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过一个时期的和平发展，又旧病复发，一些右翼分子开始重温军国主义旧梦，他们从后台跳到前台，公然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替军国主义招魂。
右翼分子既然硬着头皮否定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就必然要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教科书，以日本右翼思想培养日本下一代。
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是根据各国政府的意志，根据教学大纲编写的历史课本、讲义、讲授提纲，担负着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任务。
大多数日本人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之害，不少人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处于死亡与饥饿的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他们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恶痛绝。经历过战争的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未能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而感到内疚。出于这种反省，他们进行了历史的清算，特别是有正义感的学者，为了使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教训，在战后初期编写出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的教科书，以尽到教育后代的责任。
日本投降后，在世界民主势力的推动下，驻日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波茨坦宣言》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针对过去的军国主义教育，命令修改教育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传播军国主义及超国家主义思想。日本当局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取消鼓吹天皇制及军国主义的教学内容；将中央集权制的教育制度改为地方分权制的教育制度；缩小文部省权限，使其由监督、统治转为服务，规定文部大臣由教育家担任，导入教育委员会制度；改“国定教科书”为“审定教科书的自由选择”；停讲修身、日本历史及地理等鼓吹侵略战争的课程；驱逐教师中的军国主义分子；禁唱《君之代》歌，禁止奉拜天皇御像和遥拜皇宫等活动；废除《教育敕语》，制定战后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
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开始支持日本右翼势力，于是右翼文人及官僚闻风而动。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文部相天野贞佑。他以文部省的名义要求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主张仍以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战后日本人的道德准则，力图恢复修身课。这些主张因遭到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反对而未果。
1958年岸信介上台后，任命滩尾弘吉任文部大臣。滩尾弘吉被称为日本右翼元老政治家，1899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广岛县，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入内务省任职。历任内务省秘书官和官房会计课课长、生活局长、卫生局局长、地方局局长、大分县知事、内务省次官。战后历任文部大臣、厚生大臣、自民党总务会会长、众议院议长、自民党顾问等。
滩尾弘吉当上文部大臣后，第一次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重大修改，不仅不再写明中日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质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反而称赞甲午战争“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其后，日本政界、军界、财界的右翼势力纷纷介入教育，文部省也利用审定教科书的大权，强行修改教科书，把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掉，强制加进提高天皇地位、复活神化教育等内容。
滩尾弘吉的倒行逆施，遭到日本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家永三郎是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较客观地叙述史实，战后一直被日本当局采用。但1963年文部省却将他的《新日本史》做不合格处理。家永三郎要求文部省再次进行审定。1964年，文部省提出300条修改意见。家永三郎对文部省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行径表示反对，于1965年和1967年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法庭于1970年7月17日判决文部省违法，撤销了对家永三郎教科书的不合理处理，并明确指出：“根据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教育基本法第十条的精神，（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过程中只限于审查误写、误排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超出这一范围去涉及记述内容当否，实属违宪违法。”同年7月24日，文部省向东京高等法院起诉，反告家永三郎。1971年7月16日，东京高等法院一面判决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为合法，一面又认为审定教科书是教育行政手续问题，于1975年12月20日驳回了文部省的起诉。10天后，文部省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
为改变不利处境，文部省对《文部省设置法》第五条“文部省权限”做出重大修改，增加了“对教科书进行审定”和“对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指定发行者”两条，还做出扩大该省权限的决定：“对文部省有著作权或有著作名义的出版物进行管理。”这样，文部省就基本垄断了教科书的著作权，出版单位亦由文部省指定，便使文部省由“指导、建议、助成机构”，变成了掌握教育大权的集权化官僚机构。
进入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在对“家永三郎教科书案件”采取无限期拖延手法的同时，还利用在参众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在教科书审定方面又改取主动进攻姿态。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右翼团体对家永三郎横加威胁，与文部省配合默契，形成夹攻之势，不断掀起“修改教科书运动”。
