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出版业也许是意识形态领域向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块阵地。
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审批通过的出版社大约有 570多家。
而在此之外，游荡的那些民营书商──曾被称为这个行业里的“毒瘤”。
第一个毒瘤的产生，也许要归结于 1980年代的承包制。
1984年，安徽科技出版社率先对省出版总社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版社又承包给下面的出版局，出版局又承包给各编辑部，层层承包的结果是承包单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向社外寻求资源。
一部分人看到了其中的机遇，他们从出版社购买书号，同时在外找人“攒书”并从中获利。
这是中国最早的书商，也叫“书贩子”。
“80年代是图书的疯狂时代，我们无论做什么书出来都会一抢而空。
”张小波回忆说。
刚刚从荒芜中挣扎出来的人们对一切精神的事物都饱含热情。
“书贩子”大多也是“个体户”，在集体时代时，他们已经由于种种原因游离在团体之外。
他们是最早一部分脱离了体制束缚的个体，独享利润，也独担风险，逼上梁山后只能凭着魄力和胆识吃饭。
“80年代的书商有些甚至不认字，他们用麻袋扛着书出去卖。
”张小波说。
但很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日渐成熟起来的市场体系中被淘汰。
新一批带有浓厚“文化味”的书商在 1990年代浮现出来。
“民营出版的入门门槛比较低，当年很多诗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转行做出版。
”但和第一批书贩子相比，这批所谓的“儒商”不得不面对逐步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更激烈的商业竞争。
张小波告诉我，“如果不懂市场，仅凭理想主义做书，很快就会赔个精光。
”所谓市场，是指发行渠道、推广的手段，更指如何琢磨大众的口味。
将读者细分，锁定一个较小的人群，做发行量小但品质较好的书，还是一件奢侈的事。
批发商、销售商拿走大部分的利润，书商扣除购买书号、作者稿费、印刷费等成本，所剩不多。
一本书如果卖到几万册，也许可以存活。
而如果一本书可以卖到几十万册以上，就可以摊薄成本，获得巨额利润。
因此，畅销，几乎变成了每个书商追求的目标。
1996年，张小波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几乎让整个国家都在谈论它。
在出版业，这是一个传奇。
“从这一刻开始，所谓的书，才走向市场了。
大家才承认有畅销书的存在。
”金丽红──《狼图腾》的幕后推手──告诉我，“而在此之前，谁要出畅销书，应该算大逆不道的事情。
”在新中国，第一本畅销书，应该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选集》。
到 1980年代的文艺风潮席卷全国时，文学和哲学图书摆满了许多人的书架。
而以“中国”吸引眼球的书籍，在 1990年代迎合了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
但如今，人们想看什么？《北京娃娃》？或者是远离于现实生活的神怪故事？──每一个书商都想弄明白。
2008年，张小波出版了《求医不如求己》。
这本书最后几乎占据了健康类书籍的市场。
金丽红的公司主打郭敬明的青春文学。
博集天卷，另一家独占鳌头的民营出版公司，将杜拉拉职场小说一网打尽。
而沈浩波在这一年，掀起了《明朝那些事儿》的读史热潮。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在缔造自己的畅销书神话。
目前看来，没有谁败下阵来──也许，除了读者。
2005年，沈浩波麻烦不断。
他在前一年出版的《草样年华》惹上了官司。
这又是一个关于残酷青春的故事，卖了 50万册。
“那时候公司都是靠个人英雄主义支撑，出一本畅销书，我们就能活一阵子。
”浦军说。
而英雄就是沈浩波本人。
这一年，中国的网络开始广泛普及。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形式，许多草根作者找到了新的小说发布渠道。
网络原创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
沈浩波留意到，在网上，关于神仙、妖魔、人类混战内容的小说点击量往往都超过 1亿。
但在图书市场上，却少有这类小说。
人们都说，这类出版物叫做见光死──印出来，卖不掉。
但沈浩波却相信这里有巨大的市场有待开发。
他开始上网疯狂阅读奇幻武侠小说，看了几十部后，他选中《诛仙》作为奇幻小说的范本。
“我要把它捧红。
”出版《诛仙》时，沈浩波对整本书的包装都经过精心考量。
