中产阶层中，已有证据表明这种现象已大为减少。心理学家佩吉·米勒（Peggy Miller）与其同事所进行的研究表明，美国中产阶层的母亲十分关注孩子的自尊，强烈谴责羞辱孩子的行为。我们的文化非常适应包括羞耻在内的各种脆弱情感——过去30年中美国所进行的心理研究，超过整个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努力——羞辱这一行为已被烙上了耻辱的印记。因为羞耻感令人痛苦又如此强烈，很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专家视为攻击的目标，而正是这些专家在监督规范我们的情感生活。无数书籍警告父母羞辱孩子将带来灾难：诸如自励大师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在全国进行的巡回演讲，恳请父母停止羞辱孩子；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和电视电台的专家强调了嘲笑孩子性格或当众羞辱孩子的后果。
但目前的情况就令人费解了：尽管公开羞辱的行为已在逐渐减少，但遭受严重羞耻感折磨的孩子或年轻人的数量并未相应下降。现在许多心理学家声称羞耻感十分普遍；甚至有人认为事实上羞耻感较从前更为常见。我们的文化似乎为此所困扰。好几部流行的电视剧都是围绕羞辱展开的，如《美国偶像》（AmericanIdol）、MTV频道的《房不胜防》（RoomRaider）与整人秀（PunRed），而且几乎都是从色情角度过分曝光了我们最为隐秘的自我怀疑。不知不觉这些节目吸引了无数美国人，因为它们依据羞耻感这一永恒的威胁制造出了紧张气氛——它们利用了我们对羞耻感的恐惧。
当然，羞耻感仍旧普遍存在是由复杂的社会因素造成的，例如被父亲抛弃的孩子数量多得惊人，我们越来越关注自己而非社区，我们更执着于追求引人注目的成就等（这些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另加讨论）。但另一个原因则是父母可能在许多方面让孩子感到羞耻，而无论父母抑或孩子都很难觉察到这一点。（我在稍后将提到，令人庆幸的是，对于目前种种形式的羞辱，我们拥有许多应对方式。）
19岁的吉姆·斯塔伦生活在长岛的一个社区，家境富裕。他回忆说，从幼年起他就生活在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他的父母一再告诉他，他拥有一切。在他看来，他也确实什么都不缺。他拥有所有可能的物质享受。他就读名校，周围的邻居也都受人尊重。吉姆是他母亲第二次婚姻中的幼子，因此她认为自己在教养孩子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吉姆也承认他母亲或继父几乎从未对他粗暴过。他的继父温和文雅，尽管与他多少有些生疏。
尽管如此，吉姆却几乎一直挣扎在令他羞耻的自我怀疑之中。如果名字未能出现在学校光荣榜上，他便觉得自己被羞耻感所淹没；而且几乎任何形式的轻蔑都会让他受到深深的伤害，使他陷入自我怀疑的恐慌中。有时他深深自责，认为自己忘恩负义——他告诉自己应该更自信才对，因为自己已经够幸运了。他想和母亲谈谈自己的感受，有时觉得她非常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但有时她也会不屑一顾。吉姆记得有一回在中学人类成长课程中学到“自卑”这一概念，回家后他告诉母亲自己有点自卑，而她却立即反驳道：“那太荒谬了！”吉姆发现母亲经常让他感到恼怒，自己开始和她顶嘴，但到底因为什么他也说不清。
虽然吉姆从未直接受过羞辱，但在他的家庭环境中，羞辱几乎不可避免。如果父母将快乐狭义地界定为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如果父母认为快乐就是物质上的满足或就读名校，正如吉姆的父母所做的那样，而后大张旗鼓地去满足这些需求，他们就可能让孩子深陷羞耻感之中。各种形式的欠缺、失望或不确定都会使孩子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出了差错。
同样孩子会认为他们遇上的困难都是自身缺点导致的，因为父母已经将他们的家庭理想化，或是从未在孩子面前暴露出自己的缺点。吉姆的母亲就是如此，她认为吉姆应该快乐，因为自己的教养方式已“非常完美”。身处这样的世界中，任何孩子感到苦恼时，便可能觉得自己是个不知感恩的家伙。此外，如果父母过于注重衡量孩子的价值——是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受欢迎的程度或是否具有个人魅力等，那么孩子只要觉得自己没能通过各种明里暗里的测试，无疑就会感到羞耻。
