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意大利威尼斯人。公元1266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可罗和叔父马菲奥随出使伊儿汗国的元朝使臣来到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朝见元世祖忽必烈，受到热情接待，后被充任访问罗马教皇的专使，返回欧洲。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11月，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前往中国复命，沿古丝绸之路东行，经过3年半的艰苦跋涉，于1275年夏抵达元朝上都，从此侨居中国17年之久。约从1277年起，马可·波罗从北京出发到中国各地游历访问。他曾到过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江浙、福建并到过西藏地区，并自称任扬州总管3年。因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和信任，马可·波罗还多次奉命出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等一些东南亚国家。1292年，马可·波罗随伊儿汗阿鲁浑请婚使者护送蒙古公主伯岳吾氏女阔阔真到波斯，然后从泉州由海道继续西行，于1295年和父亲、叔父回到故乡。次年，在参加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对同狱的比萨作家鲁思梯切诺讲述其游历东方诸国见闻，笔录成《马可·波罗行纪》，其中所述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及各地风俗情况基本属实。1298年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后成为巨富，因向乡邻讲述中国风俗时常以百万之数形容，故被称为“百万先生”。
马可·波罗从中国给他的故乡带回了大量的中国特产，如丝绸、瓷器、漆器以及其他工艺品；而他的游记则被陆续译为各种文字，流传到欧洲各国，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和展现了中国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激起了哥伦布漫游东方的决心，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在十七八世纪的近代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amode）。中国文化在欧洲产生深入影响，并得到广泛传播，以至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都以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领略中国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精神为时尚，被称为“中国情趣”（Gout Chinois）。
卷云纹填漆鼎欧洲社会流行的“中国趣味”之体现，其典型代表就是当时法国出现的“洛可可”（Rococo）艺术风格。“洛可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和影响，其艺术风格模仿中国式样，尤其是在庭园设计、室内装饰、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方面，曲线讲究趣味和非对称法则，色泽柔和而艳丽，崇尚自然，人物意匠上具有谐谑性和飘逸性等。中国的文学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并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为当时的欧洲人所推崇，作家菲费尔的代表作《寓言与故事集》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歌德也对儒家提倡孝道大加赞赏，他说道：“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此外，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风”也十分盛行。不仅在装饰器具、园林建筑、纺织品等方面，中国的皮影戏、宠物饲养、许多被称为“中国”的社交场所甚至“中国浴室”也都普遍风行于18世纪的欧洲。1700年元旦，法国宫廷采用中国节日的庆祝形式迎接了18世纪的第一个新年，“中国趣味”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纪欧洲的象征性情调。而且，这种情调不是简单、肤浅地追求时尚，中华文化的光辉与精华已照耀、渗透到西方人的头脑和生活中去了。
从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到近代欧洲流行的“中国趣味”，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化西传的高潮时期，这不仅是一段人类文明史上的佳话，更为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清代宫中的外国人：汤若望和郎世宁
明朝末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成功取得传教权，使紧闭的中国国门稍稍有所松动。此后，传教活动很快就达到一个高潮，不仅赢得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的信任，而且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大教区。1644年清军入关后，在华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又吸引了清朝统治者，并得到重用。西方传教士不仅顺利地渡过了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而且在清朝宫廷中获赐任职，一时间清宫中“洋官”云集，形成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局面。汤若望与郎世宁便是其中著名的两位传教士。
汤若望
汤若望（1592～1666年），字道未，原名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科隆人，1611年加入天主教耶稣会。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来华，抵达澳门。起初在北京学汉语，后到西安传教。明崇祯三年（1630年），经明臣徐光启推荐被召至北京译书，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并筹办了一所相当规模的科学图书馆。又监铸大炮，传授用法。清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将浑天仪、太阳象限仪、望远镜等三种天文仪器呈献给清朝统治者。次年，又整理成《西洋新法历书》，被摄政王多尔衮更名为《时宪历》而颁行天下，后被清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外国官员。自此，汤若望在清宫中屡受官职，地位不断提高，先后被加封为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大夫，赐号“通微教师”，甚至顺治皇帝也尊称其为“玛法”（满语，意为“爷爷”）。由于清廷中历法派系之争，清康熙三年（1664年），以前钦天监杨光先为首的官员指斥汤若望历法荒谬，诬告其图谋造反，在当时执政的鳌拜集团对控告的受理下，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其余所属官员均被罢黜治罪。康熙四年，汤若望被赦免，一年后，因年老中风而病卒于北京。
汤若望著述丰富，除《崇祯历书》与《时宪历》外，还著有《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测日历》、《新法历引》、《交食历指》、《历法西传》、《学历小辨》、《火攻絜要》、《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略》以及《汤若望回忆录》等。汤若望自来到中国传教，任职于明、清两朝，以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卓越才能和对己之职务的忠实尽职而赢得了两朝统治者的信任。汤若望既是一位神学家、史学家，又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在华40多年间，他为推动西学东渐，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郎世宁
郎世宁（1688～1766年），原名Joseph Castiglione，出生于意大利的米兰，1707年加入耶稣会，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9月到达广州，同年12月进入北京，入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一名宫廷画师。康熙皇帝非常欣赏郎世宁的才华，命他学习中国画技法。在雍正年间，郎世宁曾为雍正皇帝画过多幅画像，但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命郎世宁为他的首席宫廷画家，使得郎世宁有机会为乾隆皇帝留下了不同题材的画幅，有乾隆皇帝的画像，如《弘历射猎聚餐图》、《哨鹿图》等；有反映后宫生活的画幅，如《亲蚕图》等；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画卷，如《万树赐宴图》、《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等。郎世宁在意大利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学习了中国画技法之后，他用西洋油画透视和明暗的技法画中国水墨画，融西洋画三维感念和中国画工笔绘法为一体，创造了新的画风，对中国的宫廷绘画影响非常大。
朗世宁的艺术才能在乾隆皇帝修建圆明园时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乾隆皇帝让他主持在圆明园修建一组西洋建筑，他设计了一系列具有意大利洛可可传统风格的城堡式建筑依喷泉而设，喷泉如雨，绿树成荫，美丽别致。这就是以后的西洋楼。从今天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之中，仍然能看出当年其构思精巧的设计和装饰奇特的技巧。在圆明园中，最著名的建筑是一座以十二生肖为题的喷泉，它位于海宴堂及其阶梯旁，这也是郎世宁主持设计的。该喷泉由12只动物铜像组成，每一只铜像轮流喷水一个时辰（两小时），到了正午，水柱从12只动物口中同时喷出，场面极为壮观。可惜1860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洗劫，这些建筑也惨遭破坏。
作为一名传教士，郎世宁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他的宗教。他利用自己高超的绘画技艺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器重——他曾被乾隆赏三品顶戴，又用此来保护他的宗教。他曾三次面请乾隆皇帝缓和教禁，使得一度严厉的教禁有所缓和。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7月16日，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乾隆皇帝颁旨对他的功劳进行嘉奖，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此圣旨也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终乾隆一朝，郎世宁所受到的恩遇之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传教士。郎世宁去世之后，乾隆皇帝赐银300两为他安葬，而一般的传教士只有200两，可见乾隆皇帝对郎世宁的偏爱。
（杨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