随后，他开始推广“奇幻武侠”的小说概念，并在新浪网上策划有关“奇幻武侠小说是新文学门类”的讨论。
几个月后，《诛仙》系列 8本共卖掉 300万册。
但他依旧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忽视了占有这种品类市场的所有可能。
“奇幻武侠的概念是我推出的，但是之后，这个品类迅速被其他出版商填满。
”任何一个品类的图书都是一块蛋糕，沈浩波不甘心只分到了其中一小块，但是当他弄明白并跟进出版更多的奇幻系列时，市场已经过于饱和。
沈浩波接下来的奇幻书被埋没在铺天盖地的劣质模仿品中。
2005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从一楼到五楼，书架上都摆放着奇幻武侠小说，而且都是和《诛仙》一样的大 16开本，外观华丽，插图精美──用另外一些人的话来说，看到这一切你就想吐。
奇幻之后，读者的趣味很快被引到了盗墓上。
2007年，磨铁出版了《盗墓笔记》。
沈浩波要完全占有这个品类的市场。
在《盗墓笔记》这本书出版的同时，磨铁推出了另外 9本盗墓类图书。
书店的书架上充斥着磨铁的出版物──其他书商根本找不到陈列的位置。
磨铁的口号是“要把盗墓类小说载入史册。
”但同行们都说：“磨铁扰乱市场，把盗墓类图书做死了。
”这一年在喧闹中收场。
磨铁当年的码洋过亿。
在行业内，无人不知沈浩波的精明、敏锐，以及贪婪。
他俨然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在行业内他并不讨好，同行们说他冷漠、野蛮、做事情的目的性太强，也有很多人认为沈浩波把中国文学运作得越来越低俗化了。
[六]低俗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评价。
在中国，流行文化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已通过巨大的商业利益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娱乐、消费、快速、符号化是一个时代的关键词，每个人置身其中，无法逃脱。
一个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流行出版物编辑，常常需要面对分裂的自我和矛盾的内心。
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聪明、敏感、理解力强并且阅读量大，兴趣广泛且有判断力。
这样的人大多对廉价的流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抵触。
但他们每天都在为流行文化推波助澜。
他们要生活，公司要生存。
“流行文化就是软暴力，它无孔不入地充斥我们的世界，它在无形中强制个体失去自我意识。
”陈江戴着眼镜，穿着褐色的汗衫，修长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叩打着。
他叹口气接着说：“为社会生产真正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固然好，但那是理想。
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书和我日常看的书完全不一样。
如果按照我的品味做书，那一定很小众。
大众文化就是俗文化，但那正是商业价值所在。
”正如沈浩波所说“做事要职业”。
当我们问到流行文学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沈浩波表现得十分坦然：“没有差的流行文学，凡是流行必然有道理。
不要试图改变或者引导读者的品位。
流行文学可能浅显，但它让世界丰富。
出版，不是专门为一部分知识分子而做的工作，是为所有人，所有人都有权利享受他能理解并热爱的文化产品。
”沈浩波自己很少读这些书，他的时间要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诗歌。
他已经很久写不出诗了。
2006年春节的晚上，沈浩波整夜失眠，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发呆。
之后他开始在键盘上无意识的乱敲，在漫无目的码字过程中写出一首诗。
他兴奋万分，想再敲一下试试，于是又是一首，之后再一首，那夜他写了 4篇，感觉突然回来了。
他在博客里写到：“久违了，深夜写诗的幸福。
当年曾经每日如此。
但时隔一年多没有再在深夜写诗，如今卷土重来，幸福无可比拟！……一个不写诗的诗人不但可耻而且可怜。
我曾经见过那些神情委琐的‘前诗人’……酝酿点情绪，好重新杀往——诗江湖！”这一年，沈浩波都在疯狂地写诗，无论好坏，他都坚持不懈。
诗人不该是从生活中抽空的，我需要生活，才能写我的生活。
沈浩波以创作之名为商业生活找到存在的理由。
而诗歌创作也消解了商业世界带来的焦躁，他又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至少他自己这样相信。