然而，也许最常见最具破坏性的羞耻感是出现在孩子的情感和软弱对父母构成威胁的时候。吉姆的母亲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不愿接受儿子感到自卑这一想法。许多父母很难容忍孩子的缺点及情感问题——诸如焦虑、愤怒、失望，甚至悲伤。在游乐场上我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表露出一丝焦虑或失望，他们就会冲上前去试图“消除”这些情感。现在确实有些家长草木皆兵，只要看到一点点问题的迹象，就急于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最近一位家长对我说（他是学校家长委员会的负责人）：“老师说父母总是要求孩子做到最好，并且受不了有关孩子的任何问题或弱点的反映。”然而，作为一位被理想化的家长、孩子希望长大后效仿的榜样，如果无法应对某种情感或缺点，那孩子就可能认为这些情感或缺点是错误的，是自身的缺陷。诸如愤怒、嫉妒，甚至羞耻等情感都可能成为羞耻感的根源。“没有什么比感到羞耻更让人羞耻的了。”詹姆斯·吉里根如是说。
许多因素可能导致父母受到孩子负面情感和缺点的威胁。一些父母因忽略了孩子而深感内疚。通常孩子的负面情感与父母自身尚未解决的情感问题存在联系，或者是不符合父母对孩子或对家庭的期望——这在吉姆和他母亲的例子中再次得到证实。《普通人》（OrdinaryPeople）这本书及其同名电影就是一个杰出的心理分析案例，说的是一位母亲不愿面对儿子的痛苦，甚至感到愤怒，因为这破坏了她精心塑造的美好家庭的形象。更糟糕的是，受到威胁的父母往往不遗余力向外界掩饰孩子的问题，结果只能使孩子对消极情绪更感羞耻。研究表明，富裕家庭尤其可能隐瞒问题——有时正是因为过分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才激发了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而且很多富裕家庭关心的是如何维持表面上的幸福，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应该比那些不那么成功的人更有能力解决心理问题。首先他们也觉得自己面对的心理问题应该更少。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像吉姆母亲这样的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一失败或许是总体积极趋势中消极的一面。现在我常听到教师和家长说，有些家长听不得别人对他们教养孩子的任何指责，而他们往往并不是疏忽大意的父母，相反，他们极为关注孩子，甚至对孩子的生活事无巨细件件操心。比起40年前，现在许多孩子和父母的接触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母亲出去工作，越来越多的父亲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然而，中产阶层的孩子与父母闲暇时相处的时间，却几乎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这类家长，就像吉姆的母亲，常常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并觉得对孩子的情感生活直接产生着重要影响。而正因为他们付出的太多——因为他们的自尊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养育孩子的责任密切关联，所以，对他们来说，养育失败的成本过高了。对于某些父母，任何教养失败的迹象，孩子任何痛苦、愤怒、怀疑或软弱的表现，都是对他们亲职胜任感（senseOfcOmPeTence）的打击。
此外，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父母仍然对孩子表示出轻蔑，同样，这一点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孩子都很难意识到。儿童研究专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ealLewis）教授用录像拍下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交流，他发现中产阶层社区中的母亲都十分注意避免在言辞中流露出对孩子的蔑视，也很留心关注孩子的行为而非他们的性格。但刘易斯发现，许多母亲在指责孩子行为的同时，脸上显示出厌恶的神情。他写道：“我们发现30%～40%的父母在禁止孩子做某些事时脸上都带有厌恶之色。而这还是实验数据，因为做母亲的知道有镜头对着她们……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因为我们不再惩罚孩子；可实际上，我们可能反而在羞辱他们。”刘易斯认为，这种厌恶“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它很隐蔽。