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林则徐是近代爱国政治家、诗人，史学界称其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曾历任编修、监察御史、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为官清廉正直，关心民隐，为民众所称颂。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积极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禁烟运动”，收缴焚毁鸦片，积极组织海防，击退英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和进攻，是当时禁烟运动和抗战派的领袖。后因投降派诬陷，于1840年10月被革职，不久被流放新疆。1845年被重新起用，先后任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1849年因病辞职归故里。1850年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赴广西镇压太平军，于途中病故。
林则徐像在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夜郎自大，闭目塞听，长期对西方先进的科学采取拒绝的态度。清王朝内部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充斥着迷信愚昧，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茫然无知，许多朝廷大员甚至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以至于被外国人讥笑为“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
但是，在朝廷里，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为国家的现状感到担忧，林则徐就是鸦片战争前后开明士大夫的代表。为了寻求自强之路，林则徐在内政方面，不墨守成规，敢于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对外方面，能打破“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肯于了解外国情况，吸收新事物。在广东开展禁烟运动的期间，他非常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有英国人慕瑞写的《世界地理大全》，林则徐把它编译成《四洲志》。在《四洲志》中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又译辑了《华夏夷言》一书，以了解外国对中国事情的看法。还编译了《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等中国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使国人对外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军事上，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搜集了大量的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购买外国军舰武装自己的海军，这些准备都在以后同西方殖民者的激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闭目塞听，故步自封的时候，林则徐作为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努力冲破闭关自守的封建意识的禁锢，认真地调查中国之外的世界，这无疑给当时处于闭目塞听，盲目排外的封建社会带来了自救的一丝曙光。在林则徐等开明士大夫看来，要救国，就必须使国家强盛；而要使国家强盛，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要学习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于是，林则徐首先提出“开眼看世界”，在此号召下，《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帮助人们“洞悉夷情”的著作应运而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文明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但是由于中国积弱积贫的根子在于制度的腐朽和政府的腐败，所以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不推翻对内专制、对外媚敌的清朝政府，纵有西学洋器、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也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季羡林和“河东河西”说“河东河西”说是国学大师季羡林1989年的《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在该文中，季羡林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的关系。从当前世界文化的总体趋势来看，西方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是“河东河西”说的由来。
在季羡林看来，“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东西方文化各有自己不同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上的差别决定了两种文化的质的差别，可以说，“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相对于由希腊文化延续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则组成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分析的思维模式见长，而东方文化则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自己的特色，两种文化既有自己的长处，又有各自的不足。
先就西方文化而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文化已经昌盛了数百年，发达的科学技术在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从而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使世界人民大受其利。但是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思维模式是以分析为基础的，这种文化是在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但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却忽视了整体的联系，从而导致各种弊端的接连出现；其次，西方文化以征服和改造自然为主，要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但是如此一来，就在无形中破坏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合一”关系，最终导致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比如，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西方这种以分析见长的思维模式必然要走向没落、走向衰退，需要其他思维模式的补充。
在此，以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恰好可以作为已经难以为继的西方文化的补充，或者接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东方文化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主，注意考虑事物的整体，讲普遍联系，讲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例如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梵我一体”的思想，就是东方思想文化中的典型例子。在由分析见长的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层出不穷的今天，应该用东方文化来取代西方文化，用季羡林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因此，季羡林在某种意义上，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解释为一种“东西方文化互补论”。这两个论断都是以文化交流论为立论基础。总之，在处理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应该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发展都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衰退已端倪渐显，而以综合的思维模式见长的东方文化将逐渐显示出自己在合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巨大优势，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主流的世纪。
（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