2007年 5月，他和伊沙、胡续东等人被评选为“当代十大新锐诗人”。
韩寒曾公开对此奖项表示莫名，并在网上和沈浩波论战，表达自己对现代派诗的看法：“我认为现代派诗的文字已经失去意义，没有任何指向性。
他（沈浩波）直抒胸臆，用诗歌来说明了男诗人基本都是流氓这个古今一样的定理。
”而沈浩波在被问及对此事的态度时反问：“哪个男人不想性？”沈浩波开始更频繁地创作，他认为自己终于结束一次漫长的“青春期”蜕变──他的两个世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都不会再互相抵触。
2008年底，在许多人眼中，磨铁已经是一家庞大的图书出版公司──规模远远超过其他民营出版商。
他们拥有 230多个员工，下设 4个编辑中心，15个编辑室，同时有 20多条产品线，每条产品线都在源源不断的生产各种品类图书──那年他们出版了 600多本。
沈浩波并没有参与太多的公司业务。
他从不强迫员工出勤或者打卡，“公司的管理这段期间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苏静告诉我们。
这一年，他一个人带领一个编辑部做了 5千万的码洋。
所涉图书领域包括青春、言情、漫画、绘本。
但他很沮丧，“因为被动陷入码洋战略，很没意思。
”27岁的苏静白皙，清秀，坐在那里不说话时腼腆得像个小男孩，但一旦开口说话，能量就立刻从身体里迸发出来。
“我感觉太累了，到了极限。
我那时打算离开磨铁。
”他后来告诉我们。
磨铁处于一场轰轰烈烈的“造书运动”中。
以每本初印 1万册计算，磨铁全年印书 600万册，平均每月有超过 50万册的图书投向市场。
“造书运动”中生产的大量图书让经销商们不能招架，终端的陈列位置只有那么多，有些图书还没来得及上架就要面临下架。
更严重的是，“磨铁”内部原有的行政体系也无法支撑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堆高的新书。
整个生产链条都很忙碌却堵塞，该出的书出不来，印出来没处放，好不容易摆进了书店，却卖不掉，退回来迅速又变成废纸。
数量和码洋迅速扩充的同时，磨铁也急切需要提高图书产品的质量和内部企业运营管理的能力。
苏静的梦想其实是电影。
2004年，他从中央民族大学电脑语言专业毕业，考取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研究生。
他曾搞过小剧场，画过漫画。
2007年，苏静从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肄业，把之前的积蓄投入一部电影，但最终电影没能开拍，投资打了水漂。
最终，他来到磨铁。
沈浩波对苏静十分赏识。
他年轻、直接、逻辑清晰且执行力强。
他为磨铁创建了主打青春文学的第一个子品牌：“彩虹堂”。
但好景不长，在“造书运动”中，“彩虹堂”的标识被滥用。
因为公司架构等各方面原因，导致无法实现真正的品牌化管理，苏静对沈浩波说：“我不打算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继续了。
”“如果你可以留下来，你想做什么？”苏静一怔，他没想到沈浩波会这样问。
“我不知道。
”沈浩波说：“那你回去想吧，想好告诉我。
”苏静刺激了沈浩波。
他自己也意识到，磨铁也许急需一次内部改革。
2009年，沈浩波请来了一位职业经理人来担任公司运营总裁。
张凯峰曾在海尔集团做咨询工作，他和磨铁公司里其他人的气质迥然不同。
他个子不高，剃着板寸，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精神抖擞地提着一台商务惠普笔记本。
张凯峰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了一个详细的岗位职责和考核制度──对许多以文化人自诩的编辑来讲，这可能是一场噩梦。
随着张凯峰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空降兵从其他行业来到磨铁，内部的管理机构不断增加。
“真正的现代企业”，成了沈浩波的口头禅——问题是，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图书出版公司吗？“所有的图书出版，都是商业行为。
”张凯峰说。
那天我们坐在磨铁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外面，大风吹跑了咖啡杯。
他告诉我们他之前在海尔的许多成功经验。
最后我问他，你在此之前熟悉图书这个行业么？“不熟。
”他很果断。
张凯峰不清楚民营书商的发展历程，也不知道三联出版社是谁。
他确信的只有一点：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有着本质的共性。
卖冰箱和卖图书有什么区别？”他笑了笑，“从某个角度看，基本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