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径行印刷的技术。具体来说，首先是请书法很好的人把要雕刻的文字、图像写在纸上，再把该纸反贴于版上，轻轻平按，使纸上内容移到木板上，接着在板上依字样或图样进行雕刻；其次，印刷时在版面上刷上油墨，然后在版面上覆盖纸张，用干净的刷子均匀地刷过，使印版上的图文清晰地转印到纸张上。雕版印刷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
雕版印刷的“雕版”，有时叫做“镂版”、“刻版”、“刊版”、“墨版”、“椠版”、“梓版”等，有时也称为“付椠”、“付梓”或“梓行”、“刊行”等。雕版印刷所用的雕版材料主要是选用纹理较细的木材，如枣木、梨木、梓木、黄杨木等。至于选用哪一种木材做雕版，一般是要根据印刷品的精细程度，再选用硬度不同的木材。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学术界一般将其开始定于7世纪间。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初，玄印版刷墨图奘曾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僧尼信众。1966年在韩国发现雕版《大陀罗尼经》，刻印于704～751年之间，为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雕版刻本。现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阔30.5厘米，卷首刻印佛像，下面刻有全部经文。这卷印雕版制版图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图文浑朴凝重，印刷的墨色也浓厚匀称，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雕版印刷的使用到了9世纪时已相当普遍。唐五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兴起时期，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前后32年刻印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130册。宋代雕版印刷更加发达，技术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成都刻印质量为高。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费时22年，计1076部，5048卷，雕版达13万块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书。元、明、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还有书院、书坊和私人。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活字印刷是朝鲜发明的吗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由我国宋代的毕昇在雕版印刷普及的基础上发明的。但是有人却说活字印刷是朝鲜发明的，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让我们从活字印刷的产生、传播过程来看看。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版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泥活字版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其方法。其制作程序为：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再用。
历史上，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甚为悠久。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时，两国的交往已相当密切。7世纪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那时正值中国的唐朝。他们经常派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学生回国时往往带走大批书籍，同时也学到不少先进的工艺技术。印刷术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产生之后，首先传到了朝鲜，称为“陶活字”。据朝鲜的文献记载，“活版之法始于沈括”，也就是说朝鲜的活字印刷来自中国毕昇的发明。朝鲜半岛先后应用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铁活字，还有后来创制的瓢活字印书。其中最有成就的是铜中国印刷术外传达图活字。大量铸造金属活字，是朝鲜印刷史上最突出的成绩。它们铸字的方法，可能受中国铸铜币、铜印和制作锡活字的影响，因为朝鲜铜活字采取的是雕木字模、作细沙反模，然后浇注铜液等基本方法，与中国铜币铜印铸造法，几乎是一样的。朝鲜半岛不但很早铸铜活字，也是较早采用铅印的国家。此外，在1688年，朝鲜人还铸成铁活字，铸造铁活字在技术上是比较困难的。由此可见，中国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半岛后，朝鲜人民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尤其是在金属活字的应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们可以从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直指》中看到朝鲜半岛于14世纪时铜活字印刷水平之一斑。为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创新、发展与发明是两回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从活字制作，到拣字排版，到刷印、拆版和还字，有着一整套完整、科学的工艺方法活字板的轮图。后来中国乃至朝鲜出现的泥、木、锡、铜、铅、铁等活字，除材质的不同外，工艺技术上与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并无实质性不同。拿木活字来说，毕昇于制作泥活字之前已试用过木活字，只是因木字遇水膨胀，故改木而用泥。此后不久木活字又被采用，这有西夏文木活字印刷的佛经实物为证。西夏木活字印刷与毕昇泥活字印刷除材质之外，工艺技术上无多大区别。故“发明”一词是不宜滥用的。后来印刷术又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15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公元1456年，德国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400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迅速传到其他的10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16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19世纪传入大洋洲。从13～19世纪，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从上述活字印刷的产生、传播过程来看，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而非朝鲜发明的。
（吴淑娟、洪秋兰）
中国古代四大藏书楼
中国的藏书起源很早，大约可以上溯到周代。周朝设“史”这一官吏，专门掌管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汉代设立国家藏书馆，其中有专门抄写书籍的人员，并定出标准本。汉朝的兰台、石室、麒麟阁都是藏书的地方。其后官私藏书籍有了更大的规模，藏书楼也越来越多。几千年来，藏书楼在保存文化遗产、开发文献、总结藏书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历史的贡献。现存古代四大藏书楼为天一阁、皕宋楼、嘉业堂、文渊阁。
天一阁