厌恶的表情一闪而过，父母完全可以否认；即便他们承认，他们也不相信孩子能够觉察”。我们大都生活压力巨大，时常感到神经紧张、疲惫不堪，因此有时要求孩子立刻服从我们的命令，而毫无疑问，羞辱孩子的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因为这样做破坏力极大。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有时我们还允许别人羞辱自己的孩子。例如，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放纵羞辱孩子的“特种部队”——孩子的兄弟姐妹，他们像鹰一样善于发现并嘲笑每一个缺点。比如，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批评孩子体重超标，但孩子的兄弟姐妹没完没了地讲胖子的笑话时，我们却没有加以阻止。有时父母未能保护孩子免受同伴的羞辱，甚至还不自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
这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领域。直接受到强烈羞辱对孩子所造成的创伤已经很难恢复或痊愈，如果孩子受到的羞辱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或甚至无法得知真正的肇事者，那他们怎样才能从中恢复呢？对此，像吉姆这样的孩子是难以抵御、难以培养出应对能力的，也无法告诉父母到底是什么伤害了他们——所以即便父母再努力，或许还是无法得到任何反馈。孩子可能会对父母感到愤怒，却又找不到任何理由。他们也为这种愤怒感到羞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可能因此恶化，正如吉姆和他的母亲一样，开始因为小事或误解而争吵。结果不仅孩子要承受羞辱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而且父母的道德权威性也会受到削弱。
当然这并非意味我们要像从前那样公开羞辱孩子。公开的故意的羞辱行为的减少是个重大进步。公开羞辱让人不安是因为成功的父母、教师或教练从不需要故意羞辱孩子，这使上述显而易见的羞辱更具悲剧色彩。如果孩子尊重我们，我们的道德标准与期望以及所设定的限制不仅能够产生预期效果，还会引发完全健康自然的羞耻感。例如，当孩子因为打人而被要求离开房间，他会感到羞耻。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孩子可能感到羞耻而放弃制定标准或凡事如履薄冰。相反，我们应努力制定明确的目标，并积极促进其实现以减少不必要的惩罚。
我们的目标应是在原先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作为家长，有许多方式可以使我们避免不必要地羞辱孩子。我们可以更好地管束孩子的兄弟姐妹，保护孩子免受他们的羞辱；我们可以坚持一个简单原则，即只要有可能，都应该私下责备或管教孩子——因为当众惩罚或令孩子难堪均易让他们深感羞耻。我们也可以细心观察是否有迹象表明孩子的羞耻感过于强烈，如对任何形式的冷落或侮辱高度敏感。这种敏感应渗透于我们的管教策略，例如，有时我们只需提高声调就会引发严重的羞耻感。在孩子面对难以应对的情绪时，我们不妨稍加停顿、反思一下。我们不必急着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先提出问题，收集信息。例如，吉姆的母亲可以询问他为何觉得自己感到“自卑”；她也可以和他一起探究是什么使他对自己失去信心，而且还可以和他共同谈论怎样才能改善目前的情绪。
我们还应该有意识地避免将自己的养育方式或家庭理想化，或向孩子兜售自己的做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偶尔提起孩子应该欣赏的某些方面。不过，总体说来，重要的是让孩子形成自己对家长养育方式以及对家庭优缺点的理解。
同时，我们始终不该忘记孩子的成长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正如吉姆的母亲那样，许多家长或对自己感到羞耻，或受到孩子情绪的威胁，是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出现问题是由自己养育方式的差错直接导致的。尽管本书旨在认识成人塑造儿童道德发展的许多有效方式，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使成人摆脱一种误解，即认为父母的教育与孩子的问题之间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不是说父母的X行为就会导致孩子的Y行为。