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赌场上的人有这么一种心态：赢家越赢越想赢，恨不得将别人的钱财全部据为己有才肯住手，结果却可能输个精光。
官场上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心态及遭遇：官职越高还越想升高，恨不得做到皇帝才罢休，结果却可能是身败名裂。
“知足常乐”，这话既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又是一种很有教益的官场哲学。
萧嵩在唐玄宗时任宰相，因与另一名宰相关系不够融洽，便上书皇帝，请求退休，玄宗问他：“我并没有厌倦你，你为什么要退休？”
萧嵩说：“我蒙受陛下的厚恩，任职宰相，富贵已到了极点，趁着陛下还未厌倦我的时候，我还能够平平安安退下。等到陛下一旦厌倦我了，我的头颅都难以保住，怎么还能按自己的心愿行事呢？”
他后来终于如愿以偿，悠游园林，修身养性，活到八十余岁才死。
很多人的失败在于不懂得适可而止，不懂得知足。萧嵩没有蹈这种人的覆辙，当他预见到可能出现的祸难苗头，便毫不留恋，及时抽身退步。他的决定是十分明智的。
可惜的是，这种明智不是人人都有，有很多风光一时的大人物，最后却落得一个悲凉的收场。
年羹尧，字亮工，祖籍安徽怀远县，后来迁到山海关，世代为清朝征战出力，立下汗马功劳。
年羹尧早期仕途一路顺风，1700年考中进士，入朝做官，升迁很快，到1709年已成为四川省长官，成为国家重要的地方大员。这个时期是清朝西北边疆多战事的时期。当时康熙重用年羹尧，就是希望他能平定与四川接近的西藏、青海等地叛乱。年羹尧也没有让康熙失望。
由于年羹尧从小曾在雍正家里呆过，因而一直视雍正为他的主人，而雍正能成为皇帝，年羹尧也出力颇多，因而即位后的雍正更加信任年羹尧。西北地区的军事民政全部由年羹尧一人负责，在官员任命上雍正也常听年羹尧的意见。雍正不仅对年本人而且对他全家也很关照，年家大大小小基本上都受过雍正封赏。
但是，随着权力的日益扩大，年羹尧以功臣自居，变得目中无人。一次他回北京，京城的王公大臣都到郊外去迎接他，他对这些人看都不看，显得很无礼。他有时对雍正也不恭敬，一次在军中接到雍正的诏令，按理应摆上香案跪下接令，但他就随便一接了事，令雍正很气愤。此外，他还大肆接受贿赂，随便任用官员，扰乱了国家秩序。他一出门威风凛凛不算，甚至连他家一个教书先生回江苏老家一趟，江苏一省长官都要到郊外去迎接。雍正渐渐对他忍无可忍。
1726年初，年羹尧给雍正进贺词时，竟把话写错，赞扬的语言成了诅咒的话，雍正便以此为借口，抓了年羹尧，此后又罗列了多条罪状，将他彻底打倒。最后雍正令年羹尧自杀，年羹尧在狱中上吊而死。
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当天下已定，就不再是你与老板称兄道弟的时候了，大丈夫应当进退有方，要警惕每一种危险因素。
并不是每个老板都会“杀”功臣，但功臣被“杀”，也总是有原因的：
就老板这边来说，有的纯粹是基于私利，不愿功臣来分享他的利益，抢他的光芒，所以“杀”功臣；有的老板为了保持“天下是我打的”的绝对成就感，所以“杀”功臣；更有的认为利用完了，再也不需要这批当年共打天下的“战友”，所以“杀”功臣。
就功臣这边来说，有的功臣自以为帮老板打下天下，如今“天下太平”，自己正可以握重权，领高薪，甚至威胁老板顺从自己的意志；有些功臣因为的确功绩不凡，颇受属下爱戴，因而结党拉派，向老板“勒索”利益；有的功臣则不断对外炫耀自己的功绩，忘了“老板的存在”……
总之，功臣让老板产生威胁感、剥夺感，老板自尊被损，又不愿功臣成为负担，从义理、私心考量，于是不得不假借各种名目把功臣“杀”了。说句老实话，有时候功臣还不得不“杀”，因为有些功臣在立下战功后，会认为自己的功劳天大地大，其嚣张跋扈反而成为大局的危险因素，“杀”了他，反而可使大局清明稳定，所以“杀功臣”这件事并不见得都应受到责备。
不过，再怎么说，“杀功臣”之事总是令人伤感，而一个人若有能力，也不必避免当“功臣”，倒是天下打下来之时，自己的态度要有所调整：
1.急流勇退，另谋出路
臣子不是必然会被“杀”，但被“杀”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因此与其待得越久，危险性越高，不如在老板还珍惜你时，以最光荣风光的方式离开，为自己寻找另一片天空。也许你走不掉，但至少这个“退的动作”也是表态，老板会欣赏你这个动作的。
2.隐姓埋名，不提当年勇
也就是说，如今只有老板的名字，你的名字消失了，一切荣耀归于老板，你从此“没有声音”，也不可提当年勇，你一提，不就在和老板争锋头吗？他是不会高兴你这么说的。
3.淡泊明志，终生为“臣”
利用各种时机表现自己的胸无大志，无自立为“王”的野心，永远是老板的人。你若野心勃勃，老板怕控制不了你，又怕商机被夺，迟早会对你下“毒手”。
4.与时俱进，自显价值
很多“功臣”认为“理所应得”很多利益而不做事，然后成为退化的一群，因而被“杀”。因此要保全性命，必须随时显露自己的价值，让老板觉得少不得你，否则一旦成为“废物”，就会被当成“垃圾”丢掉，谁还在乎你曾是“功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