在向家永三郎进行迫害的同时，右翼分子策划了篡改教科书的勾当。其主谋就是“宗教政治研究会”会长、自民党众议员玉直和郎。1981年3月9日，玉直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大肆攻击由正直学者所著的反映侵略战争史实的教科书。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由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教科书协议会”，要求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全面修改。
经过一年多的篡改工作，文部省在1982年6月25日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1983年度使用的教科书审定完毕。在这些教科书中，大量地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史实，把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改成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把侵华日军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把惨无人道杀害中国30万军民的南京大屠杀，改为日军“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把在中国推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为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把朝鲜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而“举行集会示威，独立运动波及朝鲜全土”，改为“示威和暴动波及朝鲜全土”，等等。
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的行径，激起中国、朝鲜和亚洲广大国家人民的强烈谴责，与日本当局和右翼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
1982年7月26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约见日本驻华公使渡边幸治，指出日本文部省于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篡改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态度极不严肃，动机何在是令人怀疑的，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中的错误。
7月30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忠言逆耳利于行》，指出“人们注意到，日本政府中某些居于负责地位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在大放厥词，竭力为文部省美化军国主义的行为辩解，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日本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在对记者发表谈话中，说什么在日本‘进入’外国时并没有使用侵略一词，因此如果要求把‘进入’改为侵略，就是‘干涉内政’，就是‘歪曲事实’，就会使孩子们说‘祖先干了坏事’。还有几名内阁大臣了发表了类似的说法。身为日本内阁大臣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实在丢脸。”
8月5日，吴学谦副外长约见日驻华大使鹿取泰卫指出，7月26日中国政府就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的过程中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一事提出交涉后，日本政府向我方作了答复。但文部省在说明中回避了审定教科书过程中的错误和日方应该采取的纠正措施，而是作了种种辩解，企图推脱责任。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一方，对篡改被侵略的历史的错误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予以纠正，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的正当权利，企图用“干涉内政”的指责来混淆是非，不仅掩盖不了篡改历史的错误，还会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再次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中的错误。
9月下旬，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铃木在与中方领导的会谈中谈到教科书问题时说，《日中联合声明》的“前言”中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的这一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日本方面要充分听取中国对教科书问题的批评。对于中国指出的有关表述，日本政府将负责尽快纠正，愿意诚心诚意地执行具体措施，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然而，日本右翼并不服输，他们对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事件中接受中国和亚洲国家批评，纠正篡改史实的错误极为不满，暗中策划编写、出版更坏的教科书。在这次活动中，“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最为积极。
就在日本铃本首相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表示要认真纠正篡改历史教科书之后，“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于1982年10月开始行动，用两年时间，写出了美化侵略战争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并于1985年8月送文部省审查。文部省“教科书审定调查审议会”接到送审本后，审查通过。
《朝日新闻》将此消息披露后，日本各在野党、教育界、工会和各界群众纷纷表示强烈不满，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当局和报界群起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右翼分子篡改历史教科书。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股野景亲，就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的新编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严正交涉，并递交了外交部的一份照会，指出这本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多处记述严重歪曲史实。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贯彻《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切实履行1982年所作的允诺，消除由于这一事态给中日友好造成的不利影响。