研究已完全推翻了传统的心理动力模式，这种传统模式认为几乎所有儿童的不幸都是由于父母教育的缺陷引起的，而过去几十年中父母甚至要为孩子的某些重疾承担责任，包括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如今人们知道这些疾病显然有其生物学的根源。现在我们明白性格气质和生物基因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深奥复杂。父母心中应当明白，儿童成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养育方式，也是养育方式、生物基因、家庭作用、同龄群体及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儿童的优点与缺点。
谈到避免羞辱孩子，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要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这点，我们或许应该有勇气请配偶或亲友不时对我们的养育方式发表评论——这在最后一章将加以详细论述。也许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有些父母才会意识到自己正是利用嫌恶来激励或操纵孩子。
我们还必须注意孩子带给我们的消极情绪，并意识到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羞耻感可能导致我们对孩子的羞辱，尽管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我们大都至少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即意识到自己受到孩子情绪的威胁，或为孩子感到羞耻。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快速区分有意与无意的思想与情感，但绝大多数无意识的思想并没有完全受到抑制——有时它们会振翼飞进我们的意识之中——而这些思想与情感往往是完全自然的，身为父母就免不了要遭遇它们。
如果这类情感根深蒂固或长期持续就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根源，因为其根源往往是某种我们未能有效解决的危险态度或情感——包括试图坚持关于快乐的某种观点，尽管对我们甚至已不再适用；担心自己能否成为称职的父母；期望孩子符合成功的形象尽管该形象对他们并无意义；我们的抱负曾经受挫；我们的虚张声势；未能摆脱的羞耻感等等。对于那些自身就无法摆脱强烈羞耻感的家长，让他们为孩子感到骄傲往往非常困难。毕竟，自己微不足道且存在缺陷，又怎能培养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孩子呢？自己与孩子是否会使我们感到羞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的情感状态。例如，处在抑郁中的父母会紧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一项研究表明父亲失业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可能对孩子做出负面的评价。
对于这些情况，一点自知之明便能发挥极大作用。抑郁研究专家及儿童心理学家威廉·比尔兹利（WilliamBeardslee）注意到自知之明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患有抑郁症的父母应对自身的负面情感，并使他们与孩子间的关系更为亲密。拥有一点自知也能帮助我们在动辄因为孩子感到羞耻时懂得应对。比如，有位家长曾经告诉我，母亲批评她的儿子懒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转身对他发脾气。但她控制住了自己，她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这类指责过于敏感。她决定暂不向儿子提及此事，除非有更多“证据”表明其所谓的懒惰已成习惯。
此外，因为羞耻感严重阻碍我们的自知与成长能力，并严重破坏父母与孩子间的关系，如何应对无意识的羞辱就不仅仅是父母养育是否成功的问题，这事关我们的幸福。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宽容地认识到自己正在与自身性格缺点抗争，认为我们容易将自己和孩子的缺点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就会停止对孩子的羞辱，就会更富有同情心，觉得天天都该知足。此外，我们日常更多的行为便会是真心的流露，使我们赢得孩子永远的信任与爱戴。如果孩子让我们感到羞耻，那便是一面特殊的警旗，告诫我们应该自我反省而非探查并夸大孩子的缺点。
