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三思而后行。一件看似不合理的事情，或许又有它盘根错节的深层原因，谁是它的执行者？谁又是它的主使者？弄清楚这些来龙去脉之前，先别急着给它定性。
光绪年间，原来新疆回民起义一起，俄国以保侨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扬言暂时接管，回民起义一平，即当交还中国。等到左宗棠西征，先后克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重镇，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开始议及规复伊犁、要求俄国实践诺言，而俄国推三阻四，久借不归的本意，逐渐暴露。于是左宗棠挟兵力以争，相持不下。这样到了光绪四年秋天，朝议决定循正式外交途径以求了结，特派左都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又赏内大臣衔，为与俄议约的全权大臣，许他“便宜行事”。
崇厚抵达俄京圣彼得堡，谈了半年才定议，他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大臣”资格，在黑海附近，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内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偿付“兵费”五百万卢布，增开通商口岸多处，允许俄人通商西安、汉中、汉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他就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此时李鸿章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李鸿章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
而李鸿章的居心又如何呢？
这皆因他个人私心所致，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捻回起义，二十年指挥过无数战役，麾下将校，从军功升至总兵、提督的，不知凡几。若这仗再打下去，两人势力不免此消彼长，绝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有时候，一件看起来荒谬至极的事情，却有它不可言传的深层原因，在还没摸清深浅之前，先不要忙着与其唱对台戏。
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大环境考虑，你会发现也许它会牵一发而动千钧。上至家国大事，小到一个圈子里的平衡，在幕后，总有一些盘根错节的故事。
比如，在偶然机会下，你获悉一个秘密——上司跟某同事勾结，利用职权套取公司的一些方便或好处。即使不是直接损害公司的利益，起码也是对公司不公平的，看在眼里，你一定有揭发他们的冲动。
然而，且慢，奉劝你作出义举前先详细分析情况。
你告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轰走他们？还是只收杀一儆百之效？无论如何，你必须了解一下，一旦行动，后果怎样？
老板知道了这回事，必然不能容忍，肯定会辞掉两人，同时会更注意内部的各项制度，甚至立刻整顿人事。此举可能令你成为不受欢迎人物，在公司里被孤立。
只要你认定付出这代价是值得的，大可按计划行动。
如果老板是默许那种事存在的，那么你去告发，等于枉做小人了，而且多数无济于事，到头来你或许会被人瞧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上司与同事勾当的事实；二，便是另谋他就，眼不见为净。
余小姐的第一个工作是出版社的助理编辑，她文笔不错，学习意愿高，因此才进出版社3个月，与出版有关的事已熟悉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老板召集大家开会，轮到余小姐报告时，她提出印刷质量不好及印刷成本太高的问题，并说假如能降低5%的成本，每个月就能省下二三十万，说到激动处，还说那家印刷厂“吃人不吐骨头”。
老板对她的报告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从这一天开始，余小姐开始感受到负责印务的同事对她的不友善。
第四个月，余小姐离开了这家出版社。
年轻人最容易犯类似余小姐的错误，因为年轻人纯真、热情、有正义感，在工作中更是力求表现。
余小姐应该只是协助做好编辑业务，每本书的印发另有其人。负责编辑的人理应有权对书的印刷质量表示意见，因为质量不佳，影响销路，编辑部门也难逃被检讨的命运。但余小姐只是一名新进的助理编辑，年纪轻、职位低，在公开的会议上检讨、批评别的部门所负责的工作，本就要冒一些风险。
任何人都不喜欢被批评检讨，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因为一则有伤自尊，一则任何批评检讨都会引起旁人的联想与断章取义的误解，总之，是带有伤害性的一件事。余小姐的批评，狠狠地踢了印务部门一脚，印务部门的同仁不记在心里才怪！
任何单位都会有“油水部门”，以出版社来说，印务部门就是“油水部门”。不管承办此项业务的人有没有拿到油水，被批评“质量不好、成本太高”，就等于被人指桑骂槐，暗示“放水、拿回扣”，此事攸关面子及操守，承办人员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些老板会对余小姐这种做法抱着沉默态度，不处理，也不劝诫当事人“少开口”，目的便在于利用双方的矛盾，让他们相互制衡，并从中获取情报及员工的隐私。余小姐未明白此点，而老板也没有因为她的忠诚而刻意保护她。因此，她选择了离开。
你的单位越大，人际关系也就越复杂。因此你必须多听多看多了解单位内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冷眼旁观，不要卷入无谓的斗争中，陷于被动。