日本政府在接到中国照会后，立刻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和外相安倍晋太郎主张，使这本历史教科书作废，或敦促这本书的编辑主动撤销审定的申请，以外交为重的原则平息这场风波。但文部省认为，“不能使一度认为合格的教科书再度变成不合格。”6月10日，文部相海部俊树发表谈话，虽然声称文部省“正在按照重视与邻近各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进行努力，不允许偏离这一方针”，但无进一步表示。两天后，外务省发言人波多野敬雄在向外国驻东京记者吹风会上竟然说：日本正在对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全面复审，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在日本政府最后决定是否批准之前，中国政府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发表官方评论的做法都是“不大适当的”。
与此相呼应，6月14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称：“日本人有写任何教科书的自由”，中国等对“尚未审定完毕、也未向一般国民公开”的教科书进行谴责“令人不快”。
从6月中旬起，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抨击日益强烈，中国、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政府发言人和新闻评论纷纷谴责日本。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发表题为《日本又修改历史教科书》的社论，指出日本要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就要消除修改宪法和调整防卫政策等问题上的障碍，“日本统治集团和某些上层势力只有从改造日本人思想方面着手，这或许是日本在教科书上力图篡改史实，美化战争的动机所在”。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指出，“我们不主张老跟历史纠缠不清，但不幸的是，日本另一部分人却不如此思想”，我们“不得不向日本抗议，施加压力，以防患日本国粹主义分子的重新得势”，“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日本目前仅是‘经济大国’，还会接受抗议照会，一旦成了‘政治大国’，反应也许就会完全两样。外国人担心的是，篡改历史的那些人，正是主张日本应成为‘政治大国’的那股势力”。
在这种形势下，6月18日，中曾根首相发表谈话说：“在研究了中国等国的意见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希望对某些部分进行重新审定。”6月23日，中曾根首相重申要根据1982年官房长官谈话精神处理教科书问题，敦促文部省主持修改，并召开阁僚级协商会议制定措施。随后，中曾根首相召开有安倍外相、海部文相和后藤田官房长官参加的协商会议，要文部省通知《新编日本史》的编者，“如果不接受修改要求，最终将决定审定不合格，不得出版”。
教科书问题的三起三落，反映了日本右翼的影响已在某种程度、某种范围一度在国家机器中产生效果。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如果说在篡改教科书问题上，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为其侵略历史翻案的企图，那么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则是用死人昭示活人，明目张胆地为军国主义招魂。
“八一五”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分子就从四面八方奔向供奉着侵略者亡灵的靖国神社，穿上当年侵略中国、东南亚及同英美军队作战时的旧海军白制服或旧陆军黄制服，扛着三八大盖枪，佩着日本武士刀，耀武扬威地高唱《君之代》行进。
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1869年为追悼明治维新前后内战中阵亡的将士而建。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国家神道的建立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把东京招魂社改为日本靖国神社，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文告，把战死的军人美化为“军神”，在靖国神社安置神位，进行定期的祭祀和参拜。于是，靖国神社的地位日渐上升，成为日本核心神社之一。据统计，靖国神社中祭祀的“神灵”有250万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死于对外侵略战争的。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大举侵华招兵买马，曾在靖国神社正门外两侧立碑，上面共刻有6幅浮雕，颂扬日本军人的“勇武”。其中一幅刻写着：“上海事变爆发，昭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我海军陆战队击败八十倍于我之敌，发扬了武威。”而现在，这些歪曲历史、赞颂侵略的浮雕仍然完好地保留在那里，无声地向人们说明靖国神社的性质。当时日本天皇每年都身着“大元帅”军服在春秋两季前往参拜，从而形成今天所谓“春季大祭”和“秋季大祭”的惯例，只不过秋季的参拜时间从原来的10月中旬改为现在的8月15日，而“春季大祭”则基本未变。这样，靖国神社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武士道精神，欺骗日本人民为“大日本帝国”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卖命献身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推行政教分离政策，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团体，在战争中丧生的其他人也祭祀于靖国神社内，才使其性质显得模糊起来。但是，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竟被作为“昭和殉难者”祭祀于靖国神社，远东军事法庭定罪并处决的1000多名乙级和丙级战犯也被同样合祀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政界要人仍年年前往参拜，不仅严重地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引起人们对日本是否真正反省侵略历史，永不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极大怀疑。
日本投降后，迫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压力，日本右翼分子祭祀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曾一度有所收敛，但随着美国推行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日本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的活动再度复活，把许多战争罪犯作为“军神”，收集到靖国神社中供奉起来。到目前为止，靖国神社奉祀着从明治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次侵略战争中死去的“大邪军神”250多万名，包括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14人的牌位。