如何面对排斥并坚持自我
一个星期六傍晚，丽莎的舍友突然将朋友卡蒂和莫妮卡带到宿舍中，还带回了杜松子酒和奎宁水。酒是卡蒂在一家酒店外花钱让人替她买的。卡蒂问丽莎想不想也来一杯。丽莎立刻谢绝了，因为她知道学校严禁学生喝酒。那天晚上，女生宿舍的舍监发现莫妮卡浑身酒气，在洗手间吐得一塌糊涂。舍监将此事汇报到学校纪律委员会。
学校纪律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包括传唤丽莎和宿舍的其他同学。委员会要调查到底有谁喝了酒，还有酒是谁提供的。
就在纪律讯问的前一刻，丽莎还在犹豫说不说实话。她明白学校对撒谎的惩罚非常严厉，但她也知道如果说实话，今后在学校里可能就再也无人理睬——卡蒂在学校里人缘非常好。
丽莎正在大厅等待时，教务主任从她身旁经过，并挖苦道：“但愿你会为自己感到骄傲。”说完看也不看丽莎就离开了。这句话就像触动了丽莎身上的某个开关：“他的话让我觉得学校里的成人根本不理解我，他们根本不值得我尊敬。”
在纪律聆讯时学校直接问丽莎酒是谁买的。丽莎回答说不知道。可后来董事会从莫妮卡口中得知，卡蒂曾向所有女生吹嘘过自己是怎么弄到酒的。校方绝不容忍撒谎的行为。丽莎被开除了。
丽莎的父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感到震怒。丽莎本打算圣诞节和朋友去滑雪，但她父亲，用他的话说，不想因为她没能坚持说实话、过于软弱还奖励她。丽莎的母亲却担心进一步的惩罚会疏远丽莎与他们的关系。她不想奖励丽莎，可也不希望母女关系在这个时候受到影响，而此时他们都觉得心烦意乱，她也担心丽莎偏离原来的成长轨道，这非常危险，所以她决定“尽可能地支持丽莎”。
丽莎从母亲处得知父亲不会同意她去滑雪后勃然大怒。“你们这些家伙还说要我信任你们！”她坚决又冷漠地对母亲说，“可我再也不会告诉爸爸我的任何事情，永远不会！你们可以让我回家，可我再不会和他说一句话！”
我常常听说父母担忧孩子过于渴望得到同伴的认可——担心他们没有主见，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毫无疑问，担心受到排斥或孤立如同羞耻感一样，可能造成许多危害。这并不是说同伴总是或只会带来破坏性影响。与人们的想象相反，许多证据表明同伴可以产生许多积极影响，例如可以激励孩子努力学习，争取优异成绩，避免染上抽烟的坏习惯。然而，将同伴视为绝对偶像所引发的愚蠢或残酷行为非常普遍，而对受到排斥或孤立的恐惧即便成年之后都难以消除。无数成人几近偏执地避免社会耻辱，宁可违背原则也不愿容忍同事的愤怒，或是为暴徒心态所困。
孩子能否忍受排斥并坚持自己的道德信仰与标准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他们的天性：是害羞胆怯还是坚定自信，取决于在他们家庭中受人欢迎是否标志着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文化或社区对自信与忍受排斥给予多高的评价。研究亦表明，如果父母从孩子幼年时期就尊重他们的思考能力，在做出家庭重大决定时考虑孩子的意见，那么就可以培养孩子独立推理、独立行动的能力以及忍受排斥的能力。
然而这种独立行动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孩子吸收道德价值观念的程度，取决于自我意识的力量，取决于孩子承受逆境的程度。孩子的自信不应被不时的孤独感打断，他们需要一个足够稳定的自我形象，即无论何时自我评价都比他人的评价重要得多。
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许多父母感到苦恼的是，他们看到的不是孩子拥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与忍受排斥的能力，而似乎反倒失去了自我。用道德成长专家卡罗尔·吉里根（CarOl Gilligan）的话说，尤其在许多女孩身上，自信似乎“转入地下”。更糟糕的是，大多数成人认为有助于孩子坚守重要原则的方式似乎都没有效果，有时还事与愿违，例如丽莎的例子。因此，孩子成年后内心能否有个不可动摇的罗盘，不仅取决于幼年时期接受的灌输，也取决于他们青春期的经历。
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许多方式可以帮助青少年抵御排斥、坚守重要原则。是什么阻碍了成人促进这一现象的出现？他们又该如何帮助青少年重获或塑造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关于青少年的悖论