天一阁是明代私家藏书楼，誉为中国藏书“第一楼”，位于宁波城月湖之滨，由明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距今已有43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是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阁名取义于汉郑玄的《易经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表“以水制水”之意。清康熙四年（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在天一阁前增筑假山园林，使天一阁更具江南园林特色。1982年天一阁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一阁的布局，在主轴线上，前为天一池，中为天一阁，后为尊经阁和明州碑林。天一阁为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重檐硬山顶，前后有廊。楼上为通长的一间，以书橱间隔。楼下面阔、进深均为六间，喻“天一地六”之意。清乾隆皇帝曾命测绘天一阁书楼、书橱款式，兴建文津阁等南北七阁，以藏《四库全书》，天一阁因此闻名于世。
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藏书的一大特色主要为宋元以来刊本、稿本、钞本，而以明刻本为主，其中明代的地方志书、政书、诗文集等为多。后历经沧桑，藏书散失很多，至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天一阁藏书实存5.3万余卷，4094部。鸦片战争时，天一阁藏书被英国侵略者掠去《大明一统志》等数十种。咸丰年间又遭盗窃，至1940年，天一阁藏书仅存13038卷，1591部。加上清代范氏子孙添藏和范氏家著，总数不过24752卷，1854部，只及范钦当年所藏的三分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多方征集了许多原天一阁的藏书和其他重要善本图书，现天一阁藏书达30万卷，其中善本图书8万余卷。为加强对天一阁的保护，国家曾多次拨款维修。1979年建立了天一阁文物保护管理所，专门从事对天一阁藏书楼及其藏书的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
皕宋楼
皕宋楼是我国近代社会的比较著名的藏书楼，由浙江陆心源创建。陆心源（1834～1894年），字刚甫，一字潜园，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陆心源喜好文化事业，爱购书藏书，共建藏书处三所，总藏书量达15万卷，号称当时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
皕宋楼藏书丰富完整，内容涵盖经、史、子、集。据《皕宋楼藏书志》著录其所藏古籍共有1111部，其中来自明清收藏家的有409部，占皕宋楼藏书的三分之一，其余未著录藏书来源者占多数。皕宋楼藏书为天一阁的两倍，其中宋、元刻本多达600条种。这些书分藏三个地方：一是皕宋楼，专藏宋元刊本、名人手钞手校秘本。所藏之书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两百部的宋版书，所以取名“皕宋楼”，“皕”即两百的意思。一是守先阁，藏普通刻本，对外开放藏书。一是十万卷楼，藏明清秘，名人手校、手钞本、稿本。陆心源本人其著作宏富，体裁多样，遍及目录、版本、校讎、题跋、方志等文，论其藏书与著作成就，是晚清藏书家中最出色的。但后因其长子陆树藩经商失败，导致藏书全部外卖日本，至今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
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是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藏书最丰富的私家藏书楼，位于南浔镇南西街万古桥西，与江南名园小莲庄眦邻。嘉业堂藏书楼因末代皇帝溥仪题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和赏赐“抗心希古”匾额而得名。建于1920～1924年，由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创建。刘承干（1882～1963年），字贞一，号翰怡，南浔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095年）秀才，候补内务府卿御。
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平面呈口字形，之间正方形天井，占地约二亩。楼上楼下，共有52间。藏书楼的整体，伴有中国经典的楼台亭阁轩，典型又精致的江南园林风格，藏书楼四面环水，以一衣带水替代围墙，使书楼建筑、花园景观与四周村野风光浑然一体，藏书布局合理，各具特点，既有利保管，也便于阅览。
嘉业藏书楼藏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不专重于宋元刊本，更着眼于明清两代；二是广收地方志1200多种，33380卷，其中可称“海内秘藏”的珍本，就有62种。全盛时期，藏有古籍57万余卷，18万余册。藏书中约有宋、元刊本150多种，明刊本200种，清刊本5000种，钞校本2000种，其他精本1000多种；此外，还有碑帖数千种。藏书楼现藏书以宋刊《史书》、《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四部史书最为珍贵、号称镇库之宝。还有眉山刊本《宋书》残帙，近人张元济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曾采用补缺。至于宋开庆年间的110卷本《鹤山先生大全集》、宋淳熙戊戌本《窦氏联珠集》也是世上仅有的海内孤本、珍本，尤以收藏地方志最多最全面而著称于世。
1981年4月，嘉业堂藏书楼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7月16日，藏书楼被列入我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乾隆三十九年～四十一年（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为藏巨典《四库全书》，清朝共建有七座楼阁储存，以文渊阁最为壮观，位列七阁之首。阁为三层楼房，依浙江宁波天一阁规制，外观若二重，阁前有池，引御河水，楼外有直房，阁内上下全部存放书籍，全阁有103架，共6144函，36275册。文渊阁设文渊阁领阁事总管全阁事务，又设文渊阁直阁事，具体负责阁内图书管理事务。文渊阁的《四库全书》于1948年年底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省，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另外，故宫文渊阁还存放过康熙时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至今仍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吴淑娟、洪秋兰）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解缙、姚广孝等奉敕编撰。始纂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五年完成。初名《文献大成》，后经增订重修，命名为《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为11095册，约3亿7000万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建文四年（1402年），明成祖朱棣假借祖训“清君侧”之名，发动“靖难”之役，攫取了其侄建文帝的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以天下古今事物，浩如烟海，分散记载于许多书籍上，查找不便。于是下诏翰林院，命解缙等人系统收集天下古今书籍，编纂一本大型类书，并以此想利用编修典籍来笼络朝野儒士，使他们忠心效劳，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他要求该类书将“凡书《永乐大典》书影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次年11月，全书告成，朱棣为之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认为此书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又责令姚广孝、刘季篪与解缙等重新编辑，并专门任命王景、王达等5人为总裁，邹辑、梁潜等20人为副总裁，陈济等为都总裁，征调中外史官和各方文学之士为纂修，选书法颇好的国子监及郡县生员为缮写，命光禄寺给予朝暮膳参加编纂的官员前后多达3000余人。历时5年修成，朱棣改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序文，称赞这部书“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着为奥典”。