靖国神社的战死者灵牌中也包括日本军队中一般士兵、军队医务人员和一般军官，他们的亲属在春秋两季的祭日，去悼念充当了侵略战争炮灰的亲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决不允许把那些沾满中国和亚洲及英美将士鲜血的甲级战犯们当做“军神”供奉，不能把他们当做军国主义思想的象征而奉若神明，不能把他们当做“为国捐躯的忠臣、英雄”顶礼膜拜，不允许对他们以隆重的仪式加以祭奠，更不允许以日本最高行政领导人——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亲自带头带领日本内阁大臣去悼念甲级战犯。
令人遗憾的是，每到日本投降纪念日，总有执政的日本官员甚至日本首相、内阁官员去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们歌功颂德。在他们的影响下，日本右翼分子倾巢出动，把靖国神社搞得军国主义阴魂作祟，弄得乌烟瘴气，邪气十足，令人不能容忍。一些右翼分子不知从哪里翻出当年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者“皇军”军装，举起杀过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头颅的日本武士刀，扛着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作过战、打过仗的步枪，招摇过市。
一些右翼青年，头上系着印有红太阳的白头巾，叫喊“大东亚战争是神圣的”等口号招摇过市。神社大院一隅，陈列着以颂扬当年皇军“赫赫战功”和“剖腹自尽效忠帝国”为主题的绘画，书摊出售着《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等书籍。还有人在神社里散发着宣称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自卫”，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只是“胜者对败者的打击报复”等宣传品。神社内举行的“感谢英灵会”等集会，发表声明，叫嚷把日本当年的战争行为称作“侵略”加以声讨“极为不当”，并要求政府为早日实现天皇、皇后参拜靖国神社而努力。
由此看来，对待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态度决不是寻常小事，作为日本首相和各省大臣来说，实际上就是正确对待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历史问题，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大事：其一，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其二，战后根据盟军的要求，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灵，与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是明显不符的。
然而，从1951年吉田茂开始，日本各届首相几乎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70年代中期以前都极力避开8月15日这一敏感的日子，也未超出私人身份的范围。1975年，三木武夫首次在8月15日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首相及阁僚参拜逐步长喙，但在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问题上仍含糊其辞。
1982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开始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前往靖国神社祭祀和参拜。同年，日本政府把每年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月15日定为“追悼战亡者、祈祷和平之日”，不仅引起日本在野党、群众团体及舆论界的不满和反对，也引其中国和朝鲜等国的严厉指责。
1983年秋天，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认为中曾根率日本阁僚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国《人民日报》刊载新华通讯社的述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年日本少数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人的活动和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超过了往年。”1985年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日本和亚洲国家发表许多纪念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谈话，都警告日本领导人不要再参拜靖国神社，认为这极端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中曾根康弘却仍率领18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强烈谴责。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行为可谓登峰造极，与他的历届前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桥本任首相前曾长期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平均每年要参拜3次靖国神社。桥本虽承认日本过去对中国有过侵略行为，但坚持“上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日本的所有行为不能都断定为侵略”。这种历史观是他参拜靖国神社的思想根源。在很长时间里，桥本都利用日本遗族会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己和自民党捞取选票。
不少日本人无视日本给中国和亚太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只看到自己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儿子、丈夫或父亲，以此为借口不接受“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桥本迎合这些人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些人的心理要求，也为自民党捞了一批选票。
“日本遗族会”在日本被视为自民党的“票田”，其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日本遗族厚生联盟”。其成员在日本战败之前被誉为“荣誉之家”，但在日本战败后则遭到冷遇，因而日本全国的战争遗族便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953年该盟改称“日本遗族会”。其后，甲级战犯日本东条英机内阁藏相贺屋兴宣出狱后担任第四任“日本遗族会”会长。结果，从60年代开始，该会开始提出由国家“维护靖国神社”“英灵显彰”“援助遗族”等活动，要求日本政府给战争遗属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安慰和补偿。它在客观上为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势力所利用，故被称为“鹰派组织”。日本遗族会现有140万户，在日本全国建有1万多个支部，其中自民党员就占17万人，所以，要竞选自民党总裁往往离不开这批党员的支持。