有时成人丧失了对青少年的道德指导作用——他们变得过分苛求，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担忧。我们严厉苛求是因为认为青春期是道德成长的关键时期，是因为我们很自然会担心自己可以影响孩子成长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或许是孩子成年前我们向其灌输道德核心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青少年难以坚持重要原则，很可能是由于成人两个普遍的误区造成的。我们未能将他们的行为视作某个成长阶段的表现——就像我们容忍4岁孩子发脾气一样——我们中许多人，如丽莎的父亲，感到沮丧愤怒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十几岁的孩子屈从于同伴是缺乏勇气与意志的象征。我们将他们当作年轻的成人，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一旦他们拒绝向成人吐露秘密——比如放学后有人要打架，父母与其他成人往往就会开始谈论“如今的孩子到底怎么了”。电影《西区故事》（WestSideStory）中，库普基警官明显流露出对里弗及其团伙“火箭”的轻蔑，因为后者拒绝透露“火箭”和“鲨鱼”决斗的地点。如果我们将屈从于同伴视为一种软弱，通常第一本能就是认为严厉惩罚可以纠正这种行为，或只需通过劝诫就可以使他们摆脱它。“当孩子过于担心背叛朋友时，我们更要抓紧孩子，”一个受访者说，“我们必须告诉孩子要坚定，要坚持正确的东西。”
然而大量心理研究早已表明，对于父母来说，坚持某些原则固然重要，但若忽视或不能完全理解孩子对受到同伴排斥所持有的恐惧，我们就没有真正了解孩子——我们就会对青春期自我的本质产生严重的误解。因为对许多青少年而言，特别是在刚进入青春期时，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同伴的看法。没有什么比这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自我更能发挥影响力或影响立场的了。因此冒着受到同伴排斥的风险，并不仅仅意味着可能要忍受一段时间的孤独。心理学家及青少年研究专家罗伯特·柯根（ROberTKegan）认为，许多青少年感到“正在失去自我”。这也是丽莎不知道是否应该告发朋友的一个原因——担心失去自我，担心在学校中失去朋友，这和被开除一样可怕，尽管那也是一种耻辱。同样，丽莎无法忍受父亲的愤怒，是因为她在意识或潜意识里感到他根本不理解自己的内心想法，她觉得自己所受的惩罚过于严厉，而她面临的处境则是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正是在她需要父亲的理解、价值观念以及智慧来帮助她树立更为独立的道德观念时，父亲却将她推开了。
学校对丽莎的惩罚极具伤害性，这很可能影响她的一生，而且惩罚既不恰当也不公平，因为它是基于对丽莎能力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研究表明，最有效的惩罚应该是实质性而非严厉的惩罚——严厉的惩罚将使孩子过于关注惩罚的不公以及执行惩罚时的成人的负面品质，而忽略了惩罚所包含的道德要旨或信息。
但许多成人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未能帮助青少年找到他们的道德愿望。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不是太高，反而是太低。尤其在过去几十年中，父母越来越注重与孩子间的亲密关系，因此许多人就无法坚持严格要求和重要原则——关于青少年的另一悖论则使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几十年来，许多成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青春期是一个独特的成长阶段，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一些新的科学证据的影响，证据认为青少年的脑电图令他们成为截然不同的一种动物。我常听到家长谈到十几岁的孩子时，总把他们视为另一个族种——野性未驯、自我中心且不辨是非。1997年《时代》杂志一篇关于儿童的文章这样写道：“在儿童时代与成年之间存在着一个荒谬可笑又变化莫测的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危险、愚蠢冲动以及荷尔蒙引发的暴怒时期。”最近一本关于青春期的畅销书就叫做《分离的部落》（ATribe Apart）。
然而这样做与将青少年视为成人缺点的翻版是同样错误且危险的。认为青少年构造不同、超出常规的观点很容易成为回避冲突、放弃以高标准要求他们的合理借口。因为担心冲突，现在许多父母太过轻易地为自己的不负责任开脱，认为那只是一个“阶段”而已。事实上，丽莎的母亲在处理与女儿的关系时再现了丽莎所经历的失败——她非常担心激怒丽莎或疏远她们的关系，所以无法强烈表达自己对丽莎未能说出真相以及在看到朋友喝得烂醉时未能保护其安全感到失望，而这正是一条重要原则。（丽莎的母亲在处理与丈夫的关系时也再现了丽莎在学校的窘境——尽管她正确地预感到他的正义感将使丽莎疏远他们，她却没有勇气反对。）勇敢面对孩子的愤怒有助于培养孩子宝贵的道德品质，如果父母不愿意面对，许多关键信息就无法得以传递：如有些价值观念比受人欢迎更加重要；如孩子有能力承受同伴的排斥；如作为孩子应该效仿的榜样，父母有能力承受愤怒与轻蔑。