《永乐大典》汲取了韵书以韵检字的优点，确定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撰方法，对每一个韵目，都是先注音后释文，并附该字从钟鼎文到行草的各种写法，更便于检索。全书按《洪武正韵》的76韵目编排，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即以字系事。然后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名物以及奇闻异见、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非常详备。所有入辑的书，均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不过，《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有的以一字一句分韵；有的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有的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但正因为这样，宋元以前的佚文释典，多得借以保存和流传，从而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佚失的古籍共计385种，4926卷。《永乐大典》书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过。封面左上首签题《永乐大典》四字。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修完之后，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东阁的下阁，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储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很少利用。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年间，明孝宗朱祐樘才查阅，并曾命人将其中所搜集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应用。明世宗入继皇位后，为在大礼仪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仪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火灾，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永乐大典》由于明世宗特别督促抢救才幸免于灾。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明世宗命文渊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召集儒臣照原本誊写副本一部，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明末文渊阁被焚，《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在这时毁于大火。现存的《永乐大典》为嘉靖重钞本，清初移置翰林院，据史书记载，这部重录副本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之际，曾在宫中清查，发现丢失1000余册，2422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散佚2000余卷，剩下9677册，但仍然从中辑出佚书500余种。此后，该书又陆续丢失，其间经咸丰十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光绪元年（1875年）清点时已不足5000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存800余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余者寥寥无几。
《永乐大典》虽已残缺不全，但它的价值仍不可否认。故新中国成立后，多方搜集整理。到1959年为止已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215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730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共装订成220册，书前有郭沫若序。1977年中国台北世界书局又加印行。后又在国内外征集到63卷。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现存的《永乐大典》近800卷，缩印精装出版。
（吴淑娟、洪秋兰）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花了10年工夫，第一部书才完成。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以后又陆续分抄几部，并检查全书，撤毁和补充了一些书籍。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全部完成。《四库全书》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钦定《四库全书》本《长物志》目录《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大体可分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内府本，是原来储藏在宫内的旧刻本和抄本；第二是大典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逸书，有385种；第三是采进本，是从各省征集搜求的书，达12054种；第四是敕撰本，是清朝编纂的各种官书；第五是进献本，是当时藏书家应乾隆之令进献的书；第六是通行本，是采购来的社会上流行的书。
《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纂，每大部又分若干类。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召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典5类。全书除收录中国历代各种典籍外，还有朝鲜、越南、日本，以及印度和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述。全书共抄录七部，其中四部分别藏于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奉天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被称为“内廷四阁”；其余三部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被称为“江浙三阁”。
《四库全书》书影乾隆皇帝还敕命精选473种，19930卷，编为《四库全书荟要》。后又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对收入全书的各类图书，或虽未著录却有存目的6819种书籍，都以提要形式一一做出评介。其编简本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20卷。在修书过程中，清廷还查禁了一批书籍，分全毁和抽毁两种。禁毁的书籍，总数十分可观，但历来无准确统计。浙江省编《禁书总目》、河南省编《违碍书目》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文渊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而已非原书。1948年，国民党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省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往台湾省，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1935年，商务印书馆根据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69～197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又陆续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共12集。
由于卷帙繁多，《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明、清之际的书，窜改删改的多；不载版本来历；有的书不是足本。
（吴淑娟、洪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