为捞取政治资本和选票，桥本龙太郎曾对中曾根首相中止参拜靖国神社大加指责。1985年10月，他曾对当时的中曾根首相中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批评说，众多国民对此“极感失望”。1992年10月，他又说“军人遗属无法理解政府称其战死的丈夫为侵略者”。1995年8月15日，桥本再度参拜靖国神社时称：“我不想强迫别人，但希望不要妨碍我的感情”，“我是作为日本遗族会会长参拜的，不是私人性质的”。这就使日本国内外一些报道几乎一律把桥本说成是日本自民党内的“鹰派”人物。
1995年5月末，在执政三党内，围绕战后50周年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发生分歧，桥本采取了折中的立场。在前法相奥野诚亮发起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名单中可以找到桥本龙太郎的名字。该组织反对通过一项承认日本曾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不战决议。但是，由于日本联合执政三党有约在先，要在战后50周年时通过一项国会决议，所以桥本作为通产相为维持政权稳定而不便正面反对，但在决议内容方面，桥本则有他自己的考虑。
桥本曾找到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表示，“有报道说遗族会反对决议，并非如此”。作为当时遗族会的会长，他在阁僚恳谈会上向当时的村山首相表示：“遗族会不反对国会通过谋求和平的决议，只是作为遗属的心情，希望避免使其亲人受到屈辱的措辞。”正因为如此，桥本对细川、村山两位首相全面承认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持批评态度，对村山首相1995年8月15日就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发表的下述讲话特别不满。村山在讲话中真诚地表示：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会常常忘记这和平之可贵与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日本政府将本着这种想法，进行在近代史上日本同近邻亚洲各国的关系的研究，并扩大同该地区的交流，开展这两个方面的和平友好事业。同时，关于我国现在致力于解决的战后处理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信赖关系，我将继续诚恳地加以处理。正当战后50周年之际，我们应铭记在心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通往和平繁荣的道路。我国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一段时期，因为国策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将来犯错误，要虚心地对待这一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在此我们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致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牺牲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桥本害怕村山首相这个讲话引起中国和亚洲国家要求赔偿等国际问题，便反其道而行之，以日本政府通商产业大臣和“日本遗族会”会长身份，同8名内阁大臣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之一是为自己和自民党捞取更多的“遗族选票”，并迎合自民党内保守势力的情绪及巩固在自民党内的地位，桥本也因此在国际上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鹰派”形象，引起了亚洲邻国的高度警惕。
桥本当选首相后，起初对改变自己的“鹰派”形象格外精心，他意识到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名声，还可能影响他执政期间日本同中国及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必须言谨行慎。他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于1995年10月31日辞去“日本遗族会”会长之职。关于参拜靖国神社，他只是说自己“小时候曾参加为日本士兵上战场的送行活动，这使他不能不想起他们”。
1996年4月23日上午，日本自民党88名议员和新进党32名议员参加了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桥本内阁科技厅长官中川秀直、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冈部三郎、自治大臣仓田宽之分别前往参拜，而桥本则没有像往年那样前往参拜。同年5月27日桥本表示：“既然进了首相官邸，8月15日就不能去了”，但“并非不能以私人方式去”。
然而，言犹在耳，桥本却突然于同年7月29日上午旧态复萌地参拜了靖国神社。桥本为自己辩解说，他选择7月29日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这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为避开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另外还因为他的一个堂兄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记者问他是以何种身份参拜时，桥本竟答道：“怎么说都行。”他还说什么：“因为这种行为而影响国际关系的现状应该结束了。迄今我每次参拜都写明自己的身份，因而当了总理大臣就写总理大臣。”很显然，这就是以首相身份进行的参拜。
这是自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邻国谴责以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第一个日本首相。它不仅对中日关系再次产生消极影响，也使桥本在亚洲的形象大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便对桥本此举表示遗憾，称这“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应真正反省过去那段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各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韩国外务部当天也发表评论，要求日本尊重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朝鲜、新加坡等国也对桥本此举加以谴责。
值得使人警惕和注意的是，日本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有时以政府官员名义，有时以私人身份；有时表现露骨，有时表现隐晦，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