这么做需要极高的技巧，但我们成人必须牢记两种关于青少年的、看似矛盾的观念，从本质上说也具有讽刺意味——他们在依赖同伴的同时，又在提升自己的内在标准。正如“火箭”在《库普基警官》（Gee，OfficerKrupRe）中唱的那样：“问题是我们正在成长，问题是我们已经长大。”已有研究开始剖析青少年身上存在的多种形式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现，包括“现实自我”（acTualself），即你现在的自己；“理想自我”（ideal self），即你希望成为的人；以及“社会自我”（OughTself），即父母对你的期望（这与理想自我相符或相悖）。心理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早就认识到大量青春期叛逆行为的背后并非道德良知的缺乏，而是增强了的、觉醒了的道德良知。她认为青少年在受到新的冲动吸引的同时，也正在与心中越来越坚定的原则及标准抗争。因为他们往往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且内心存在着“理想自我”，他们需要并尊重那些完全理解他们与同伴交往中所遭遇的窘境，并符合他们高尚的内在标准的成年人。
那就意味着丽莎的父母不仅要表扬她没有喝酒，还应该对丽莎面对的艰难处境表示同情，并了解她为何要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们应该向丽莎强调告诉纪律委员会真相的重要性，同时承认学校对她的惩罚过于严厉。他们也可以问问丽莎，为什么在接受委员会询问之前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但应选择丽莎容易接受且不至引起其抵触心理的方式。
同样，学校的管教方式也必须切实地符合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例如，学校行政人员可以向丽莎表示理解她的困境，并对她的撒谎行为采取更恰当的惩罚方式——比如让她在一个学期内每周到图书馆帮忙，或连续几个周末禁止她外出。此外，这位行政人员不仅可以帮助丽莎加强对诚实重要性的认识，还可以让她更加理解为什么诚实如此重要——例如，可以向她解释谎言会使学校的管理难度增加、纪律松散。她不应对丽莎的不够诚实冷嘲热讽，而是应该鼓励丽莎如果再次遇到类似情况，例如为了朋友的安全或遵守学校重要原则而不得不“背叛”的时候，可以找她或其他顾问谈谈。她应该打消丽莎的顾虑，告诉她在这种情形下校方会尽力保护她的友谊，并且行政人员或顾问会就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这些友谊，征求她的建议。
作为成人，我们还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帮助青少年培养坚定的道德核心：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进行一项复杂的工作，即分析应该坚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坚持。成人常常提到有必要向孩子们讲述那些道德榜样的事迹——他们为坚持原则作出了重大牺牲，提到有必要告诫孩子们不应该屈服于同伴的排斥。尽管这类讲述与告诫十分重要，但坚持正义却不那么简单。即便是道德观念完全成熟的成人，在判断是否应该坚持、何时以及如何坚持自己的观点之时也往往并非轻而易举——是否要与有失公平的老板或同事针锋相对；好友虐待孩子时是否有必要冒着惹恼对方的危险指出其行为不妥；邻居是个种族主义者或为人粗鲁，我们该如何提醒对方。我们都知道在任何年龄坚持真我都非易事——这是莎士比亚著名的训谕——尽管这一观念十分诱人。没有哪种万能的道德指南针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所有困惑的森林。仅仅是告诫孩子要坚持真我不仅隐藏了事情的复杂性——因为这样做使人认为坚持真我只是勇气问题，而非认真考虑与智慧的结果——而且还剥夺了孩子获得成人指导的可能性。
作为父母，如果我们能够与孩子进行以下讨论，那么在孩子眼中我们将显得更加真实且更具价值：例如具体讨论如何平衡自己与他人的需求；哪些代价是值得付出的；何时要坚持良知，何时要适应他人对公平的感觉或顺应现实；如何判断自己的性格倾向是否正确，以及是否过于担心受到他人排斥。如果我们尊重孩子的思想、理解他们对这些情形的观点，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智慧与孩子的经历和世界相结合，那么我们与他们的谈话便能发挥最佳效果，我们亦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尊重与信任。这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主宰孩子内心世界与外界交往的社会动力与规范——例如，理解某些帮派的强大力量，以及被排斥在外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青少年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正是赢得他们尊敬的有效方式。学校行政人员劳拉·罗杰斯（LauraROgers）说，青少年可能完全丧失对同伴的判断力——尤其是可能低估或高估受到排斥的可能性——成人若能理解这点，便可帮助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培养更现实更成熟的洞察力来处理与同伴的关系。正是这种指导、换位思考（PersPecTive_Taking）与坚持的巧妙结合有效培养了道德独立中最重要的自我品质。这不仅是建立与某个孩子的真正联系，还是了解孩子对自身经历看法的一种能力，对高标准的坚持，对孩子世界的理解——尽管这对任何成人都绝非易事。
帮助孩子克服同伴的压力还需要另一种来自成人的指导：成人必须让孩子一起制定超越同伴认可或排斥、超越自我的原则与道德信念。因为正是这些信念使得青少年不再容易为同伴所影响，也正是这些信念将成为孩子成年之后道德特性的基础与自我的基岩。
许多伟大的戏剧讲述了十几岁的孩子或年轻人如何摆脱他人的低标准并培养了以上原则。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电影《码头风云》（Onthe Waterfront）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特里·马洛伊（TerryMallOy）天真地加入了一个流氓团伙，而在许多方面他还只是个孩子。在当地牧师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对正义感的认识，一种对社区负责的道德规范，远远超越了原先街头狗咬狗的道德观念。特里出庭指证团伙的罪行——他的“背叛”行为令人尊敬，而在这种新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在这一高尚行为的基础上，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他找到了始终困扰自己的问题的答案，即自己究竟算不算个“人物”。
从很多方面来看，特里·马洛伊的转变都有些奇怪。因为在美国的非宗教社区，我们似乎已经不再认为生活可以根据内心深处的原则与承诺进行安排，展现其意义及方式。军队征兵也不再以锤炼性格或追求理想为口号，而是承诺将有机会“完全展现自我”。心理学家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指出，过去相信自己指的是相信自己的原则，而现在指的是相信并提升内心欲望。我们往往寻求的是自我满足，而不是某个目标，后者将使自我这个观念显得陈旧过时。如今很少有儿童或年轻人仅仅因为某个人具有道德观念就认为他是个“人物”。
但将注意力转移到自我需求上时，我们就让孩子陷入了令人忧虑的困境。我们要求孩子坚持自我，而自我本身却不足以让孩子为之付出。成人不应只关注同伴产生的压力可能导致的危险，还应该自问是否正在帮助孩子寻找值得为之牺牲且超越自我的目标与承诺。这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东西。这种目标可能是个更宽泛的概念——如果她对学校有着更强的归属感；如果她怀有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理想，例如结束不公正行为的承诺；如果她怀有照顾他人或为他人负责的宗教信仰；或是仅仅怀有出自内心友好、宽容、利他的愿望，丽莎对教务主任的讽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以上任何一点或几点的结合就可以使孩子具有足够的自我意识以摆脱同伴的影响，或许关键时刻就不会再盲目追求受人欢迎，而是会坚定立场。而这一能力对孩子的道德观念与心理健康都同样关键。
诚然，上述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但可以真正帮助许多孩子成长为坚强诚实的人，因为它确定了责任所在：这责任不仅仅应该由孩子或其同伴承担，更是作为父母、教师及导师的我们都需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